辯護律師眼中的劉曉慶

　　編者的話：錢列陽：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北京市中孚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委員。做過10年警察後又做了10年律師。曾是江西省南昌市“德國牙醫”案、“廈門遠華”案等重大名、要案的辯護律師。2003年他的名字與許多重大事件緊密相連，如“非典”第一案、劉曉慶稅案、趙安受賄案等……中央電視台評出的2003年度“十大案件”，他一人就代理了其中的兩件。

　　自2003年1月10日起，錢列陽接手“劉曉慶稅案”。作為“四人律師團”成員之一，負責為曉慶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劉曉慶辯護，而其他3位律師許蘭亭、張青松、李肖霖則分別是曉慶公司的辯護人、公司總經理靖軍的辯護人和冉一紅（劉曉紅）的辯護人。 現在，劉曉慶已從“曉慶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涉嫌偷稅案”中分離出來，另案處理。於是，4個人變成了這樣的組合：許蘭亭和李肖霖是公司偷稅案的辯護人，錢列陽和張青松作為靖軍個人的辯護人。

　　採訪中意外發現，這位名律師除了有理性、冷靜等律師的特質以外，言談話語中竟十分有文采，不僅出口成章，而且妙語連珠，文中所現可能也僅為十之一二。採訪一開始他便聲明：從嚴格意義上講他不能算是劉曉慶的朋友，因為他們在生活中彼此算不上很了解，即使現在見面也只是談案子，從未跟劉曉慶本人做過人性方面的探討。以下便是這位理性的律師對劉曉慶的感性認識。

　　跟劉曉慶的接觸是從她的案子開始的，當她的家人找到我時，我並沒有馬上答應。當時京城的律師界對“劉曉慶稅案”表現出了出奇的低調，而我的父母對我是否接此案也有兩派意見。在經過一周的思考後我最後決定受理此案，也同時考慮好了該如何操作，即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舉輕若重，不能有任何程序上的失誤。因為這個“名人要案”實在太敏感了。

　　對劉曉慶的認識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以前是從銀幕上認識；真正見面時，她已是“階下囚”；直到現在，她出來後在生活常態下見到她。跟劉曉慶接觸的這段時期是她一生中最黑暗最低潮的階段，由於職業關係，我得以在作為她的辯護律師的過程中了解到一些她的精神層面的東西。

　　她的堅強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包括很多男人也是做不到的。

　　公元2003年2月17日上午10時，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和許律師第一次見到了著名的當事人—在押犯罪嫌疑人劉曉慶。見面之前我準備了很多鼓勵她的話。當時見她的時候是案件最不明朗或者說是最艱難的時期，可劉曉慶和我們見面不久就說出了讓我頗感意外和震撼的一席話，她說：“即使我被判有罪，讓我去服刑，去勞動，如果是去摘棉花，我也會是摘得最多的那一個。”她當時的處境就像是一個人掉在井裡，周圍全是牆，只能看見頭頂上的那一小塊天，人在這種環境下很容易沮喪和絕望，她說出這番話後我便清楚了她不需要我的鼓勵。

　　記得第一次見面前，姜文曾托我轉告曉慶：“繁忙其實是對人的一種損耗，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很好地反思一下。也許以後的曉慶才是真正的劉曉慶，人性會更加完整。”這番話讓我也猛然一驚，一個人做事要厚積薄發，但人們經常做反了，往往厚發而薄積。於是馬上反思自己是否在繁忙中忽略了“厚積”呢？曉慶是個極聰明的人，我想她已經把這番話轉化成了行動，學會了利用這段特殊的日子為今後的奮起而靜心積澱。

　　由此，我便對姜文很是認可，認為他是個對生活、對工作都很有感悟的人，是個有思想深度的人。我理解他與劉曉慶之間的關係已經超越了男女性別之愛，達到了一種升華。歷史事件和特定的人文環境會造就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升華，通過這件事他們之間這種超乎尋常的友誼已經得到了升華。升華的這種境界不是每個人都能企及的，英語裡有句成語：“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ed.”（即患難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姜文屬於這樣的人。

　　作為律師，最需要的是當事人要堅信她（他）還有希望，能夠積極配合律師的工作。在押時間越長，保持這種希望的信念就越艱難。難能可貴的是劉曉慶始終認為即使被判有罪，她也就是去當“摘棉花最多的那一個”。“自助者天助之”，因此2003年8月16日，劉曉慶得以被“取保候審”，從司法傳送帶上得以下來是“天助之”。因為這樣一個全國矚目甚至是全球華人都矚目的案子，任何一方的具體承辦人都不可能在此案中完全做主，她堅強的精神會支撐着她等到法律的公正決定。

　　劉曉慶給我的印象首先是她確實非常聰明，接受新東西和新事物的能力非常強。她現在的語言措辭非常嚴謹，整個稅務案件的辦理過程也是她法律知識的強化學習過程，她已經非常清楚“犯罪嫌疑人是被懷疑有罪但不一定是確實有罪的人”這個概念，所以她一直堅持律師為她做無罪辯護，這也是在她掌握了相當的法律知識後對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所做出的判斷，堅強的信念是她保持良好狀態的前提。我猜想，劉曉慶現在的法律知識和法律意識應該已經遠遠超過了她文藝界的同仁。從鳳凰衛視吳小莉對她的採訪中，就可以看出她的嚴謹，劉曉慶現在的語言習慣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區別於她以前的滔滔不絕。這種變化會是她一生的財富，由這一案件得到的提升將是她後半生的重要積蓄，而她可能已經將這筆“財富”緊緊地抓在了手裡。

　　對她的另一個印象是除了性格堅強、腦子聰明以外，她確實是個有點想法的人，不是花瓶式的明星，也不是魯莽之人。以前在媒體上認識的她好像自視很高，有女強人的霸氣，而接觸到的她不僅僅是反應機敏，而且還是有些思想和厚度的人，能夠聽得進別人的話。她會通過這次稅案在今後的生活中少走很多彎路。很多人“聰明但不智慧，機敏但不睿智。”劉曉慶具備的不是簡單的聰明和機敏，她是個有悟性的人。

　　第二次見到劉曉慶是在2003年4月22日，正值“非典”時期，當時全北京城的“非典”局面非常緊張，北京已宣布是疫區。北京市公安局特別強調，要嚴格控制“非典”傳入看守所和監獄，所以第二次見面時我們都被要求戴上了口罩。這時案件的形勢已略見好轉，我就跟她開玩笑說：“現在你在這裡是最安全的，全市人民都已經不敢出門上街了，跟你的自由程度也差不多，你也不用急着出去。”

　　因為每次會見都要嚴格遵守律師會見的審批程序，所以第三次見面已經是7月初了，案件也隨着季節的變化由冬走到了夏。見面時我告訴她：我們在依法為她做取保候審的申請。這次見面的氣氛就輕鬆了很多，我們都感受到屋外明媚的陽光。

　　我接過很多案子，其中也不乏名人、要案，這次 “劉曉慶稅案”是國內名人案首次以“四人律師團”的辯護形式出現，是一種辯護方式的突破和嘗試。4個習慣於單兵作戰的律師要形成一個面孔，而不是並排4張面孔，只有這樣才能構成一個強有力的團隊，這非常不易。但這樣的優勢是由以前一個律師轉變為由律師團共同面對司法機關、被告、家屬和新聞媒體，也分散了新聞媒體對律師的圍追堵截。否則這一年多的時間我已經被媒體追的精神崩潰了，由此我也體會到，“名人”對媒體的吸引力和媒體對“名人”的轟炸力非常可怕。很慶幸我自己不是名人。

　　作為4人中分工為劉曉慶辯護的律師，我很早就開始杜撰為她辯護的方式了：是柔中帶剛，還是慷慨激昂？如何在法庭上跟劉曉慶同步，湊成一張臉共同面對法庭、面對公訴人？但這一幕法庭上的配合和辯論永遠也不可能出現了。我設計的在法庭上的辯護觀點就是“劉曉慶在整個公司涉嫌偷稅案中有過失，但不構成犯罪。”“作為一名在表演藝術界很有成就的藝術家，劉曉慶出任曉慶文化藝術公司的董事長是自然的，但她不具備擔任一個企業領導人需要的財務及管理知識。用這方面的標準去衡量和要求，她是不太稱職的。人沒有全才、全能，劉曉慶自然也不例外。在本案中，她這種忙於拍片而疏於公司管理的行為對後來發生的稅案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那是一般責任，是行政、民事責任，不是嚴格責任、刑事責任，所以不該被刑事追究。”

　　法律上“白”和“黑”之間的界定，傳統的法律觀念是“非白即黑”，只要有過失，罰你、判你都不冤。現代法制觀念的進步體現在 “不能充分證明‘黑’就不能定有罪”，黑白之間的灰色部分是有過錯但不構成犯罪，就不該被追究為犯罪。對劉曉慶的行為能從有罪和有錯的界限上加以認真、嚴格區分，體現了司法機關正在不斷提升執法水平。劉曉慶對曉慶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所有漏稅款項有償還責任，並要接受行政處罰，也足以證明我國的司法公正和進步。

　　我眼中的劉曉慶原本就是個想昨天少，想明天多的人，因此她始終保持着年輕、向上的心態。如果當初她不是用這樣一種良好的心態度過這400多天，恐怕出來後人會老很多。網上傳聞的“一夜之間滿頭白髮、以頭撞牆”的情景在看守所在押人員身上並不罕見，但不可能出現在劉曉慶身上。我感覺她的心理年齡一直保持在了20~30歲的狀態，豁達、奮進，她不會總糾纏於昨天，而更看重今天和明天。

　　姜文曾跟我說過：這次挫折後，曉慶今後可能在人性上會更加完整。我始終認為 “強人不是摔不倒的人，而是摔倒了能爬起來的人。”人被撞了一下可以不喊疼，但不代表不感覺疼；人生中有些疼不一定要喊出來，但會透過心肺、刻骨銘心。

　　每個人對疼痛的克制力和抗壓力不同，這次教訓會讓她永生難忘。我想今後的劉曉慶無論做什麼，至少不會再犯類似的錯誤了，而經過這422天的考驗，證明她的心理抗壓力是過關的。

來源：千龍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