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上了學，第二個“我”就派生出來了。雖說老師一再教我們做誠實的孩子，可他們從來不給學生講真話的機會。學校在德育方面的教育是意識形態的灌輸，講愛黨愛國的空話，而不是脫離階級的博愛，導致好人也得被逼出雙重人格。在課堂上一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是老師的答案。後來工作了，那個答案是領導的答案；“八九學生運動”是天安門清場後黨中央給出的答案；…。幾十年如一日進行如此的思維訓練，決定了我必須是兩個“我”。一個“我”留給自己在人性自由的浩海里享用，另一個“我”派出去作為我生存的衛士。 一個我手捧“紅寶書”帶領全班同學學毛選，另一個我躲在家裡偷聽“敵台”（儘管那時只能收到莫斯科廣播電台）；一個我埋頭做賢妻良母，另一個我隨時準備在丈夫離心離德時衝出家庭；一個我“謙恭”地對眾人的請求說Yes, 另一個我更多的時候在心裡在說No；一個我勤儉持家，從不鋪張浪費，另一個我慷慨大度，一擲千金；一個我教書育人，另一個我很少讀書甚至羞於做學問；一個我有着健康的生活起居，不貪吃不貪睡，另一個從不設想長壽，甚至為之恐懼 …

        我很小的時候，最喜歡一個人瘋玩兒，似乎跟其他孩子在一起總不能盡興。記得十幾歲家長上夜班的時候，別的女孩會找個同伴陪睡，而那些夜晚簡直就是我的節日，我激動地計劃着怎麼度過家長不在身邊那些難得的時刻，最後決定通宵不睡覺，才對得起這麼“獨立”的時光。下鄉的時候，其他知青都眼巴巴等着隊裡開飯的時辰，而收工的時候我對他們說：“你們走吧，我就在地里等着你們回來”。上大學的時候，同學們吃飯的時候我一個人留在教室，獨自占用班級唯一的大錄音機；晚上熄燈後，同學們回宿舍睡覺，而我藉助路燈照射進教室的亮光翩翩起舞，走到校園樹下摘一把丁香花插在小瓶里 .... 後半夜我躡手躡腳地回到宿舍睡覺，可等同學們第二天早上起床時，我早就回到教室了。他們吃早飯，我不吃。他們吃了早飯上課犯困，而我不會。同別人結伴逛商店、出遊，都是我的無奈。我能用最短的時間在眾多的花色和品牌中挑出性價比合理的東西，而身旁的伴侶往往不能。他們挑來挑去還是不滿意，讓一旁等待的我替他們痛苦。我也有津津樂道品味轉悠的時候，但是身邊不能有任何人跟着。

        對於孤獨與否，旁觀者的眼裡和我內心的感受形成巨大的反差。我最高興的時候往往是跟自己在一起，這也從某個角度解釋了為什麼我最終走出婚姻，為什麼一看到新人走入婚姻就覺得麻煩即來。固然自己生活也非一帆風順，但是我的經歷總是告訴我: 一個人更容易、更簡單、更自由，因此更快樂。

        被派出去當衛兵的我，保護着另一個真實的我。當派出去的“我”在人面前應酬時，另一個我處於休眠狀態。而只有和真“我”在一起時，我才可能放鬆和快樂。這樣，一個外表上的“大眾情人”掩蓋了一個真實的喜歡獨處、眷戀孤單的我。

       我深知來自個人和他人的“保護”是多麼的貧乏無力！多年後我承認神的存在，願意把人的負擔交給神。那樣，在上帝面前，只需要一個真實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