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最後的印象 |
| 送交者: 佚名 2004年08月06日13:29:39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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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納悶,將來的杭州會是什麼樣子?慵懶西湖+正在日益消失的質樸靈性+不斷強化的工業標準,那是什麼樣子呢?” 我必須解釋“印象”(impression)這個詞,尤其是當我打算按照休謨的方式使用這個詞的時候,這個英語名詞的漢語意義就必須首先加以解釋。休謨顯然是在“im-press-ion”的本源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因為他把“印象”看作是比“觀念”更原始的感知。前者是事件留在我們心裡的“烙印”,後者則是我們對這一烙印的回憶。 可是在漢語裡,“印象”這個詞,在我們心裡引起的感覺不像“烙印”那麼強烈。我們對它的漢語感覺,很接近法國的印象派畫家們使用“印象”這個詞時給我們的感覺———長河落日、大漠孤煙、老樹昏鴉。印象,更像是我們對遙遠意境的回憶。 如果我按照休謨的方式使用了“印象”,那麼,隨着我對某一事物的體驗時間的延長,這印象只能以下列兩種方式的任何一種被保存在我心裡:習慣,這幾乎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絕大多數體驗的幾乎不可避免的命運,這是我們身體為着“偷懶”而發明的本能之一;概念,這是我們的頭腦為了省力,在數十萬年的智力演化過程中找到的“偷懶”辦法。 換句話說,我們經歷過的任何一種體驗,假如它對我們十分重要,那麼,它要麼轉化為我們的一種習慣,要麼被我們轉化為一個概念。對於已經成為概念的體驗,我們可以用它所對應的語詞來指稱它,可以用書寫的方式將它保存下來。而對於習慣了的體驗,我感到很遺憾,除非通過 “反省”的方式,我們居然沒有什麼直截了當的辦法來指稱它。 於是,任何習慣了的體驗,就都有被永遠遺忘的危險。即便最情投意合的夫妻,在一起生活得久了,也會發生這類“被遺忘”的危險,所以需要分開一段時間,讓體驗返回它的“烙印”狀態里。或者,我自己的辦法是,不斷地反省,讓思想承擔起守護情感的職能。 現在我可以解釋這篇隨筆的題目了,它當然不意味着我打算長期甚至永遠地告別杭州。杭州———最後的印象,特指我的“杭州”體驗隨着我在杭州逗留時間的延長而面臨着被遺忘的危險。除非我有辦法把它轉化為概念———這對於“杭州”而言是不可能的,沒有人有能力創造出一個單獨的概念,來概括他對這個城市的體驗。所以,我體驗里的杭州,我的“杭州印象”,很快就會融入我的習慣,成為我習慣了的生活的一部分。換言之,它將是我對杭州的“最後的印象”。 杭州,它在2003年上半年給我留下的“印象”,為了簡潔,我願意承擔“概念化”的風險,用三句話描述: 第一,依舊“懶散”。即是說,杭州自南宋以後,便有了“懶散”的傳統,舊時的語言叫做“慵懶”。這個“慵”字,我最近發現它在當代漢語裡寓意頗為深遠。例如,以“google”搜索,我得到下列用法:“陽朔,躺在慵懶的陽光下。”“摩登慵懶氣息,精緻浴袍營造溫馨感受。”“文化專區———我們喜歡某些慵懶的狀態。”“澳大利亞的慵懶電視族……”“慵懶,通向沙發。” 杭州人的懶散,肯定與西湖有關。氵蒙氵蒙細雨,花非花霧非霧,籠罩着山色塔影和醉柳艷桃。與大江東去橘子洲頭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革命氣概相比,西湖的“小資”格調,命定了是要接受批判的。 每年春季,杭州“油菜花開,精神病來”的報道便不絕於耳。在浙江大學的男同事們也向我披露了,不少關於女學生因追戀男老師而精神失常的故事。儘管無暇細思這些情感糾葛與慵懶西湖之間的關係,基於直覺,我仍敢斷定這一關係以相當高的概率存在。 第二,尚未走出“鄉村”。這話暗指杭州正被市場經濟大潮和西方生活方式沖刷,可是它在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依舊保持了鄉村習俗。例如,這次經歷過“SARS” 恐慌的人,大多意識到杭州人特別喜好“隨地吐痰”。我的觀察是,杭州人抽煙太多,所以禁痰極難。追究抽煙的習俗,難免又與杭州的潮濕氣候及茶文化有密切關係。又例如,杭州麥當勞的工作人員,比北京麥當勞的同類人員勤奮得多,分分鐘都拿了水桶和抹布擦來擦去。但她們不懂得,現代服務的要訣是“顧客至上”。所以,她們的行為目標,看上去似乎是努力要把坐在店裡的顧客都轟走。再例如,被認為杭州“最好”的五星級飯店———國大雷迪森,竟然不許乘坐人力車返回飯店的客人接近飯店大門———因為門區明令“禁止非機動車輛”。於是早已被西方人視為“公害”的汽車烏煙瘴氣地堆積在門口,而優雅文明的人力車卻只能在遠處街口徘徊。(大約在我對雷迪森酒店經理提出批評兩個星期之後,我攜妻子再度乘人力車駛入雷迪森門區,這次沒有遇到任何阻擋。) 雖然有諸如此類的粗陋,杭州的賓館和食肆卻比北京和上海的溫馨———帶着鄉土味道的那種溫馨。她們通常在早上開門之後,一邊伺候你就餐,一邊擦洗店面,睡眼惺松,態度和善。於是你感到內疚,來得太早,打攪了農家女的酣睡。 杭州的這種透着“慵懶”的“鄉土”氣息,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浙派”學術的品格———典型如馬一浮,那種透着仙風道骨的博學厚重。不過,我最近開始更經常地懷疑浙派學術的生命力,懷疑它是否能從包圍着它的大市場裡走出來。 第三,工科大學的“技術傾向”。杭州人自嘲:西湖和浙大,是杭州旅遊業的兩大資源。連浙江大學新校區的設計,也標榜要成為“旅遊景觀”。遺憾的是,這塊占地數千畝、耗資數十億的“紫金港”校區,至少它的一期工程,表現出設計者貧瘠的文化底蘊和拙劣的工業意識。我的印象是:它把香港建築視界狹小的市民風格錯誤地與現代主義建築的技術風格相結合,坐落在那樣一片可以稱得上“廣袤”的田野上,顯得格外地缺少人文氣質,從而格外地粗暴。 這就是工科大學的技術傾向,典型如清華大學,講究效率,管理嚴格,但也因為管理規模的巨大而滋長出嚴重的官僚作風,進而抵消了技術效率,最終導致震盪式的改革。作為對比,北京大學表現出強烈的文人傾向(不同於“人文”傾向),散漫無序,管理不僅缺乏科學性,而且時常傳出貪污瀆職之類的消息,規模日益龐大之後,與工科大學同樣地人浮於事。 就在我修改這篇隨筆的時候,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分別提出了各自的“理性化”改革方案。沒錯兒,我指的,正是韋伯悲觀看法中的“西方理性化過程”,或者,海德格爾在一次談話中表明了的:全球化所意味着的歐洲式的技術傾向———把原本藝術的人生改造成為技術的人生的那種不可抗拒的傾向。在這一傾向的支配下,人文學科幾乎難以避免從地球上的各個大學裡永遠消失的命運。 或許受了上述技術傾向的影響,杭州的市政建設,很少或完全沒有體現人文關注。就說杭州的交通體系吧,它的設計思想似乎就是圍繞汽車文明展開的,它不打算給公共交通和步行文化留下長足發展的餘地,而私人汽車的迅猛增長已經開始侵吞樓群之間的綠化帶了,多年以前充滿着杭州的綠化區域,目前正被毫無人情味的灰色水泥冷酷地一圈一圈覆蓋起來。可是杭州的政府依然沉浸在“小政府,大社會”的政治文化里難以自拔,完全沒有意識到市場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必定會產生對於“強政府”的公共需求。 這種缺乏反省的技術傾向,或多或少也表現在杭州政府對西湖和錢塘江沿岸的開發方針里。就目前已經接近完成的開發項目來說,西湖南岸根據古代版本修建的“涌金”公園,技術化的雕琢味道很嚴重,十分可疑地與“柳浪聞鶯”公園裡大批新出爐的同樣可疑的亭台樓榭並列。相比之下,我更欣賞即將完工的由一位美國設計師主持的“西湖天地”的設計理念———“無的境界”。 自從“四校合併”以來,浙江大學整體氣氛里所包含的“老杭大”的人文品格,便每況愈下地衰減着。或許因此,三年前,浙大主要領導人開始支持我的“關於設立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建議。引用校長在最近的一次演說里表達的看法,就是:沒有人文精神的大學,不可能成為一流大學。 不過,只要走進浙大“人文學院”去感受一下,你會馬上意識到,這裡洋溢着的人文品格,不是“未名湖”的,而是西湖的,它過於懶散、陳舊、缺乏合作精神,從而,你能夠理解它為什麼會在整體上被工業主義精神所壓制。這裡的教授們似乎更願意訪問哈佛、耶魯、劍橋、牛津這類西方名校,而且樂於靠着談論他們在那裡的感受來迴避他們對改變浙江大學的技術主義傾向所擔負的職責。 工科大學的技術傾向,也同樣令人擔憂地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工科的、理科的、文科的學生。他們從學校畢業,在杭州工作,於是影響了杭州的日常生活和氣質,讓杭州日益地傾向到技術主義那方面,漸漸地但十分徹底地,丟失了杭州傳統里的人文品格。 據說,在吳山腳下,又一家大規模的“花中城”系列的餐館剛剛開張。這類餐館的規模,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寫過,動輒可容納上千人同時就餐。那裡的廚師炒菜,也完全是工業化的標準操作,流水線,分工,千人一面,眾口一味。補充說明:昨天晚間,我因偶然機會去了那家叫做“藕香居”的花中城餐館,所得印象基本符合上面的描述,但人聲更加鼎沸,地板更加油膩,包廂里飄出更多的“窮人乍富”的世俗權貴們講述的“黃段子”。 走筆至此,我不禁納悶,將來的杭州會是什麼樣子?慵懶西湖+正在日益消失的質樸靈性+不斷強化的工業標準,那是什麼樣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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