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的變遷

    兒時的回憶每每定格在生活了十六年的大院裡，尤其是我們家所在的那個四合院。眾所周知，北京在上個世紀末開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短短十幾年就使一個還有着古色古香色彩的都城，脫胎換骨地成為現代化世界大都市，且人口和規模都翻番。然而，我們家在北京最早住的那所老宅卻依然存在着。這是市政府決定留下北京胡同的一部分。舊時的胡同將作為老北京的招牌，彰顯以往歷史上京城的印記。

    其實我們在北京最初的那個家的大院和周圍的胡同有區別。據講最早這裡是清朝某個皇親國戚的別墅。那是最典型的，且層層套接的大四合院；在這些大宅院的一側是個巨大的花園，有着帶小亭子的假山和荷花池。這個荷花池在我開始記事的時候還在，上面有座小小的，漢白玉的石橋。

那個著名的中國通，美國傳教士兼學者，後來是美國駐中國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到北京任燕京大學校長的時候，買下了這所別墅作為住宅。我家的廚房曾是司徒雷登的。那裡面有個巨大的壁櫥，房頂上還有個像小房子一樣的天窗。據我估計，廚房裡那個很大的硬木長方形的，古色古香的木桌是大師傅做飯用的。司徒雷登校長在餐廳吃飯。這餐廳在我記事起是我們家的“外屋”。那廚房往外遞飯菜的窗口被改成了一個門，廚房自然成為我們家的一部分。這廚房還有個門通向過去傭人們住的小院。上小學的我和老姑姑在院中挖出兩塊園子種各種蔬菜。每年這園子裡都長着絲瓜、扁豆和各種小花，南瓜藤爬上了房。秋天的時候黃澄澄的大南瓜在房頂上映着藍天。

我們家的“外屋”和“裡屋”是這個巨大四合院前院的西房中的兩間。西房還包括另外兩家屋子和司徒雷登家人的衛生間。這衛生間分成兩小間，前邊是有抽水馬桶和洗手池，後面是帶有鍋爐房的洗澡間。那個巨大的澡盆我印象很深。我估計這套家庭設備是這位洋校長後來翻建的。

    司徒雷登滿懷惆悵地離開中國後，這個大宅院便成了中國科學院的“第一宿舍”。我父母應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就從上海調到北京工作，直接住進了這座深宅大院。那時還沒有我。後來，那巨大的花園拆了大半，建起了三套蘇式的別墅，分別住進去一位副院長和兩位所長。巨大四合院的前院和後院住進了竺可楨副院長和副秘書長郁文。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整個大院裡只有十八戶人家，除了科學院的幹部外，還有幾戶司機和“工友”（有點類似於過去的男傭，主要工作是大院裡的園林管理）。

    我這樣一描繪，你會猜測到這個大宅院環境的優雅。確實如此。很小的時候，我和妹妹一直送全托幼兒園（一個星期接回家一次），到了上小學我才真正在家住下來。記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和妹妹總是在四合院裡戲耍。院子裡有對稱的兩棵高大的白皮松。供人進出的旁門邊有棵很大的丁香樹。春天一到，工友在竺可楨老先生門前種上很多芍藥花。還有一很大的葡萄架，葡萄藤在秋天從架子上弄下來盤好埋在土堆里，春天也挖出來上架。南牆下有玉簪花，院子的東西兩側是菊花。院子正中的大花池裡有一株白玉蘭。另外還有許多花花草草種植在各個角落。就在這樣的四合院裡我居然能騎自行車，且從來不會軋到花草。

    中科院副秘書長郁文住的院子裡也都是花花草草。那個院子裡有棵茂盛的桑樹。我養蠶需要的桑葉很多都在那棵樹上採摘。大院裡每個院子裡都有我的“嚮往”。咱個淘氣包不會去欣賞花去的，只知道夏秋時節哪個院子裡有接滿大黃杏的杏樹；哪個院子裡有三棵滿是脆棗的棗樹，並且是三種不同的棗；哪個院子裡有蘋果樹和梨樹。幾乎所有的院子裡都有滿是葡萄的葡萄架。那個座假山上也有很多好玩兒的，“水妞”（一種小小的蝸牛）多得很。

    或許是許多老學究住這裡的原因吧，大院裡孩子們並不多；然而我的淘氣很讓工友們頭疼。想想我那些“嚮往”吧。不過我很少跑到大院外邊去玩兒，總是和妹妹和大院其他幾個孩子在車庫前面的大空場上嬉鬧。大院裡的孩子們習慣上管外邊胡同里的孩子們稱為“野孩子”。大院的門房也不許外邊的孩子到大院裡來。生人進院都要登記的。呵呵，這個大院裡的人們還真有些“貴族”的勁頭。

    記得我上小學的時候，大院裡還修了暖氣。假山挖平蓋了個很大的鍋爐房；邊上圓圓的煙囪是紅磚加水泥砌的，高達35米。這個直徑好幾米的大圓煙囪成了我的“珠穆朗瑪峰”。好幾次我順着煙囪外邊的鐵梯子爬到了頂，去摸上面的避雷針。在上面看下面的人小得可憐。大人們看到都嚇死了。我現在一想到自己曾爬的“珠穆朗瑪峰”也腿軟。上了歲數，知道害怕了。

    其實這個大院修暖氣系統是非常花錢的，不知道要修多少管道。我印象里工人們足足幹了半年才修好。您想呀，在各個四合院和三套蘇式別墅修建個暖氣系統得多費事。這大院是中科院“第一宿舍”嘛。冬天燒暖氣的時候，我在清晨總能聽到那鍋爐房鼓風機的聲音。那個大鍋爐房是個半地下式建築，裡面有兩個巨大的長形鍋爐。我總悄悄地溜進去看工人往鍋爐里添煤。用腳踩一個開關，鍋爐添煤的口就打開，裡面烈焰熊熊；一大平鏟煤塊“嗖”地投了進去。哈，帶勁。

    那是北京有藍天和燦爛陽光的日子。不過上小學起，我內心就有着些陰影，因為我知道父親是個“摘帽子右派”。奇怪的是1957年當年我們居然沒有搬出這“第一宿舍”。“文革”期間的1969年初春我們被“掃地出門”－－搬出“第一宿舍”；那時我父親頭上又新加個“頭銜”，是“暗藏的國民黨特務”。後來我被告知，是中科院一個“造反派”小頭頭看中了我們家住的房子。那時我不到十六歲。其實那時這“第一宿舍”已經搬進來更多的人家。“文革”中大院裡有的幹部成了“走資派”。他們被“掃地出門”後其房間空了出來。大院裡的老學究們也得“革命化”，騰出了一多半的房間。更多的中科院普通職工搬了進來後，大院裡一下子有了好幾十戶人家。看來這“第一宿舍”已有名無實。不過在我們家搬走的時候，大院的環境仍是非常好的。

    其後我很快成為“知青”去了“北大荒”。等我再返回北京之後已經是1979年。記得我曾回到十年前搬離的大院看看故居。那時這個大院已不是“第一宿舍”。副院長和所長們都已故去。他們專車的車庫也改建成宿舍。院子裡還有我認識的一些人家。各個院子已經開始殘破；唐山大地震後，人們都在院子裡私自擴建自己的住宅。不知道為什麼，我對原來印象中的大院竟然如此之小暗自吃驚。難道真是因為我去過了廣闊天地嗎？在“上山下鄉”的歲月里，想起兒時的大院的日子，心底總有着溫馨的回憶。十年不見竟然“退色”。

    當時我也未曾多想自己感覺上的變化。二十六歲的我得為自己的重新開始奮鬥。我上了大學。畢業後工作並成家立業，1990年又來到了美國。等我再次回故居探望時已是1995年。十六年一晃而過。此時的大院感覺上“更小”了。是啊，我走出了國門，到了太平洋的彼岸，領略了更寬廣的世界。大院前面的街面是新修的平安大道；馬路一拓寬，大院原來的改建成宿舍的車庫和很像樣的大門口都被“消滅”，無影無蹤。記得我在各個院子裡還轉了轉，沒有遇見一個人，更不要提熟人。各個院落的殘破是最深的印象。這真讓我無語。

    我以為那是最後一次看到故居了，告別的傷感讓我的內心隱隱作痛；可沒想到2005年，2009年和2013年我回北京時都去光顧過兒時的大院。感覺上那裡已是“廢墟”。現在的那所大院的鍋爐房早已不存在了。原來鍋爐房的地方改建成市政府的一個小小的部門，已經不屬於大院的範圍。大院裡那些破破爛爛的平房冬天取暖似乎是用電取暖設備。可是，為什麼我沒有遇到一個人？或許這些房屋的主人都把這些破舊的平房出租出去了？不得而知。其實兒時的大院已經不存在了，只能留在記憶里了。誰又能擋得住時代的變遷呢？可是我內心的惆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