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高中同學，同桌一年， 屬於好孩子 但不聰明，雖努力學習， 但考不上大學； 其家境貧寒，其父久病床上多年，　上大學時，　我到他家看過他一次，　後來他父親去世。

我這個老實農民同學再復讀一年，還沒考上大學，不能大大方方地進城變成市民，自然就進城打工，給地產商在建築工地給包工頭子打工蓋樓。也是命運不濟， 或者蓋樓的安全措施不夠， 他從建築架上摔下， 受傷。落下病根，憋不住尿，小便有時失禁，終身不能治癒。但當初， 出院的時候，醫生的結論是：慢慢會好的，　本着醫生的結論，　建築商跟他簽了個協議：一次性賠償他３萬元人民幣，他日後不得追究建築商的責任。

我估計，　醫生被建築奸商收買了。

這位可憐的同學，後來只能幹輕活，幾年前回國我看他，他勞動能力減半，讀書卻越來越多，其文史哲知識在這五味齋屬於中等以上。我見他時，為他的遭遇很不平，問他，能不能找律師告建築商索賠，他說不能了。很慚愧，我沒給過他錢，沒幫上他什麼。

讀到下文，我想起來了我的同學。我想再聯繫他，如需要也可能的話，把他介紹給別的有能力的大學同學，　或者別的幫助辦法。

如下轉貼：

1975年元月我和爾達等呼和浩特的一群年青人，乘同一列車去北京當兵。我和爾達是一個班的戰友，睡在一個通輔上，吃在一個盆里，感情十分要好。1978年4月我們一起退役回到呼和浩特。我於當年考上大學，走上了做官繼而從商之路。爾達沒有上大學，他成為一名工人，很快開始了他娶妻、育兒的生活。他的愛人是蒙古族，所以他有一兒一女，生活十分幸福。

　　2001年8月我回到呼和浩特參加戰友聚會。爾達來晚了。他告訴我他下崗了，給別人用小車推土，一車土可以掙到幾塊錢。喝了很多酒後，他拍着我的肩膀說：“郭凡生，你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的兒子也會上大學，也會過跟你們一樣的生活。”我們一起為他將要考大學的兒子乾杯。這次聚會後幾個月，我聽說，他服毒自殺，所幸被及時搶救過來。輕生的原因是他兒子考上了大學，而他卻付不起學費。記得那年聖誕節，女兒從美國回來渡假，我專門領她回呼和浩特拜訪了爾達。

　　我們看到了一個在極端貧困中生活的家庭。我記得那天走進他家，爾達的女兒在學習，他的兒子為我們泡上一杯茶，就默默地站在一邊。我女兒出來後告訴我，她第一次感受到窮困會給人帶來多大的壓力。我沒有和爾達聊太多，因為維護他的尊嚴就是要少說話，快離開。記得我給孩子留下學費，就走了。

　　2002年中國人民大學77～78屆畢業20年聚會，同學們推選我代表企業家講話，我很感慨地對大家說：“當年我們走進校門時，有着共同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名合格的大學生。而今天，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說自己成功了。我們這裡不乏高官、著名的學者或有錢的企業家，但在今天要是再問我們這些人今後共同的理想是什麼，我們已經很難回答了。做領導的身上是不是有了很多官氣？經商的，身上是不是多了銅臭味？而今天問我們共同的理想是什麼，我們一定不能像當年一樣眾口一詞。”

　　我講到了爾達的事情。我記得是這樣結束我的演講的：“毫無疑問，我們都成功了，但既然我們都成功了，就不應有爾達這樣的事存在。所以，在中國只要還有一個爾達下崗、他們的孩子讀不起書的情況，我們就沒有成功。”

　　我記得，我演講結束時，很多同學站起來鼓掌。一名貴為銀行行長的同學甚至把帽子扔上了天。

　　2006年5月，爾達為了讓小女兒也上得起學，從呼市跑到包頭，去給一個學校下夜（值夜班）。但沒過多久，他愛人來電話，說爾達突然得了嚴重的腸梗阻必須動手術。由於缺少醫藥費，醫生拒絕為他治療。我放下電話，立刻就給那個把帽子扔到天上的當銀行行長的同學打了電話，因為他就在內蒙工作。兩個小時後，銀行行長趕到醫院交了費用，仔細叮囑醫生要全力搶救，後來我給他錢時，他多次拒收。

　　大概十天后，爾達妻子告訴我，爾達必須做第二次手術，而且還需要再付幾萬元醫藥費。到這時，她已經不好意思向我開口借錢了，我馬上又打電話給那位銀行行長。但他上班的地點在呼和浩特，他說，當天回不了包頭，第二天他回去，立刻就辦這件事。第二天上午，我接到爾達妻子的電話，她說，錢不需要了，爾達已經走了。

　　今年5月我去美國，我對女兒詳細地講述了這件事。講完後，女兒難受了好久。我相信，這件事已經深深烙在她的心裡。作為父親，本不應讓女兒更多地承載這種痛苦，但我想這也是他們的責任。在他們美麗的生活中應該看到，還有許許多多這樣的窮人需要幫助。（作者：郭凡生 慧聰集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