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尼和費克圖（上）

    他倆是美國CIA特工，1952年乘飛機進入中國東北地區進行間諜活動，被中國部隊抓獲。此後他們在中國的監獄中度過二十多個春秋；直到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後才獲釋。多年前我曾看過他們的故事，印象挺深的。我想該把這個故事摘編一下，貼在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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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情報局的兩名特工唐尼和費克圖，第一次到中國執行任務即被擊落，從此開始了20年漫長的服刑歷程。

    中央情報局人員約翰·T·唐尼（John T. Downey）和理查德·G·費克圖（Richard G. Fecteau）在中國的故事是一段在今天已鮮為人知的傳奇。費克圖於1971年被釋放，唐尼則在1973年被釋放。他們返回故鄉時，美國已經和他們離開時完全不同。不過他們倆人都調整得非常好，至今仍過着充實的生活。

    當年約翰·唐尼和理查德·費克圖是中情局內年輕的準軍事人員。唐尼出生在康涅狄格州，1951年6月從耶魯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央情報局。費克圖比唐尼晚了幾個月，從波士頓大學畢業後在馬薩諸塞州加入中情局。這兩人在大學裡都是橄欖球運動員，性格外向，幽默感極強。令人難堪的是他們在海外執行第一項任務時就被擊落，然後被俘入獄。

    唐尼和費爾圖

    美國戰俘在中共拘留所里

    唐尼獲釋時的情景

    費克圖在被獄中檢查身體

    到1952年年底，朝鮮戰爭已經持續了兩年多。他們那次的飛行任務是利用經其訓練過的中國特工，與大陸上某些心懷不滿的將軍們聯手，在中國發展起“第三勢力”。這第三勢力雖然反共，但與國民黨無關，因為在大陸國民黨很大程度上已被認為是名聲掃地。

    在新中國入朝參戰後，這個所謂的“第三勢力”得到了美國政府的重視。中情局旨在通過煽動中國國內的反政府游擊戰，分散大陸對朝鮮戰爭所投入的資源。其手段一般是藉助中國籍特工組成的小分隊，通過空投進入中國，與當地游擊隊取得聯繫，收集情報，還可能會搞些破壞和心理戰。不過在唐尼和費克圖參與“第三勢力”的活動的時候，幾乎沒有成果可言。

    有一支“第三勢力”小分隊由五名中國人組成，於1952年七月中旬被空投進東北的吉林地區。由於唐尼親自訓練了這些特工，因此他們對他很熟悉。這支小分隊很快與位於中國境外唐尼所在的中情局單位建立起無線電聯繫，並且在8月和10月接受了空投的補給。第六名隊員在9月被空投進中國，作為小分隊和中情局上級指揮單位之間的通信員。11月初小分隊報告說，他們與當地持不同政見的領導人取得了聯繫，並表示已得到了所需的行動文件，比如官方的證件等。他們要求將通信員用飛機接運出境。他接受過被飛機接走的訓練，但中央情報局尚未在實際行動中使用過這種方法。

    當時，空中接人的做法是飛機做低空飛行，然後用鈎子勾住橫掛在兩根柱子之間的一條線。那條線連到固定住特工的安全帶上。一旦他被帶到空中，飛機上的絞盤就會把他收進機艙。無論是飛機的飛行員（由中央情報局下屬的民用航空運輸公司（CAT）提供），還是兩名操縱絞盤的人，都需要針對這種技術進行專門的培訓。飛行員諾曼·施瓦茨（Norman Schwartz）和羅伯特·斯諾迪（Robert Snoddy）曾在1952年秋天接受過空中接人技術培訓，並願意執行這項任務。11月20日，唐尼所在的中情局單位通過無線電回復小分隊：將於11月29日“約24時進行空中接人”。唐尼和費克圖經過訓練後在任務中負責操縱間諜飛機上的絞盤。

    11月29日晚，唐尼和費克圖登上了由施瓦茨和斯諾迪駕駛的褐綠色C47飛機，從朝鮮半島的某個機場起飛，前往約400英里外位於中共東北境內的接頭地點。這段不到三個小時的航程一路平安無事。天上掛着將近滿月的月亮，能見度良好。飛行中費克圖打開了一個救生包，發現其中的.32口徑手槍沒有任何子彈。於是一路上他們就一直在拿這事開着玩笑。

任務出現意外

    這架C47飛機，連同來自CAT的飛行員和來自中情局的機組人員，其實正在飛進一個陷阱。他們並不知道，那支小分隊全部被中共的安全部隊抓獲，並已被策反。要求空中接人只不過是一個詭計，所謂的文件和與當地反對派領導人的聯絡都是誘餌。小分隊的隊員們幾乎肯定已向中國當局做了坦白，交代出他們所知道的關於這次行動及中情局有關人員和設施的一切內容。

    飛機在午夜前後到達指定區域，看到地面上出現了正確的識別信號。唐尼和費克圖推出了給小分隊的給養和物資，包括食品和空中接人所需的設備。然後，施瓦茨和斯諾迪駕駛飛機離開那裡，讓小分隊有時間架設起接人用的柱子和繩索。約45分鐘後，飛機折返回來，看到了一切就緒的信號。C47先在接人地點預演了一次，這既有助於飛行員進行定位，同時也提醒那名被接的人員，下一次就輪到他了。在月光映照下，可以看到地面上有四，五個人。有一名男子身上系好了安全帶，面對着飛機飛來的方向。

    當C47以接近失速的大約60節的速度做超低空飛行來接人時，雪原上覆蓋住兩門高射炮的白色偽裝布突然被掀了起來。就在飛機本應該接到人的那一刻，高射炮開火了。這兩門炮橫在飛行線路上，組成了兇猛的交叉火力。此時，從樹林裡衝出一群人來。不知是條件反射還是有意如此，飛行員拉起了飛機的機頭，避免了當場墜毀。但是，發動機已經失靈，飛機滑行了一段距離，墜毀到樹叢中。機身斷為兩截，機頭朝天。

    在此之前，為了防止操縱絞盤時摔出飛機，唐尼和費克圖已系好安全帶固定在飛機上了。飛機墜落時，他倆沿着機艙地板滾了起來，身上厚重的冬衣起到了一定的緩衝作用。費克圖的安全帶斷了，使他撞到了駕駛艙和機艙之間的隔板上。他後來說，這一下給他頭上撞起一個大包，大到“你都可以把大衣掛到它上面”。

    除了受到些擦傷和震盪，唐尼和費克圖非常幸運地沒受其它傷。中國人顯然是瞄準駕駛艙開的火，炮火穿透了飛機前部的地板，但沒有打到唐尼和費克圖所在的位置。只有一顆子彈擦着唐尼的臉頰飛過。與此同時，曳光彈把燃料點着了。這兩人都試圖去查看駕駛艙里的飛行員。他們沒有回答唐尼的呼叫。他們所在的那部份飛機燒起了大火。這兩人不得不撤開。兩名飛行員已當場死亡。費克圖後來回憶起與唐尼一起站在飛機旁邊的情形：當時兩人都非常震驚，但神智很清醒。他們互相告訴對方：這回他們“麻煩大了”。中國的安全部隊“連呼帶叫”地沖了過來，他們倆人放棄了抵抗，束手就擒。

    中共軍人在他們身上搜出了這樣的一張中英文對照的會話表，上有“我是朋友；請你幫我；我渴／餓／冷／病了／受傷，帶我去中國醫院；中國兵頂好：你有暖和衣服嗎”等簡單句子。

評估外勤部門的責任

    多年以來，中情局內部出現了各種說法，解釋唐尼和費克圖為何會參予這項夭折的行動。一名外勤部門的前高級官員曾宣稱，該部門除了在安排唐尼和費克圖參加這次致命任務的方面有所失誤之外，還有可能事先忽視了小分隊已經被共產黨策反的徵兆。在1952年，此人（當時還是年輕人）曾和唐尼與費克圖在同一個單位供職。據他表示，在11月那次飛行之前的夏季，通過分析小分隊傳回的兩條消息，他認為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該小分隊已經變節。他向單位領導反映了自己的擔心，但領導反駁說他缺乏進一步的證據。他堅持自己的觀點，結果被調到了中央情報局的另一個部門。在唐尼和費克圖的飛機沒能返回之後，那名單位領導把這位軍官召回，並告訴他不要談論此事。他遵令而行，但後來十分後悔。

    沒有記錄顯示，中情局曾對派遣唐尼和費克圖上飛機這個決定進行過調查。很顯然，也沒有人因此得到過紀律處分。這可能是因為它僅僅是戰爭時期在外勤地的一個決定而已。此外，8月和10月對小分隊的成功補給，也可以說明他們並未被策反。多少年以後，唐尼向聽取他匯報的人員表示，他對派遣他參加此項任務的人並沒有心存怨懟：“我能理解他。從他的角度來看，這變成了一件非常倒霉的事情。”

沒有前途的人

    中國的安全部隊很粗暴地將唐尼和費克圖綁了起來。他們被帶到附近一個村莊的建築物里，可能是靠近接頭地點的警察局。在那裡，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小分隊已經變節了：唐尼看到那名他們本該接走的通信員，在房間的另一側看着他，並對一名穿着皮夾克、挎着手槍的中國軍官點着頭。那人用英語對唐尼說：“你是傑克。”（作者按：不知道這位解放軍官員會不會是時任朝鮮停戰談判志願軍代表團外文秘書的朱光亞）該軍官用英語對唐尼說：“你是傻瓜！”費克圖則記得有人對他說：“你的前途一片漆黑。”那人記下他們的名字。費克圖給出了自己的全名：理查德·喬治·費克圖。一旦中國人以他和唐尼的名義發出虛假的信息，這可以給潛在的救援人員發出警告。隨後，這兩名中情局人員被十幾名武裝警衛坐卡車和火車押送到奉天（瀋陽）監獄。瀋陽是將近300英里以外的東北最大城市。在那裡，他們被戴上沉重的腳鐐，分別被關在單獨的牢房裡。

總部的反應

    在預定接人時間過去了幾個小時之後，中情局的外勤部門收到了小分隊發回的消息，報告說接人行動已取得成功。然而，由於C47飛機沒有能按時在1952年11月30日上午返回，中情局與CAT合作編造了一段謊言，稱：一架CAT的飛機在12月3日執行從韓國到日本的商業航班時失蹤，並已被認定於12月4日在日本海失事。唐尼和費克圖被說成是陸軍部的文職雇員。與此同時，美國軍方在海上和陸路進行了密集搜索，結果一無所獲。中央情報局局長（DCI）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簽署了慰問信發給這兩位的家人，信中說：“我獲悉（您的兒子/丈夫）乘坐了一架在韓國和日本之間進行商業飛行的飛機。現在該架飛機逾期未歸，極恐可能已經失事。”

    到12月中旬，中情局正式確定這兩人屬於失蹤人員。但是，中情局遠東司更傾向於認定唐尼、費克圖以及飛行員們，都在接人地點當場死亡。他們認為，如果這兩名中情局人員哪怕有一位還活着，中共肯定會已經拿出來宣傳。僅僅基於這樣的信念，中情局於1953年12月4日宣布唐尼和費克圖“推定死亡”。宣布這一結論的信函經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簽字後，寄給了這兩人的家人。

審訊

    唐尼和費克圖在瀋陽被分開單獨關押了，他倆兩年之後才再次見到對方。審訊開始了。通常每次會持續4個小時，但有時甚至長達連續24個小時。剝奪睡眠的事情司空見慣：白天他們不容許睡覺，而晚上剛剛睡半個小時之後，中國人總是會把他們拉起來，半夜進行審訊。中國人審訊技巧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告訴唐尼和費克圖，沒有人知道他們還活着；而且在中國決定宣布這個事實之前（宣布與否並不確定），永遠也不會有人會知道。同時他們被告知，美國政府十分邪惡，不關心他們。唐尼後來說，“我當時非常害怕……我們被孤立起來，不清楚自己將會如何，也不清楚外部世界上在發生什麼事。”

    在被俘後的最初兩年裡，除了中國之外沒有別人知道他倆的命運。這兩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被逼坦白他們是中央情報局的間諜，並且對他們的“罪行”表示悔過，還要交代他們知道的，有關中央情報局人員、運作和地點的一切信息。中國當局胸有成竹，因為他們已經從小分隊和其它俘虜那裡知道了“第三勢力”的情況。唐尼和費克圖受到過的培訓，學習了“抗拒”和“警察手段”等科目，但遠不夠應付這樣的難題。實際上，費克圖曾經哀嘆過缺乏相關的培訓：“我們一點（培訓）都沒有，這真的讓我很苦惱。我只能根據情況隨機應變。但我一直不知道我做的是對還是錯。”他甚至記得，當初在訓練時曾被告知：“如果你被共產黨人捕獲，你不妨告訴他們自己所知道一切，因為他們早晚都會從你身上榨出來。”同樣，唐尼的教官也曾告訴他：“如果你被捉住就招供。”這兩人知道如此多的內情，顯然對他們沒有什麼好處。唐尼有着過去一年的經驗，深知“第三勢力”的活動情況; 費克圖雖然加入進來只有3個星期，但他按照上司的命令，曾每天閱讀兩三個小時的業務文件來熟悉這個項目的情況。

    兩人起初試圖堅持自己事先編好的故事。不幸的是，他倆在飛行前都被告知，說他們要自稱是CAT的雇員。而這與官方聲稱的他們是進行商業飛行的美國陸軍文職人員的說法不符。中國的審訊員揭穿了他們的瞎話，隨後的審訊變得更猛烈和更具對抗性。

    這兩人從來沒有受到過肉體折磨。而且，除了他們最初被捕獲時以外，也從未被毆打過。費克圖報告說前10個月裡，他經常戴着腳鐐。他被強制站在那裡接受審訊，尤其是被識破了在撒謊或虛張聲勢之後，更是如此。有時他會站到因精疲力盡而摔倒。唐尼也記得腳鐐，還有審訊所帶來的強烈心理壓力，以及在編造的故事被揭穿後，炮製新故事所導致的精神緊張。正如他後來所承認的那樣，說假話需要超強的記憶力。

    由於兩人無法彼此聯繫，從心理上被反覆摧殘，並受到酷刑和處決的威脅，最後他們都做了交代，但兩人交代的程度有所不同。唐尼面對經他所訓練的小分隊的證詞，到第16天不得不承認了自己屬於中央情報局人員。他後來回憶說，坦白交代之後他有種解脫的感覺：“我不再有負擔，他們也該讓我清靜一下了，這消除了因抗拒而帶來的心理壓力……（他們）在精神上不能再對我施加壓力，因為我知道的都說了。”

    由於被中國所抓住的那個小分隊隊員不認識費克圖，因此他的日子相對好過一些。以下是他後來的自述：

    我決定編一個儘可能簡單的故事，然後一口咬定不再更改。這就是說，只告訴他們我參與這項任務所需要知道的最少事實。除此之外，我決定絕不多說一個字。我決定把自己加入中情局的日期從1951年11月改為1952年6月，使我在中情局的服務期縮短為5個月，這樣一來向審訊員解釋起來更省事。因此，我略去了我所接受的很多訓練，也減少了他們盤問我所接觸的中情局人員姓名的數量等等。我的原則是，我只知道為執行任務所必須需要知道的內容。

    他們不停地讓我交代名字，名字，名字。我決定，除了訓練班裡同學的名字之外，對於其他中情局人員，我只告訴中國人他們的名而不提他們的姓。我自始至終一直堅持這種方式，無論是培訓的教官，還是華盛頓的人，我都只說名不說姓。對於在外勤地的那些人，我告訴中國人，我剛到那裡三個星期，只知道那些人的名，不知道姓……至於同學的姓名，我知道他們會不只盤問姓名，也會讓我描述那些人的性格和相貌。於是我決定用我在波士頓大學橄欖球隊隊友的姓名來代替，這樣我能夠很好地描述他們的性格。

    費克圖在被捕13天之後，交代了他前一天晚上構思出來的“坦白”。費克圖的這種策略，唐尼幾乎肯定無法效仿，因為那會與中國已經知道的內容有所衝突。費克圖依靠它，在服刑期間保守住了信息的安全。他還發現，這樣做可以極大地鼓舞士氣：“支撐我熬過這19年的最重要信念就是，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所知道的一切。每當我感到沮喪時，這個信念都會幫我很多忙。”即便如此，這兩個人都為自己所做的交代產生了負罪感。唐尼尤其如此。

    他們前五個月被關在瀋陽，然後被轉移到位於北京的監獄裡。他們仍然分開被關押，並且還戴着腳鏈，仍在被不斷審問。每間小小的牢房裡都只有一個照明用的燈泡，還有一張稻草床墊。費克圖記得自己被吩咐坐在地板上，凝視着牆上的黑點，並思考他的罪行。從他搬到北京後，足足有五個月，他沒能洗上一次澡。他的體重下降了70磅；唐尼則減了30磅。

死而復生

    被捕兩年之後，他倆才再一次見面。當時他們被同時送上一個秘密的軍事審判庭，顯然當局對從審訊中得到的信息已經感到滿意。費克圖記得走進法庭後，被告知站在唐尼身邊。後者穿着一套新的囚服，看上去有些沮喪。為了讓唐尼高興起來，費克圖站在他身旁時低聲說：“誰給你裁的衣服啊？”唐尼微微笑了起來。在面對逆境時，這種幽默是必要的。軍事法庭最終裁定唐尼為從事間諜活動的“首犯”，而費克圖為“從犯”。唐尼被判無期徒刑；費克圖被判20年徒刑。唐尼的最初反應是解脫，因為他曾以為自己會被處決。費克圖覺得即使10年的監禁都已經長得無法想象，但他更為唐尼感到難過。費克圖說了句：“我老婆看起來要到死也再沒有小孩了。”唐尼忍不住笑出了聲，惹惱了警衛。

    這一天是1954年11月23日，離中情局宣布唐尼和費克圖“推定死亡”已經過去了幾乎整整一年。當天，北京方面宣布他倆還活着，被關押在獄中，作為中情局間諜在服刑。中情局最初是通過一條中新社的廣播知道此事的。與此同時，中國也宣布了對美國空軍一架B29飛機上的機組人員的判決。他們是在唐尼和費克圖的C47之後幾個星期在中國被擊落的，同樣被定為間諜罪。

努力營救

中情局迅速成立了一個由小理查德·M·比塞爾（Richard M. Bissell Jr.）牽頭的特別委員會。比塞爾當時是中情局局長的特別助理。這個委員會認為中國宣布的消息是真實的，因此把這兩個人的狀態從“推定死亡”改變為“失蹤”。此外，委員會還決定繼續堅持當初編造出來的故事，即唐尼和費克圖是美國陸軍文職人員，作為乘客乘坐包機往返於韓國和日本之間。這要求與五角大樓進行必要的協調，並與政府以外知道這兩個人屬於中情局的二十多個人打好招呼。這些人包括他們的家庭成員，三家保險公司和兩家銀行里的人員，幾名律師以及遺矚執行人。儘管冒着被泄漏的危險，當局對兩人的真正身份保密多年，在20年裡一直沒有改口。

    在公開的歷史中，有人說中情局在這兩人被囚禁期間“拋棄”了他們。但恰恰相反，中情局一直力主美國官方不斷努力，促使中國釋放他倆，並關注着國務院和其他機構在這方面的努力。1954年底，一旦得知這兩人還活着之後，比塞爾隨即建議美國政府通過外交渠道秘密施壓，力爭北京放人。比塞爾被授權召集起一個工作小組來研究這個問題，但他的建議沒有取得什麼進展。其他美國政府機構都反對對中國採取強有力的行動，其中一種反對的觀點認為，按國際法，北京有權對唐尼和費克圖進行審判。

    在美國政府中，只有中情局在不斷努力推動這個事情。中國在1955年釋放了美軍戰俘，但繼續聲稱唐尼和費克圖所執行的任務與朝鮮戰爭無關。而且，儘管中情局有所抗議，華盛頓官方繼續說着瞎話，稱他們兩人是軍隊文職人員，誤入中國領空飛行。在接下來的15年裡，美國外交官在日內瓦和華沙同中國同行進行會晤時，常常提到此事，但美國所採取的“不討價還價，不妥協，不承認共產黨中國政府”的政策，使得此事一直沒有進展。

漫長的等待

    我們之間可能有些人可以想像被囚禁20天會是什麼樣，也許很少一部分人可以想像一整年被剝奪自由，沒有機會接觸別人的滋味。但誰能想象20年如此是什麼感受？唐尼和費克圖一直試圖淡化其監禁過程；他倆誰也沒有將這部分經歷寫成書出版——如今，可以說有太多的前中情局官員熱衷於出書，雖然他們寫書的理由遠不如這兩個人的充分。唐尼說，如果他寫書，那麼這本書裡將包含“500頁空白”。而費克圖說，整個經歷其實用一個詞就可以概括：“無所事事”。

    毫無疑問，無聊是他們最大的敵人之一。但顯然這兩個人也是在儘量淡化他們經歷過的重大考驗。據我們所知，在最初幾年裡，他們的生活條件惡劣。到審判之後，條件有所改善，但仍非常簡陋。他們狹小的牢房裡沒有什麼家具，涼風陣陣，通常總是很冷，很少能接觸到外部刺激——窗戶被刷上了白灰，牢房裡總點着一隻暗淡的燈泡。食物很簡單，幾乎完全是米飯、蔬菜和饅頭，節假日裡也許會有些肉。這兩人都被單獨囚禁了多年——有一回單獨囚禁時間長達6年。雖然最激烈的審問在1954年底他們被審判和判刑後就結束了，但這兩人自始至終受到言辭辱罵和精神虐待。費克圖把中方的一種典型手段稱為“拉鋸式”：監禁他們的人先改善條件——提供更好的食品，提供書籍和雜誌，或肥皂之類的奢侈品——然後又取消這一切。

    最糟糕的是暗示他們能夠被提前釋放。例如1955年，唐尼和費克圖被安置進一個大的牢房裡，與被擊落的B29飛機上的空軍軍官和機組人員關押在一起。這群美國人在一起生活了3個星期，幾乎沒受什麼監視，享有的權力也增加了一些。中方讓中情局的這兩人相信，他們將和空軍那批人一起被釋放。唐尼回憶說，隨後“斧頭砍了下來”，他和費克圖突然又被押走，改成單獨監禁。

    這兩人都發現，抱怨通常是適得其反。有一次，費克圖說，食物里的西紅柿讓他得了消化不良。隨後三個星期里，他頓頓都只能吃未熟的青西紅柿。此後，每當有人問他：“食物怎麼樣？”費克圖總是回答說：“還行。”如果他抱怨說，在每周一次的洗澡時沒有足夠的水，那麼下一次水會更少。同樣的，這兩人也學會了除非病情嚴重到明顯需要治療，否則不要去要求醫療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