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曾經是國家機密

中國很早就設置專業的史官，負責收集歷史資料和寫歷史。那麼，歷史在中國社會的地位一直是很高的。

司馬遷的老爹司馬談是太史令，就是史官。他想寫作一部歷史，但沒有完成。臨終前，他囑咐兒子司馬遷要完全他的這一心願。

司馬遷牢記父親的這個教誨，年輕時就着手準備寫作這部歷史書。在他還未完成這部書時，因為要回答皇帝對他的問話。他為兵敗而投降了匈奴的將軍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就被兇殘的漢武帝判處死刑。為了活下去，司馬遷接受宮刑來代替死刑。

他忍辱負重，咬牙完成了今天叫作《史記》的那部著作。在完成自己的心願不久，司馬遷就離開了這個對他極其兇狠的世界。

在司馬遷離世後很久，由他的外孫楊惲向社會流傳這部書。這部偉大的著作才最終面世了。最初的名字叫《太史公書》。

這部偉大的著作問世後，幾乎所有的讀書人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班固雖然在政治上對司馬遷不滿，指責司馬遷“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云云。今天看，此點正是司馬遷偉大的地方。但對於歷史描述而言，班固對司馬遷沒敢指責一句。他本人寫的《漢書》，無論叢體例上，還是寫作風格上，都是極力模仿司馬遷。這本身就是對司馬遷的最大褒獎！

外國的漢學家們對《史記》更是讚揚有加。一個極有趣的現象是：每當他們發現《史記》中對某些事件的描述不符合他們的口味時，他們就說這是其他的人把《史記》篡改了的結果。比方說，秦始皇對山發怒，要懲罰大山的怪異舉止，秦軍坑殺四十萬趙的降卒等。他們一口認定這是被什麼人篡改了。他們這樣做，就是暗含了一個前提假設：司馬遷寫的不會犯大錯。司馬遷的記述一定符合他們的推測。

我個人的看法是，雖然，我們無法把握司馬遷記的不會出錯，但他們的那些指責，有的是他們按照今天民主社會的思維，去推測古代極其殘忍的社會的某些做法。那是可笑的。像秦軍殺害四十萬人。那個數字幾乎不會錯。從事件的發生到司馬遷的時候，僅一百多年，四輩左右的人，靠口頭傳，也一定很準確。在今天，當地的百姓用豆腐做的一道菜叫“白起肉”，可見此事留下仇恨有多深。

有的懷疑是那些歷史學家們對中國的文化理解太淺而導致的。

三國時，那個呆氣很重的王允咒罵漢武帝沒有殺司馬遷，致使謗書流傳於世。他自己幾乎沒有任何政治頭腦和手段。在犯下愚不可及的錯誤後（如果他真的讀懂了《史記》的話，他不應犯下那樣的可笑的錯誤），他的全家被叛軍殺死。那也算是他罪有應得。關中平原上人口幾乎滅絕了，這也是王允該負責的。

只有現代的沒有頭腦的人，動輒把《史記》胡亂貶一通。說什麼司馬遷被判了死刑，朝廷不會讓他接觸到歷史資料。他們把中國文化大革命時的瘋狂想像成中國的傳統。司馬遷是太史令，每天在皇帝面前轉悠。正因為此點，他才獲罪。出獄後，他任中書令。仍在皇帝面前忙活。

司馬遷記述歷史，是非常嚴肅的。他在記述劉邦帥大軍三十萬被匈奴圍困達七天之久。陳平用計使劉邦得以逃走。否則，劉邦有成為俘虜的危險。“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此處的集解引《桓譚新論》說：“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 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妒媔之 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此人自己想像個所謂的計謀，還認為這不是很容易嗎？和司馬遷一比較，他個人眼界的高下立現。司馬遷在記載陳平的其他計謀時，只說:“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司馬遷對沒有根據的東西，一般不亂記。當然，這不是說司馬遷記載的的都一定是確實的。

西漢宣帝時，《史記》中的某些部分都不對大臣開放。據說東漢時，把某些部分刪去了。反正，班固拿到皇室賜的版本時，就少了十篇。

東漢時，東平思王宇到長安去要求皇帝賜給《史記》。

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這位王遠道來京城，求《史記》。武夫王鳳認為，其中有漢初時狡詐的計謀記載，不能讓諸王知道。最後，竟然不給。歷史書竟成了國家機密。

不要認為，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僅是對百姓的，對皇帝附近及外番官宦的一切人都適用。這是一個鮮明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