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生：印度模式優於中國模式

沒有證據表明印度的民主制度對其增長造成傷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制度儘管有很多缺陷，但較之於上個世紀60和70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體制更加自由、更加透明。很多中國人和西方觀察家忽略了下面這個事實，即“印度式增長”的年代也是印度政治體制最威權的年代。

作者：黃亞生

印度GDP與個人收入增長並不脫節

在2003年我和我當時在哈佛的印度同事提出“印度能否趕超中國”這一命題時，中國的媒體、學界和政界可以說對印度毫無興趣。中國人那時對印度的知 識還停留在《大篷車》的水平。我記得我多次向中國幾個有名的商學院建議它們應該組織學生到印度去交流和訪問，要重視這個國家，得到的反應經常是有禮貌的冷 淡或者是熱情的拒絕。

但中印發展的討論這一兩年來變成了一個熱門題目。我想這裡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印度的經濟表現。在金融危機中，印度在經濟上基本沒有大規模的刺激措 施。從財政的刺激上講，印度是非常小的。印度的第一輪政府經濟刺激是40億美元，另外還有減稅政策。印度的第二輪政府經濟刺激也很小而且主要還是減稅。相 比我們的4萬億，可以說微不足道。另外印度早在2009年11月已經宣布結束經濟刺激措施，它完全獨立的中央銀行已經開始加息要防止通貨膨脹出現。

印度的G D P增長是7%，世行預測印度到2011年增長會加速到9%。在沒有政府大規模投入情況下，增長可以達到7%，說明這個國家的私營企業非常有活力。印度的經 濟很明顯是靠私營企業，而且它的增長是靠內需(內需主要是家庭消費而不是投資，更不是政府投資)。世行研究表明印度是所有主要的國家裡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小 的國家。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漂亮數據下投資者和學者總是有一些疑問。印度的優點是它非常透明。它的缺點都擺在那，你可以盡收眼底。一個國家如 果對自己的缺點坦然處之，當它公布自己的成就時就不會有人去懷疑。我在M IT有一門中印比較的課，教了5年，每年都有人質疑中國經濟的統計數字。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質疑過印度的統計數字。當中國經濟增長時，對中國數據的不 信任沒有太大關係，然而一旦中國經濟出現風波，那時我們就知道一個國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會有多麼重要。

第三個原因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中國經濟增長到底能給中國老百姓帶來多少福祉。中國的改革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1993年左 右。那個階段的經濟增長給中國老百姓帶來巨大的福祉，減貧和農村的改革主要是在那個階段完成的。中國那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從數量和質量上來講遠遠超過印度現 在經濟增長的數量和質量，那是中國真正的經濟奇蹟。第二個階段是從1993年以後中國走上了一條重投資輕消費，重政府稅收和企業盈利輕家庭和個人收入的道 路。我認為印度體制的優勢是和自1993年以後“北京共識”的中國模式相比越來越變得明顯。

“北京共識”的中國模式和印度模式最大的差別是個人收入。2010年2月9日《環球時報》有一篇報道稱：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諮詢機構ECA國際在 45個國家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人的工資增長將是最高的，公司預計年工資增長為12%，考慮到通貨膨脹，他們實際的工資增長是7%。如果考慮到這個因 素，我國在工資方面與印度的差距可能更大，因為相當一部分工資不得不承擔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或准公共產品提供不足的空缺，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我們 的工資不頂花，因為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

我從來反對那種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 D P增長。對於富士康12跳的工人來講，你G D P再快外資再多外匯儲備再大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印度也有很多問題，但它的政治經濟體制決定了它的G D P增長和個人收入總的來說是同步的。而在中國，據統計，勞動報酬在1983年占中國G D P的57%，2005年降到37%，此後一直停留在這個水平。這種G D P增長和個人收入脫節在印度是不會發生的。

我在這篇文章里着重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被公認為是中國相對於印度的一個巨大優勢。但這個基礎設施的優勢是不是就是中國經 濟發展的優勢？很多中國的學者，官員和企業家都這樣認為。我很習慣我的少數派的地位———我認為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如果經濟發展來源於建設基礎設施的能力 的話，那麼過去400年統治世界經濟的不應該是西方人而應該是埃及人和中國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國人可以建長城和挖運河，但這些建設基礎設施能 力帶來了什麼經濟優勢？

第二個問題是印度的政治體制到底和它的經濟發展是什麼關係。國內普遍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阻礙了它的經濟發展。我再一次不同意這種觀點。證據表明正好相反：印度最不民主的階段是它發展最差的，而它最民主的階段是它發展最好的。

鐵公雞經濟學

許多中國學者和官員相信，較之於印度，中國的巨大的優勢是它的基礎設施，特別是中國政府快速進行基建以及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的能力。

我認為這種鐵公雞經濟學的觀點在10年前可能還有一定的道理。在今天它則是最有害的經濟觀點之一，因為這種觀點從理論上支持了投資膨脹和一系列非常有害的舉措(比如強拆)。投資膨脹正在威脅着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與許多其他有害的經濟觀點一樣，這種觀點在事實層面上也是錯誤的。那種相信中國成功應歸功於基礎建投資和FD I的觀點，源自於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觀察。但是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寬到80年代，得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圖景。在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十分有活 力，人口加權後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長速度遠遠高於90年代。在80年代，中國幾乎沒有吸引多少FDI。最高只有30億美元，在當時中國總投資額中微不足道。 儘管中印兩國的增長率在最近幾年已經趨近，但毫無疑問，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是遠超過印度的，也就是說在中國經濟表現最強勁的年代恰恰是中國依賴外資最 少的年代。

在80年代，中國基礎設施其實是落後於印度的。在1989年，印度的公路通車里程是140萬公里，而中國只有86.2萬公里，印度的鐵路交通也更為 發達。在1975年，儘管面積比中國小，但是印度擁有6萬公里的鐵路，中國只有4.6萬公里。到了1995年，中國的鐵路仍然比印度的短。一個衡量鐵路系 統“質量”的指標是電氣化鐵路的里程數，在這一方面，印度也是超過中國的。1989年，印度電氣化鐵路為5345公里，中國只有1700公里。80年代中 國在基建上的落後並沒有阻礙中國在那10年中取得遠遠超過印度的增長成績。

將中國的經濟成功歸結於FD I和基建投資是因果倒置。對中國經濟發展更符合事實的描述應該是這樣的：首先中國有了經濟增長，因為中國有了經濟增長，然後才有了後來的FD I和基建投資的增長。經濟增長是原因，FD I和基建設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現在，印度正在複製真實的中國奇蹟。一旦它的經濟在高速增長的軌道上運行一段時間，FD I就會進入這個國家，無論它的基建狀況是怎樣的不盡如人意。而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源將被隨後用於提升基礎設施建設。現在，印度正在吸引着巨大的FD I。其FD I流入已經從6年或7年前的60億美元增長到今天的300億美元。儘管沒有達到中國的速度，但是印度的基建設施也有很大提高。像中印這樣的窮國必須非常明 智地進行資本配置，我認為印度政府的投資重點應該是它的基礎教育和衛生服務，而不是修建機場和高速公路。只要印度能將增長率保持在6%到7%，它就會有足 夠的資源為機場和高速公路建設進行自我融資。對於窮國來說，藉助未來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資源為代價高昂的基建融資，要遠遠比向廣大貧窮的老百姓徵稅更為有 效率和更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