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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6》看一個神話終結
送交者: 佚名 2004年09月08日15:55:23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電影是“時間藝術”,電影能讓你在1/25秒內回到過去,又在1/25秒內來到未來。讓-路易.雪佛(Jean Louis Schefer)說,“電影是能令我感知時間流逝的唯一經驗。”(Images Mbobiles, 1999)導演可以用不同的時間手法展現電影,他要面對時間的殘酷,表達命運和世界的真相。

  王家衛是控制時間的高手,他總有辦法克服時間對人的束縛,讓主人公按照王家衛的時間語法重新演示故事的意義。時鐘的特寫在王家衛電影中非常常見,《阿飛正傳》中小食部牆上的鐘表,《花樣年華》裡蘇麗珍辦公室里的石英種和《春光乍泄》裡懸掛在城市上空與瘋狂的車流和艷麗的霓虹相對挽嘆的電子鐘,時間在王家衛電影中至關重要,每部影片都有意無意地交代故事發生的時間,旭仔對蘇麗珍說“1960年4月26日下午3點,我們做了一分鐘的朋友”,黎耀輝邊看電視新聞邊自述說“今天是1997年2月20號,我在香港的一間旅館醒來”,而《東邪西毒》的英文名就叫“Ashe of Time(時間的灰塵)”,《花樣年華》的年代背景用字幕形式穿插在故事間。

  《2046》的故事很簡單,周慕雲結束了同蘇麗珍的情感後(《花樣年華》),從1966年的平安夜到1969年的平安夜間,他在新加坡和香港與4個女人先後發生了不同的故事。還是《花樣年華》中的周慕雲,但他已變成了“從一個女人流浪到另一個女人”的風流浪子。到了新加坡後,周慕雲開始潦倒,他想賺錢回香港,於是在賭場賭搏,但他越賭越輸。在賭場他認識了另一個叫蘇麗珍(鞏俐)的女人,但這個蘇麗珍最後沒跟他一起回香港。回到香港的周慕雲開始寫小說。1966年的平安夜,他遇到了風塵女子露露(劉嘉玲),一場宿醉之後他送露露回她住的酒店,這次相遇使他最後住進了東方酒店(東風旅館)2047號房(露露死在2046房);1967年平安夜,2046房住進了一個美麗風騷的女人(章子怡),兩人開始逢場作戲,魚水之歡,最後她動了真情卻遭到周慕雲的拒絕;1968年的平安夜,他與旅店老闆女兒、有日本男朋友的王菲共進晚餐,幾次接觸之後兩人的情感若有若無;1969年的平安夜,他回到新加坡去找舊愛蘇麗珍,可已人去樓空。這之間,周慕雲在小說中描寫了露露劉嘉玲和王菲在2046列車上的未來幻想,她們以不同的方式傷害着愛她們的人(張震和木村拓哉)。愛人之間的海誓山盟在時間的流逝中變得華麗而脆弱,仿佛灼熱的身體上流落的煽清而短暫的淚(張震和木村拓哉)。

  如果按照正常時間順序講這故事,《2046》則慘澹得像二流言情小說,至少是與《花樣年華》同樣平庸的故事。實際上的《2046》是變化多端的,過去和未來反覆交叉,主人公敘述時交叉着不同時間的畫面,簡直到了眼花繚亂的程度,每一片剪輯中都包裹着絢爛無比的音樂和超現實的色調,遠遠地大於內容本身。觀眾很容易迷失在王家衛變換多端的手法和天馬行空的想象里,故事因而變得不可辨識,曖昧不清。美國《時代周刊》因此評價王家衛是“世界上最浪漫的電影人”(聽起來似乎是種諷刺),恰恰因為《2046》的風格化。電影的風格歸根結底是個“時間問題”,時間是電影的本性(Gilles Deleuze),每幀靜止的影像里都至少含有1/25秒的時間,帶有相同或不同時間量的畫面構成的運動構成了電影。王家衛在《2046》中隨心所欲地剪切聲畫元素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徹底把時間從無上的君王淪為內心的奴隸,仿佛靈魂都出了竅。

  自從《春光乍泄》之後,他的故事不再具有張力,剩下的只是形式。《2046》一開始是一隻巨大的鐘,這隻鐘不是從一秒走向下一秒,而是從過去走向2046年,一個女人側臥着的身體剪影構成了鐘的巨大指針,之後,在一個擬喻後現代都市的動畫裡,一輛列車高速駛向一個光明耀眼的站台。這是一個極具誘惑力的開始,但是之後就越來越令人失望。王家衛想讓我們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建立起只有一種只有他才能掌握的個人情感夙願,在嫵媚動人的60年代和前衛冰冷的21世紀中葉之間,斷裂的、破碎的故事和交錯的時間肆無忌憚地膨脹成主人公逃避現實、自我沉醉的美侖美奐的藉口。

  《2046》貌似一個時間寓言,實際上是個障眼法。在王家衛的世界,自述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自述意味着回憶,意味着擁有隨意提取時間片段的自由,那麼在王家衛複雜的時間形式下的愛情故事到底顯現出什麼成色呢?

  首先是奇蹟感。“奇蹟”不是說故事,而是小人物生活的的奇遇化和傳奇化。王家衛雖然不像主流商業片那樣完全編造故事,但他的故事往往都有主流商業片的身份(警察、毒販、殺手、江湖俠客和妓女),他把本來司空見慣的小情小調在電影中放大,變得超凡脫俗,香艷迷人。王家衛總是選擇小人物和邊緣人,但他的邊緣人經歷着完全不屬於邊緣人的現實,他們被艷遇、對話和迷離的色彩包裹起來,變成完全不現實的傳說:警察和毒販的戀愛,殺手和介紹人只加的精神撫慰與迷戀,啞巴晚上給豬捶背,一對同性戀去阿根廷看瀑布,被妻子拋棄的好丈夫在旅館裡與一個貌美如花的少婦寫武俠小說,波特萊爾說“時間重新建立起殘暴的專制”(《巴黎的猶豫》),可王家衛的語法世界從來就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小人物悲劇。

  再就是拼貼,這是在王家衛電影法則中越來越發揚光大的手法,那種屬於MTV和電視廣告時代的閱讀經驗。在《2046》中,王家衛給周慕雲的回憶和想象無所不能地武裝上歌劇、動畫、美人、旗袍、鑰匙、手套、檯燈、賓館、床、紙牌、酒杯、眼淚……在現代藝術中,波普和拼貼都是對現實秩序的解構,而王家衛的拼貼則恰恰相反,他要把現實裝點上唯美主義的色調,藉以給那些漂泊的靈魂軀殼提供心靈的慰藉。

  最後感到一種濃郁的化妝感,這在《2046》尤甚。每個女人都那麼妖艷多姿,嫵媚動人,她們有着窈窕的身體,穿着迷人的服裝,塗抹着口紅和脂粉,戴着華麗但又不過分招搖的首飾,還有影片中的環境、布景和道具,一切都是不真實的,故事和人物恍若隔世,這種感覺太強烈了,導致法國《首映》雜誌7個影評人中有4個認為《2046》是今年戛納最差的電影,沒有一個人認為她是最好的(第328期,118頁)。其中有一段話評價說,“從王家衛的《2046》那裡只聽到為一個虛假電影現象傳達的表情”。

  王家衛太沉溺於自我了,很多人就喜歡他這種自我。但他奢華迷人的形式掩蓋不住越來越虛弱的內心。張曼玉接受《電影手冊》採訪時說,“他總是徘徊在自己的宇宙,別人進不去,他也經常在自己的世界裡迷失。”(第590期,第55頁)

  王家衛在《2046》中用了數不勝數的偷窺鏡頭:章子怡打電話時斜靠在牆上的半截腰肢,張震從屋頂的小洞裡看別人強暴劉嘉玲,梁朝偉與章子怡在屋頂上的熱吻,通過牆洞看到的王菲走來走去的腳。《花樣年華》的主色調是紅色,紅色的字幕,紅色的旗袍,賓館裡紅色的牆壁和窗簾,而《2046》的主色調是藍色,似乎在《花樣年華》中紅色的東西幾乎都在《2046》中變成了藍色。紅色代表激情,而藍色代表憂鬱,類似的寫意的元素和充滿暗示的符號幾乎不勝枚舉,難道這說明了王家衛晚近兩部電影都是獻給自己內心的電影?

  從《春光乍泄》之後,王家衛的電影開始迴避香港的當下現實。我們尊重任何人以任何形式的自我沉醉,但有一個問題很可疑:王家衛為什麼要給《2046》的個人主義愛情故事加上意識形態暗示?眾所周知,2046年對於香港回歸來說有着很強的政治意義。梁朝偉說,王家衛拍這部電影的用意就是想說,“沒有什麼是不能改變的”,但在《2046》中,我們根本沒看到王家衛對這個問題的直接進入,相反,這只是個“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圈套,影片除了眼花繚亂的畫面和纏綿悱惻的愛情,根本沒有切入香港的現實,更不用說諷喻未來了。對於王家衛所掌握的拍攝資源(資金、物質和演員)來說,他要拍一部直接表達政治理想的電影並非難事,但是他沒有拍,而是拍了一個“羊頭狗肉”一樣的《2046》。如果沒有絲毫意識形態的暗示,又何苦叫“2046”而不叫“2028”或者“1967”?

  王家衛在《2046》拍攝上的一些做法也很值得玩味,他選擇了木村拓哉,而拍攝的事實證明了兩個人的合作並不默契。木村在日本電視台公開諷刺王家衛的工作方式,“沒有劇本,拍什麼也不知道,在哪裡拍和什麼時候拍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要我拍”。拍攝開始後,張曼玉中途退出,接着鞏俐、章子怡和董潔先後參與拍攝。那麼,王家衛為什麼要在一個發生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故事裡選這麼多內地演員?(用一句《南海十三郎》裡的話,這豈不是“南人北臉”!)一個職業導演,一部拍了這麼長時間的電影,最後送到戛納參賽居然能遲到24個小時,24小時,還能對電影做什麼重要的修改?

  王家衛電影並不娛樂,有時甚至晦澀,但他卻有眾多擁迭。《花樣年華》能在戛納拿獎,也能在當年拿到香港最多的票房。一個朋友說,王家衛電影正在滿足的日漸蔓延的小資情調,滿足布波族淡淡的自我陶醉、戀物癖和虛假的無辜與感傷。王家衛的工作方式也一度被廣泛流傳,沒有劇本,現場寫台詞,一邊拍、一邊改還一邊剪,幾乎每個演員都願意和王家衛合作,拍《2046》期間,所有演員隨時等待王家衛開工拍攝。王家衛拍電影要等靈感是出名的,這導致越拍周期越長,進度緩慢。他還對電影有絕對的生殺權力,為了在《2046》中再現未來,他花掉一千多萬巨資在法國某著名特技公司(製作過《黑客帝國》等電影的特技)趕製關於未來的一段特技,結果全被剪掉,而演員的戲被刪掉的就更多。儘管如此,他因1997年獲得了戛納最佳導演獎得獲得了“承認”和“理解”,從此他從一個爭議話題搖身一變成了神話。

  不難看出,王家衛既想要票房,又想要金棕櫚,關於《2046》的種種都是來自這個野心勃勃的戰略,而這種動機恰恰解釋了王家衛電影一貫的追求,試圖在主流價值和個人創作之間不斷調和,既要賺錢又要立牌坊,讓能賺錢的電影更另類,讓個人創作更值錢,他甚至想建立一個只屬於他自己的帝國,凌駕於商業電影和作者電影之上。

  5月22日上午,王家衛信心十足地在卡爾頓酒店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這個神話抵達了高潮,《2046》首映後在國際傳媒綜合排名第一,這個帶着墨鏡的東方導演一下子成為傳奇人物,大約9個小時過去後,這個神話破產了,他在《花樣年華》的國際讚譽中得到的文化討好主義啟示失效了,曖昧的意識形態暗示與米蓋爾.莫爾直接向布什開炮的政治觀點相比又太懦弱和做作,王家衛衝刺金棕櫚的全部努力付之東流。王家衛的才華在衰竭,他太依賴過去,但《東邪西毒》和《春光乍泄》中的精彩已不復存在,《花樣年華》開始令人失望,直到《2046》在戛納孤注一擲的失敗,王家衛電影再也不是神話,儘管他離神話的巔峰曾經那麼近。

  這令我想到香港文化的特殊氣質:只有在香港,商業機制下產生的文化製成品才容易被“神化”成“經典”,武俠小說、黑幫電影、流行歌曲和漫畫。在同一個時代,香港擁有比內地和台灣多得多的亞文化偶像,金庸、王家衛、周星馳……2003年,張國榮的死造成了轟動,相信那些與張國榮同時出道的優秀內地演員很難造成同樣的文化效應,比如姜文和陳道明。而且,90年代的傳媒、亞文化消費者甚至文化研究體系(某些知識分子)成為這些造神運動的最大推動者。在這個亞文化偶像群落里,能把帶有消費文化價值觀的成品拿到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只有王家衛,王家衛是神話中的神話,但在這個神話包裝下的,是對日漸成為主流人群生活趣味的積極應和,對現實的迴避和粉飾,對商業利益和國際榮譽的高級戰略的孕育與難產。

  我們不得不承認,阿多諾所說“消費時代”已經在華語社會全面到來,消費文化已經變成中國新一代人成長記憶的部分,並參與進新一代人價值觀的形成。文化製成品的偽藝術化和仿藝術化使它們迅速滲透進主流文化,在這個方面,電影具極強的代表性。在法國,每天都能感受到真切的全球化氣息,按照新歷史主義者,當下的法國應該是消費過剩的時代,消費過剩時代的文化氣質是解構,文化產品的細分化導致偶像的過剩,電視上每天都有可能產生一個明星,每天也有可能消失一個明星,到處都是文化偶像的符號,英雄太多的時代也就是沒有英雄,相對比較,我還要替中國的新一代人感到慶幸,至少,一些特定人群還擁有相對集中的集體回憶,比如還只有一個王家衛,而在法國,普通人也可以通過包裝變成文化消費品的商標,價值體系在逐漸潰散,那麼王家衛會多得像舞台上一個又一個飛舞的五彩氣泡。

  發表這篇文章時,《2046》還是戛納版本的,在戛納,王家衛說不會再做修改,但他食言了,不知道即將公映的版本於參加戛納之後的改良版本之間會有多大區別,據說加了張曼玉的戲,也是與張曼玉在戛納拿獎有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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