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施坦因眼中的希特勒

 

 

本文選自曼施坦因回憶錄《失去的勝利》。有趣的一點是：他關於希特勒的部分和古德里安的，在漢譯本上僅差幾十字，幾乎完全相等。

 

第十一章 作為最高統帥的希特勒

 

    當我被任命為頓河集團軍群總司令之後，使我第一次直接受到了希特勒的指揮，

因為他正在兼任着三軍統帥和陸軍總司令的職務。直到現在，我才親自有機會看到

他除了國家元首的職務以外，又怎樣去嘗試執行一個戰爭中最高統帥的任務，在過

去我一直都感覺到他對於軍事決定的影響，最多只不過是間接的和遙遠的而已。因

為凡是有關作戰的一切事件，都是受到嚴格保密的限制。所以我自己很難作任何確

實的判斷。 

 

    在波蘭戰役中，我們不感覺到希特勒對於陸軍領導權的干涉。當他兩次視察倫

德斯特元帥的集團軍群總部時，他對於我們的情況解釋，都很同情的加以聽取，並

且也同意我們的意圖而毫無加以干涉的打算。 

 

    至於說到挪威的占領，局外人對於這個計劃始終是莫測高深的，希特勒對於西

線攻勢的態度在以前早已詳細討論過。在這個事件上，他完全越過了陸軍總部，這

固然很令人感到駭異和不滿，不過他的基本觀念，認為解決之道必須是攻勢的，若

從軍事觀點來看卻是一點都不錯，儘管他原定的時間並不妥當。誠然，他所擬定的

計劃大綱不可能產生完全解決，理由我早已分析過了。在那個階段中，他可能並不

曾想到會獲得那樣偉大的戰果。不過當A 集團軍群的計劃使他能有這種機會時，他

馬上就抓着了這個觀念，並且自己去適應它——儘管因為害怕冒險曾經加以某些限

制。他在敦刻爾克城外停止裝甲兵的前進，固然是犯了一個致命的大錯誤，但是在

當時，局外認卻很難認清這一點，因為從灘頭上所留下來的裝備數量看來，足以使

任何人都很難認清英國人撤運其部隊過海的工作會有那樣大的成功。 

 

    不過，由於缺乏一個“戰爭計劃”，所以使對於入侵英國的作戰缺乏適當的准

備，而未能配合時機，這一點足以顯示出德軍領導階層之失敗，換言之，也就是應

由希特勒本人負責。相反，任何並非實際在場的認卻很難判斷，轉過頭來對付俄國

的決定，因為政治的原因是否真正無可避免。俄軍在德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邊界

上的部署，卻的確使人很感到觸目驚心。 

 

    站在一個軍長和集團軍司令的地位上，我對於希特勒在原始攻擊計劃和第一階

段戰役的作戰指導，以及1942年夏季攻勢計劃所具有的影響作用都殊少認識。無論

如何，希特勒對於克里米亞戰役的指揮不曾加以干涉。當我在1942年春季去謁見他

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同意了我們的意圖，並且也毫無疑問曾經儘可能使我們在塞

瓦斯托波爾獲得成功。不過我認為在該要塞陷落之後，第11集團軍的調動是不合理

的，這已見前述，不再贅論。 

 

    現在我以集團軍群總司令的身份，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的指揮，這也使我對

於其最高統帥權的執行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經驗。 

 

    當分析希特勒在作為一個軍事領袖的地位時，我們決不可以鄙薄他，說他只是

一個第一次大戰中的“小班長”而已。 

 

    毫無疑問，他對於作戰十分敏覺，像他採取A 集團軍群在西線上的計劃即為一

例。事實上，許多業餘的軍事家都常有這種天才，否則歷史記錄上就不會有那樣多

的王公都變成了指揮官了。此外，希特勒也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和想像力，使他能迅

速了解一切技術事件和軍備問題。他對於敵方最新兵器的性能十分熟習，並且對於

敵我雙方的戰時生產數字，能夠整套的背誦出來，如數家珍。事實上，當他每逢談

到他所不願意聽的問題時，就會把這一套法寶請了出來以當作抵制對方的工具。毫

無問題，在軍備方面的許多成就都應歸功於他的遠見和過人的精力。但是他對於自

己在這一方面的天才卻具有過份的自信，結果又常常引起不幸的後果。他的干涉妨

礙了空中的順利發展，而火箭推進和原子兵器的發展也都受到了阻礙。 

 

    此外，由於希特勒對於所有技術問題都深感興趣，結果遂使他對於技術資源的

重要性不免估計過高。在必須要用大量部隊才能有成功希望的情況中，他卻相信少

數的突擊炮或新式的虎型坦克即足以應付。 

 

    概括言之，他所缺少的就是以經驗為基礎的軍事能力，這是他的“直覺”所不

能代替的。 

 

    希特勒對於一個戰術機會固然十分敏覺，能夠迅速抓住機會，但他卻缺乏能力

不能夠決定某種作戰計劃的先決條件和實際可能性。他不能了解一個作戰的目標和

最後限度，必須要與時間和兵力成正比例，至於補給的可能性更是不在話下。他也

不會認清任何遠程的攻勢作戰，其所需要的兵力必須逐漸增大，遠超過原始突擊時

所需要的。在1942年夏季攻勢的計劃與執行中都很明顯地表現出上述弱點。另一個

例證就是他在1942年秋季中對我所說的話，他希望用一個摩托化的集團軍群從高加

索一直進入近東和印度。 

 

    在政治方面也和軍事方面一樣，希特勒對於何者為可以達到的，何者為不可以

達到的，完全缺乏一種判斷力。在1939年的秋季中，雖然他看不起法國的抵抗力，

但他最先卻不曾認清一個有正確計劃的德軍攻勢，即足以有獲得決定性成功的可能

性。可是當他實際成功之後，因為條件改變了，於是他又錯過了更好的機會。在每

一種情況中，他所缺乏的就是在戰略和大戰術領域中的真正訓練。 

 

    所以他活躍的心靈對一切足以勾起幻想的目標都感興趣，這樣同時追求幾個目

標，而且常常在戰場上距離極遠，遂使德軍的實力消耗殆盡。他完全不曾了解下述

的基本規律——在重點上的兵力決不嫌強大，為了得到決定性的目標，甚至於應不

惜犧牲比較不重要的方面，或是不惜接受相當的冒險。所以在1942年和1943年的攻

勢中，他都不能傾全力以求成功。同時當情況逆轉時，也不願意採取任何緊急的補

救措施。 

 

    至於說到希特勒的戰略目標( 至少就對俄國的衝突而言) ，大部分受到了政治

考慮和德國戰爭經濟需要的影響。在有關俄國戰役的導言中，我已經有所論述，以

後在分析1943-1944 年之間的防禦戰時，還要再度提到。 

 

    在決定戰略性目標時，政治和經濟性的問題毫無疑問非常重要，不過希特勒的

錯誤卻是過份重視了這種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地理目標的保有，要重於擊敗

敵方軍事力量。事實上，從對俄國的鬥爭中看來，即可以了解當軍事上勝負未決時，

要想獲得具有經濟價值的地理目標，是頗有疑問的，而想長期的保持則更是不可能。

在那個時候，還不能用飛機或導彈毀滅敵人的生產中心和運輸體系。 

 

    戰略毫無疑問應該是政治領袖手中的一個工具，但是他卻決不應忽視了一個基

本事實。在任何戰爭中，戰略的目標都還是擊碎敵方的軍事防禦力量。只有在確保

了勝利之後，才能實現政治和經濟的目標。 

 

    這樣就要說到另外一個因素，那就是希特勒的意志力，這對於他的領導性格是

一個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而他對於這種意志力卻是未免估計過高。他認為這種意

志力可以貫徹到每一個士兵的心靈中，這也就足以使他的決定和命令獲得成功。 

 

    很明顯，最高統帥的堅強意志是勝利的一個必要先決條件。在緊要關頭，領袖

突然喪失了其意志力，結果往往就會功敗垂成。不過這種必勝的意志卻又與希特勒

的意志不同，後者的根源是他自信他具有“天命”的任務。這種信念必然會使人喪

失理智，而認為他自己的意志足以克服現實——不管敵人的兵力是否遠占優勢，不

管時間與空間的條件，也不管敵方的領袖是否同樣具有堅強的意志。 

 

    大體說來，希特勒在作其自己的計算時，是很少考慮到敵人的可能意圖，因為

他深信他的意志一定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任何的報告，不管如何可靠，只要一說

到敵人的優勢，他就會不願意採納，即使後者要比他強過了幾倍。希特勒會毫無理

由地隨便駁斥這些報告，或者故意誇大敵人的弱點和引述德國的生產數字，滔滔不

絕，使人不能開口向他進言。

 

    在他的意志前面，任何軍事指揮官在作決定時來當作基礎的情況研判都實際上

變得毫無意義。希特勒就是這樣的不顧現實。 

 

    希特勒對於自己的意志力雖然如此估計過高，並且也如此忽視了敵人的資源和

可能的意圖，可是很奇怪的卻是其決定的果敢程度並不能與此相配合。直到1938年

為止，希特勒在政治方面節節勝利，可是這個人卻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賭徒，在軍

事領域實際上卻不敢冒險。希特勒本人所作的唯一果敢的軍事決定，也許就只有對

挪威的占領。甚至其原始計劃也還是雷德爾海軍元帥所提出的。尤其是在納爾維克

戰況不利時，希特勒幾乎又要命令撤出該城，無異於犧牲了整個作戰的基本目標—

—使運輸鐵礦的路線暢通。在西線戰役的執行中，我們在上文中也曾說道，希特勒

不敢作軍事冒險。歸根結底，攻擊俄國的決定，也是因為不敢渡海攻英而引起的必

然結果。希特勒認為侵英的作戰太危險，所以不敢一試。 

 

    在對俄國的戰役中，希特勒對於冒險的畏懼也可以從兩方面顯示。一是他在1943

年以後的情況中，拒絕採取彈性的作戰方式。在那時只有自動地暫時放棄已經征服

的土地，才能應付危局。二是他不敢放棄次要的戰場和儘量抽調兵力，以應付主要

的決戰，儘管不這樣做，即可能引起極大的危險。 

 

    希特勒為什麼在軍事領域中不敢冒險，其理由可能分為三點：一、他可能暗自

覺察到他自己缺乏應付這些危機的軍事能力。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更不相信他的將

領們具有這種能力。二、他也像所有一切的獨裁者一樣，害怕任何的挫敗都足以使

其威望發生動搖。事實上，這種態度正足以造成軍事上的錯誤，而更足以喪失其威

望。三、希特勒對於權力具有一種貪慾，他不願意放棄任何已經到手的東西。 

 

    當我任頓河集團軍群總司令的階段中，我與陸軍參謀長茲勒爾上將(Col-Gen.

Xcitxler) 曾經花了無限的精力來矯正希特勒的錯誤思想，但結果卻還是枉然。

 

    當他面臨着一個即不願意面對又無法避免的決定時，希特勒就會儘可能拖時間。

當我們感到時機迫切，有立即調動兵力以阻止敵人的作戰成功，或制止其擴張行動

時，經常會遭遇到這種困難。總參謀部要與希特勒苦爭幾天之久，才能夠從威脅性

較低的地區中抽出一點兵力來援救緊急的地點。在大多數的情況中，總是當時機已

經太遲了的時候，他才肯給予太少的兵力——最後的結果是花了比原定的數量超過

了幾倍的兵力還不能達到原定的目標。為了放棄一個不能守住的位置，例如1943年

的頓涅茨地區和1944年的第聶伯河灣，常常要爭論達幾個星期之久。有時為了想抽

調一點兵力而放棄不重要的突出地時，結果也是一樣的難免一場爭論。希特勒可能

是希望事態最後還是能變得合於他的理想，於是他就可以避免作下他所不願意的決

定。因為他不願意他的決定是為了適應敵人的行動。他對於他自己的意志力既然具

有無比的信心，所以他不願接受機動性作戰中的任何冒險，例如迂迴的攻勢，其成

功是事先無法保證的。他也不願意自動放棄任何東西。隨着時間的推進，這些因素

對於希特勒的軍事領導方式所具有的影響力量也就日益增強。寸土必爭的頑固防禦

也就逐漸變成了一個公式，而終於斷送了這種軍事領導。所以，當德軍在戰爭的初

期，憑藉作戰的機動性已經贏得那樣優異的成功之後，希特勒對於在莫斯科前線上

所發生的首次危機，所採取的對策卻是斯大林的死守任何陣地的觀念。在1941年，

這種政策幾乎使俄國一敗塗地，所以當德國人發動其1942年的攻勢時，他們也終於

放棄了這種觀念。 

 

    因為在1941年的冬天裡我們部隊的英勇抵抗，終於擊退了俄軍的反攻，於是希

特勒遂深信他禁止任何自動撤退的命令，已經救了德軍，使其不至於遭受拿破崙大

軍團在1812年所遭遇到的同一命運。他的寵信人員和某些指揮官對於他的歌功頌德，

足以增強他的信心。所以當1942年秋季，德軍的攻勢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發生了

頓挫，一個新的危機又正在興起時，希特勒馬上就再度想到他的老辦法，認為只要

不惜一切代價，抓着已經得到的東西不放手，即能確保成功。從此以後，再也沒有

任何方法可以使他放棄這個觀念。 

 

    現在大家似乎都已經公認，在兩種形式的戰鬥中，防禦是一種較強的形式。不

過這卻是有條件的，只有防禦比較有效，足以使攻擊者在攻擊陣地時，流血過多而

受到致命打擊，才能講得通。在東線上這種理論卻是不合適的。德軍的數量根本上

就不夠組織一個如此堅強的防禦。敵人的兵力比我們要強過了好幾倍，在那樣寬廣

的正面，可以集中其兵力在任何選定的點上，達到突破的目的。結果，大量的德軍

遂難於避免被包圍的命運。只有在機動性的作戰中，德國參謀人員與戰鬥部隊的優

勢才能發揮作用，或許才能抵消俄國大軍的數量優勢。 

 

    希特勒這種不惜任何代價去堅守不動的傾向與日俱增，等到下文中敘述1943-1944

年的東線防禦戰時，還要更詳細地加以分析。他之所以如此堅持的原因，也許要在

本性深處去發掘。他對於戰鬥的看法，只注意到極端野蠻的一方面。他的思想只能

了解挺着不動，而讓敵軍碰在我們的防線上流血致死，但卻不能了解一個高明的拳

師往往會後退一步，以便發動一個決定性的突擊。他不懂得戰爭的藝術，而只懂得

蠻力，而且認為意志力即足以保證其成功。 

 

    因為希特勒重視蠻力遠過於心靈，所以他陶醉在德國軍需工業的生產數字之中，

甚至於忽視了敵人的生產數字還要更高的事實。他忘記了必須有訓練和技巧才能使

一種新兵器發揮其充份的效力，只要新兵器達到了前線，他就感到滿足了。至於部

隊是否已經學會了使用方法，和這種兵器是否已經在戰鬥條件之下通過了考驗，他

卻絲毫不予注意。 

 

    同樣，希特勒又經常命令成立新的師。雖然我們部隊數量的增加是極合理想的，

但是因此而使已經編成了的部隊缺乏補充兵員，卻是得不償失。這些老部隊幾乎已

經流盡了最後一滴血。而那些新成立的單位因為缺乏戰鬥經驗，所以死傷率特別重

大，空軍野戰師、黨衛軍師和所謂人民步兵師都是明顯的例證。 

 

    最後還有值得提出的一點，雖然希特勒的扮像很英武，並且歡喜追求作為一個

前線軍人時所獲得的經驗，可是事實上，他卻缺乏一個軍人的性格，他的思想與情

感都是不合普魯士傳統的。 

 

    希特勒從集團軍群和集團軍的報告中，對於前線上的情況，毫無疑問具有清楚

的了解。此外他也經常召見剛從前線上回來的軍官。所以他不僅清楚我們部隊的成

就，而且也知道自從俄國戰役開始以來，我們部隊即在不斷忍受過度的折磨。也許

這正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使我們從來無法勸說希特勒去接近最前線。要請他來視察

我們的集團軍群總部都已經夠困難了，至於再向前走一步，對於他來說，就已經根

本上不可能了，他可能是害怕在前線上的所見所聞會打破了他的黃金美夢。 

 

    希特勒雖然儘量強調他過去所具有的前線軍人身份，但是我卻從來感覺不到他

的心靈是屬於戰鬥部隊的。部隊的損失對於他而言，只不過是數字的減少而已。他

從來是不曾把他們當作人類看待。( 註：有人認為希特勒內心是軟弱的，他過份受

到情感的支配，所以他自己害怕這種弱點會影響他的決心，因此不敢到前線上去看

一看。不過希特勒這個人卻是非常奇怪的，很難於了解。假使說他內心是軟弱的，

那麼為什麼他的統治又會那樣日趨於野蠻和殘酷呢？)

 

    不過有一點，希特勒的觀念卻完全像一個軍人，那就是對於戰功的勛獎。他的

主要目標就是要使勇士能夠獲得榮譽。 

 

    我在上面所說的各點，即足以證明希特勒不適宜作一個軍事領袖。不過假使他

能完全信任一個有經驗而負責任的總參謀長，則這些缺點也就多少可以獲得一點抵

補。無論如何，他也有幾種特長，那都是一個最高統帥所不可缺少的：堅強的意志，

能夠抵抗最嚴重危機的神經，極端敏銳的頭腦，在作戰領域中也具有某種天才，還

有能認識技術可能性的能力。假使他知道如何利用其總參謀長的技術來抵補其在軍

事領域中( 尤其是戰略和大戰術方面) 所缺少的訓練和經驗，則儘管有上述的諸多

弱點，也還是照樣可以建立一個有效的軍事領導。但這卻正是希特勒所不願意接受

的辦法。

 

    正因為他相信他的意志力量是所向無敵的，所以他的政治成功和戰爭初期的軍

事勝利( 他認為這是他個人的成就) 都足以促使他在估計其自己的能力時，會喪失

一切的比例意識。照他的想法，若是接受一個有實權的總參謀長的意見，這對於他

自己的意志不是一種補益，而好像是屈服在他人的意志之下了。此外他事實上由於

受到傳統和背景的影響，對於軍事領袖具有一種根本性的不信任心理，後者的生活

規律和思想方式都是與他不同的。所以他不準備有一個真正負責的軍事顧問站在他

的身邊。他想做另一個拿破崙，只能容許奴才在他的下面，馴服地執行他個人的意

志。不幸，他卻缺乏拿破崙一樣的軍事經驗和軍事天才。 

 

    在前一章中說到有關侵英計劃的問題時( 第七章) ，我曾經說希特勒所組織的

最高統帥部，其中並無一人有權可以向他就大戰略的問題提出顧問性的意見，或是

擬定一個戰爭計劃。最高統帥部的“作戰處”(Wehrmachtfuhrungsstab) ，理論上

來說應該擔負這個任務，可是實際上它只是一個軍事秘書處。它的唯一工作就是把

希特勒的觀念與指示，用軍事術語改寫成為正式的命令而已。 

 

    但是更壞的卻是下述的發展。希特勒把挪威定為最高統帥部的戰場，這是陸軍

總部無權過問的，那只不過是擾亂陸上作戰的第一個步驟而已。以後幾乎所有的其

他戰場都逐漸變成了最高統帥部的私產，最後只有東線還是屬於陸軍總部的，可是

陸軍總司令卻又已由希特勒自兼。所以陸軍總參謀長對於其他戰場上的事情所具有

的影響力量簡直是小得可憐；同樣，其他兩個軍種的總司令對於大戰略的問題也是

毫無影響作用。陸軍總參謀長對於陸軍兵力的全盤分配，根本沒有發言權，常常不

知道哪些部隊和物資將會送往其他的戰場。在這種環境中，最高統帥部的作戰處與

陸軍總參謀部之間的衝突就無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這種衝突，以便在任

何時候都只有他一個人可以有決定權。自然，這種惡劣的組織註定了要使整個的高

級軍事領導歸於崩潰。希特勒對於其自己的意志力和軍事能力估計過高，又產生了

另外一種後果，那就是他用個別的手諭來直接指揮下級部隊，這種情形日益惡劣。

 

    德國軍事領導體系中經常強調一個特點，即希望各級指揮官都能發揮主動精神，

並敢於負起責任。一切的措施都以發揮這種特點為理想。所以，照原則上來說，較

高級指揮部的“訓令”和中下級指揮部的命令，對於其下級單位都是只以“指定”

任務為限度。至於如何去執行指定的任務，那卻是下級指揮官本身的事情，上級不

應加以干涉。德軍往往能夠戰勝敵人，這種處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個主要原因，

因為對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詳細，把所有下級指揮官的行動都加以限制了。除非是

萬不得已，德軍方面總是以儘量不侵越下級單位的權限為原則。 

 

    可是希特勒，卻認為他自己坐在辦公室中，要比在前線上的指揮官對情況還有

更好的了解。他忽視了標記在他那幅太詳細的情況地圖上的情況，事實上趕不上情

況的發展。而且從那樣遠的距離上，他也不可能判斷前線上的行動何者為適合和必

要。 

 

    他逐漸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愛用手令去干涉集團軍群、集團軍和更下級單位

的行動，這是與他所應關心的範圍完全不相干的。雖然過去在我自己的指揮範圍之

內，一直不曾受過干涉，但是當我從費特布斯克前往羅斯托夫時，中途在一個火車

站上曾經與克魯格元帥會晤，他卻曾經給予我以一個預先的警告。他說在中央集團

軍群方面，任何一個兵力超過一營以上的行動，他都得事先與希特勒商量一下。雖

然我以後總算未受到這種不可以忍受的干涉，可是由於希特勒的多管閒事，已經使

我們與最高統帥部之間有了夠多的衝突。 

 

    這種希特勒個人的命令，通常對於指揮和作戰都只會具有妨礙作用，相反的，

希持勒又極不願意頒髮長期性的作戰訓令。當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價死守”的原

則，當作其政策的要點時，於是也就愈不願意頒髮長期性的訓令。因為他已經不信

任其部下，所以害怕這種長期的訓令會使他們獲得了行動自由，做他所不願意的事

情。不過，這樣的結果卻是使一切領導作用都喪失了。長久時間之後，甚至於連一

個集團軍群若無統帥部的命令，都無法行動了。我們時常回憶到我們在克里米亞時

的情況，那時我們具有充份的行動自由。 

 

    有許多的記錄都說希特勒的態度是很粗暴的，有時口中噴着白沫，甚至有時還

會咬地毯。誠然，他有時會喪失自制能力，不過當我在場的時候，卻只看過他發過

一次壞脾氣，那就是與哈爾德的爭吵，上文中已經說過。很明顯，希特勒是看人打

發的。專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論，他一直都還能保持着應有的禮貌。即使我們的意見

衝突，也都不曾紅過臉。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專家，對於凡是來見他的人，他都有一套辦法來說服他，

並使其接受他的觀點。此外，他當然也知道任何來拜見他的人所具有的動機，並且

早已經準備好了一套答辯的理論。他具有一種特殊的能力足以說服他人接受他自己

的觀念，不管那是真的還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剛剛從前線上回來的軍官，對於他毫

無認識，更易於受到他的欺騙。在這種情況下，當這個人出發時，他心理只想把前

線上的事實真象告訴希特勒，可是回來的時候卻完全被希特勒說服了，而且更充滿

了信心。 

 

    當我充任集團軍群總司令的時候，為了作戰的問題，常常與希特勒發生辯論，

使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為他自己的觀點辯護時，實在具有令人難以置信

的韌性。幾乎一爭論就是好幾個小時，有時他的來賓會達到他的目的，但多數卻是

空手回去，最好的安慰也只不過是空洞的諾言而己。我所認識的人中間，再沒有哪

一個在這樣的討論中具有與他同等的持久力。與一個前線指揮官之間的爭論，最大

限度的時間充其量也還不過幾個小時，可是總參謀長柴茲勒爾上將為了要求希特勒

採取必要的行動，常常是一爭論就是好幾天。當這種爭論正在進行之際，我們總是

慣於問柴茲勒爾他們已經達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來為其觀點辯護的理由( 我在這裡所指的包括純軍事的在內) ，

通常也還是不易加以駁回的。尤其是在有關作戰意圖的任何討論中，所爭論事件的

後果幾乎無人能作絕對正確的預測。在戰爭中沒有一件事能夠確定，不管是說的還

是做的。 

 

    當希特勒自己感覺到他在戰略方面的意見，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時，他就

馬上會從政治或經濟的領域中去尋找理由。因為他對於政治和經濟情況的知識，是

任何前線指揮官所無法比擬的，所以他的辯論在此時通常就也更顯得理直氣壯。作

為一種最後的手段，我們也就只好堅持着說，假使他不同意我們的建議或是向他所

提出的要求，則在軍事方面一定會發生惡劣的後果。於是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也就會

隨之而受到惡劣的影響。 

 

    相反，儘管他不願意接受要求，可是卻常常表現出來他是一個善聽者，而且有

時他也能作客觀的討論。 

 

    這樣一位宿命論的獨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

“天命”信仰之中，所以與其軍事將領之間，自然很難發生任何親密的關係。很明

顯，希特勒對於個人的因素最不感興趣。照他看來，一切人類都只不過是一種工具，

用來達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對於德國的軍人，毫無任何感情上的聯繫。 

 

    一方面由於希特勒的個性，另一方面由於統帥部的組織，遂使德國的軍事領導

所具有的缺點日趨明顯。於是又自然引出一個進一步的新問題，有什麼方法可以使

這種局面有所改良呢？關於政治方面的問題，我在本書中決心不加以分析。 

 

    為了使戰爭可以有比較合理的指導起見，我曾經至少作過三次的嘗試，來勸誘

希特勒在最高統帥部的組織中接受某種改革。據我所知，還沒有第二個人敢於像我

這樣的直率，當面批評他的軍事領導是不適當的。 

 

    我當然完全了解，事實上，希特勒決不肯公開放棄其最高指揮權。作為一個獨

裁者，他不可能採取這樣的步驟，因為照他看來，這對於其個人的威望將是一種不

能忍受的打擊。所以我的意見是只想勸誘希特勒在名義上仍然保留着最高統帥的地

位，但是事實上卻把所有軍事行動的指導權，交給一個有實權的總參謀長去執行，

對於東線則另外特任一位總司令。我這些企圖很不幸都未能獲致成功，在以後敘述

1943-1944 年之間的形勢時，對此將要作更進一步的討論。對於我個人而言，這些

努力尤其困難，因為希特勒完全知道當時在陸軍中，有許多人都希望我能出任真正

有實權的總參謀長，或是東線的總司令，所以我的處境很窘迫而微妙。 

 

    我在這裡不擬討論用暴力手段改變國家領導的問題，例如1944年7 月20日事變，

雖然也許有一天我會發表我的意見。在這本戰時回憶錄的範圍中，我所要說的就只

以下述幾句話為滿足。站在負責指揮一個集團軍群的地位上來看，我認為在戰時我

無權發動一個政變，因為這樣可能會使整個前線崩潰，甚或也會使國內發生混亂。

此外也還有軍人宣誓效忠的問題。 

 

    誠如我在接受戰犯審判時所說的話：“任何高級軍事指揮官經年累月都在希望

他的部下為勝利而捐軀，那麼當然也不會用他自己的手來造成失敗。” 

 

    無論如何，在那個時候我們都早已明確認識到，即使發動一個政變也不能改變

盟軍的無條件投降要求。而且當我尚據有兵權時，我也還覺得我們尚未達到那樣一

點，要把這種行動當作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