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的悲情

    前些日子我曾把多年前寫的回憶三舅的文字貼在“萬維網”上，題為“士可殺，不可辱”。那段回憶記述了一個滿懷共產主義理想，要為“新中國奮鬥終生”的人是怎樣被專制的社會扼殺的，他消失在“文革”之初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之中。

    我三舅比我大24歲，也屬蛇。小時候總覺得他管我最多。我哥哥和妹妹他都不怎麼管，專門和我“作對”。現在我明白，我小的時候和他很像。不過他的膚色比我黑得多，剛生下來就顯得很黑，所以起名叫墨蔭。我們最像的地方是性格。現在的我和自己小時候和青年時代卻判若兩人。如今我已年過花甲；網上有人評論，說我“中庸”。是的，我現在確實沒有幾十年前那樣的鋒芒畢露了。真的老了嗎？

    有天凌晨，我像以往一樣爬起來在網上瀏覽，忽然想起我的三舅，就在google上寫下林墨蔭三個字。沒想到居然出來一串條目。其中有“林墨蔭紀念館”，其實就一個簡單的網頁，介紹是這樣的：

    林墨蔭，浙江平陽縣人，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在北京地質學院岩石教研室任助教、講師，1958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並被“勞動教養”三年”。文革中，北京地質學院校內兩派鬥爭，掌權的一派大搞逼供信，想要從他那裡追查有關對立派別的材料。1968年9月27日，他在被關押中自殺身亡，時年39歲。

    在“林墨蔭紀念館”里我還看到我仍然健在的四舅的留言；其中有清明節的祭奠。一下子，種種的往事湧上心頭。我三舅林墨蔭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他受冤屈的死在1968年的時候更如同草芥。現在在網上居然仍能找到林墨蔭，我想可能跟“文革”史專家王友琴女士有關。

    王友琴：女，1952年出生，196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曾作為知青下放雲南6年。1979年，以全國高考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8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博士學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學教授中文，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高級講師。

    她很多精力多花在“文革”受難者的整理工作上。我小時候就讀北京市東城區寬街小學；“文革”中校長郭文玉女士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女士都被學生“紅衛兵”們打死。王友琴整理的“文革”受難者中有她們的名字。在這裡我向她表示感謝。

    我想起三舅的摯友劉光鼎先生。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他數次來我家敘談，說到我三舅林墨蔭，他痛惜不已。劉光鼎先生是海洋地質地球物理學家，和我三舅同歲，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2002年他曾寫過紀念林墨蔭的文章。我附錄在下面。同時還附錄了我寫的“士可殺，不可辱”。

    我對劉光鼎先生印象很深；他是山東人，很豪爽。記得他來我家曾講了他隨團去日本參觀學習的笑話。他開誠布公地說“參觀團絕大部分成員都不是搞專業的”，帶隊的是個文化水平不高，卻總愛擺譜的副部級中共幹部。日本人送給他很多小禮物，多為電器產品，他就讓劉光鼎趕緊把說明書都翻譯過來。劉對他膩味透了。這個老幹部每逢參觀訪問一定要走第一位。誰要是不注意，一下子走到他前邊，他立即就板着臉皺眉低聲訓斥“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弄得大家都只能跟在他後面，小心翼翼地保持距離。可有一次在一棟辦公大樓里，他進了電梯，隨員們還沒進，電梯門就關上了。老幹部根本不懂日文，也不知道該去哪兒；大家一想這可怎麼辦？趕緊去找吧。於是參觀團的人們從旁邊步行上下樓的樓梯處往上跑。哎喲，這通找啊！

    那位“老革命”在電梯裡也慌。就他一個人，也不知道該到哪樓。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按電鈕。他一着急就把電梯裡所有樓道口的按鈕都按了。嘖嘖嘖，參觀團的隨員們會在某層樓電梯口等，忽然門一開，看見“老革命”汗流浹背，就喊“您趕緊出來，您趕緊出來”。那老先生戰戰兢兢，懵懂了一下，正要往電梯外邊走，電梯門又關上了。他不是把電梯裡的所有按鈕都按了嗎，行了，電梯每到一層樓就停，然後開門。他倒是出來呀？沒有，只是在電梯裡哆嗦。那電梯門當然又關上，電梯又繼續上升，升到頂層在一層層往下走。樂吧您。天哪，天哪，參觀團的人們在步行的樓梯跑上跑下，連呼帶喊，都汗流浹背了，最後終於把“老革命”“營救”出來電梯。樓里的日本人呢？他們都面無表情。不過我估計人家笑得肚子裡都開了鍋了。

    哎，我這是說到哪兒了？講笑話忘了正題。其實也正好可以順着說下去。那“老革命”什麼人？還不是當年中共農民造反大軍中的一分子。客觀地說，這些人樸素的理想也就是“殺富濟貧”，創造一個人人有飯吃的平等社會，和歷代王朝末年的農民造反沒有什麼不同。您說，這些人一旦成為統治者，他們又該怎麼想呢？不自覺地蛻變成對下的小獨裁者是必然的，很快成為一個昏聵無知的官僚；專制制度早就了他們，這是明擺着嘛。不客氣的說，這種政權和歷代專制王朝一脈相承。不過中共的“王朝”有個特點，就是“支部建在連上”。它對民眾的統治能力與愚弄程度都是空前的。

    然而，像我三舅和我父母，以及很多當時的左傾知識分子都不由自主地認定中共是中華民族的“救星”了。中華民族百年積弱太不堪了，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根本就受不了。而當時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又是那麼令人失望，中共便異軍突起－－“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話是這麼說，其實這也該是歷史的必然；更何況當時中國的左傾知識分子思想走投無路，不由自主地認定蘇聯就是中國的榜樣。

    不幸，這些中國左傾知識分子把中共領導的農民起義看得太崇高了。自己也因理念所致不由自主地成為共產主義的狂熱信徒。我原來對三舅的青年時代不了解，看了劉光鼎（他很早就是中共黨員）的悼念文章後，我深深地體會到這一點。他在那時是多麼的“一根筋”。劉光鼎先生因為和林墨蔭同在地質學院任教，所以對當時的我三舅很了解。他在回憶文章中評述林墨蔭“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痛恨那些為非作歹、謀求私利而置黨與人民利益不顧的人和事。可能由於林墨蔭在少年時代曾經遍讀魯迅的雜文，以致他時常對一些看不慣的現象，使用尖銳甚至有些刻薄的語言，進行口誅筆伐”。

    可是，他可以如此地投身自己所認定的革命，周圍五花八門的人如何看待他呢？老實說，中共隊伍中的投機分子不是一般的多；一旦中共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中共內部形形色色的投機分子們便“大展宏圖”。這種人，人格的概念淡漠，對上阿諛逢迎，對同事兩面三刀，從來都嚴嚴實實地戴着假面具，為了官運亨通不擇手段地把他人當成墊腳石。像我三舅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不被栽贓陷害就奇怪了。他很快在1957年的“反右”中莫名其妙地栽了大跟斗。可他絕不肯改變初衷，一如既往地當他的苦行僧。這是因為他太迷戀他所認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了。說到這兒，我想起後來在北京經濟學院當院長的袁永熙。他當年在清華工作，和蔣南翔相熟。蔣南翔曾跟袁永熙有過這樣的意思：你什麼都聽我的，我保你沒事。袁永熙覺得這話很刺耳，疏遠蔣南翔。“反右”來了，蔣找個茬兒給袁打成“右派”。您問我怎麼如此清楚？因為當時我岳父也在清華工作；他像我三舅那樣的剛直不阿，嫉惡如仇，口無遮攔。結果也被打成“右派”。清華一下子有幾百人被打成“右派”。

    我三舅和我父親是“右派”，我岳父是“右派”，我三姨夫是“右派”，我父親的摯友許良英是“右派”。“反右”就是讓中國許許多多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對中國共產黨忠心耿耿的人們變成了“右派”。中共內部的各種投機分子就是利用這樣種種的機會，為了往上爬，公報私仇，把自己忌恨的人們踩到腳底下；最終把中國大陸的社會變成惡臭的醬缸，如今社會是道德淪喪。

    今天，我和許許多多的人都很肯定地說，共產主義理想推論起來可以很美妙，但其根本問題是違背人性。因為共產主義制度必須在所有社會中的人都有極其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約束的情況下才能有效運行。作為有正常人性的人這是不可能的。人性是有兩重性的，有真善美就有假惡丑。不過在上個世紀中共剛建國時，像我三舅那樣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們，恰恰不會從人性的角度質疑這種理論的可行性。我揣測，他們因懷有遠大理想，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把自己塑造成－－我前邊已經講過－－苦行僧。這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個悲劇。像我三舅這樣的人，至死都在堅信着共產主義，這個虛無縹緲的神話，這個初級宗教一樣的荒謬東西。

    感慨呀，那個荒唐的時代終於成為過去。如今中共層層統治者的蛻變和被民眾唾棄，已證明了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理論的徹底破產；然而傳統的社會道德風尚也隨之蕩然無存。如果我三舅還活着，他該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

附錄:悲痛的懷念－－追憶地質學家林墨蔭同志

劉光鼎（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

    林墨萌，我青年時代的摯友，是一位正直不阿、勤奮耕耘而文采出眾的地質學家。他熱愛祖國和人民，熱愛中國共產黨，並準備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偉大祖國社會主義地質事業。誰料想，正在他奮發努力的征途上，迭受打擊，幾經磨難，並不幸過早地逝世，沒有給他展露才華、報效祖國的機會，卻給人留下悲痛的回憶。

    我認識林墨蔭於1947年深秋。當時，我與楊培勤、張克從等同學在北京輔仁中學畢業，考入山東大學並一道去青島上學，我讀物理系，他們讀數學系。1947年，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使全國陷於內戰，物價高漲，民不聊生。山東大學將文理學院一年級男生全部安置在體育（籃球）館裡，作為宿舍。學校給每人的設施只有一個雙層木床和一張小桌。於是，我和楊培勤在體育館的西北角落定居，張克從與兩位地礦系同學在東北角搭成獨立小院。後來才知道這兩位地礦系同學是來自杭州的林墨蔭和來自溫州的周自申。雖然南北語言不通，專業不同，但同在一個宿舍里，互相往來，沒有多久就熟悉起來，林墨蔭和我也就成為要好的朋友。

    隨着陰鬱冬天的到來，山東大學的政治空氣越發沉悶，既沒有解放區的欣慰消息，也沒有“反飢餓、反內戰”的團結鬥爭，每個愛國青年只能把燃燒的熊熊烈火深埋在自己的心田，精神上是極度壓抑的。一個傍晚，在青島海邊巨大的花崗岩畔，我遇到林墨蔭，相互談起來到山東大學的感受。儘管我不能完全聽懂他的浙江方言，但還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認為1947年冬季的山東大學，就像聞一多的詩“死水”那樣，令人沉悶而壓抑。他更以“死水”為名組織一個壁報社，投下一塊能激起波瀾的石頭。大約兩個月後，“死水”終於通過學校設置的重重路障，完成註冊、登記並出版了創刊號，也是最後一期。第一期“死水”並沒有激烈的語言，更沒有對山東大學的任何抨擊，只不外乎用樸素的文字說出一群青年對祖國的關心和期望。但它確實對這塊沉悶的“死水”投下了一顆震人心弦的石頭，激起了一片漣游。許多同學都跑來看這份篇幅不大的“死水”，就連吃飯時，傍晚海濱散步時，大家議論的話題都是“死水”。這種植況引起山東大學訓導長、中統特務劉次蕭的震動，他首先封閉了“死水”，接着對林墨前進行恫嚇和迫害，而對外則向全校宣布，“死水”是“紅辣椒”，“吃多了要傷身體的”，並影射“死水”是共產黨的地下刊物。

    1948年三月，“死水”社的三名成員：林墨蔭、陳克明和周自申，在青島海邊合影一校留念。林墨蔭在照片的背面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像洋流一樣，

            我們流過險窄的海峽，

            也流過冰山的身旁……

    這大約是“死水”留下來的唯一痕跡。

    春暖花開時節降臨青島，卻沒有使“死水”萌芽滋生，相反，劉次蕭竟隨櫻花布滿校園而加緊迫害。“死水”社成員陳克明和周自申已不知何時在體育館宿舍里消失了，只有林墨蔭還在默默地讀書。一天，林墨蔭來到體育館西北角我的床邊，他悄悄地告訴我，他想去北京清華大學投靠杭高同學鄭體光。我不清楚林墨蔭何時又如何離開青島的，但從他遺留的照片中，我發現有這樣的詩句：

            已所別離的，

            而不願再見了。

            我擔憂

            我自己的將來……

    可見，他對山東大學是傷心離開的，而對於自己的未來卻又彷徨。

    但是，林墨蔭奔向自由，奔向光明，而不屈服於國民黨劉次蕭的迫害、壓力，是選擇對了。1948年秋天，我到清華大學去，在鄭體光的宿舍里找到林墨蔭時，他已經一掃沉鬱的心情，並從冀東行和同學中流傳的消息中，了解到解放區的情景。他是多麼熱愛共產黨，嚮往解放區啊！

    我們不僅重新在北京相逢，而且同時考入北京大學，他讀地質系，我讀物理系。到北大後，我們分別投入到緊張學習和各種學生運動之中，我知道他積極而熱情地參加了地下黨組織的讀書會，隨後被發展參加民主青年同盟（民聯），並認真地完成組織上交給他的每一項任務。雖然我們同在北大理學院，卻不能天天見面，但每次見面總是開朗地訴說自己的學習與進步，顯然要比青島山東大學充實而愉快。

    1948年冬天，北京大學也呈現出一種沉悶的氣氛，國民黨特務整天流里流氣地在沙灘和景山東街轉悠，我們都知道他們是在監視着紅樓、西齋、馬神廟和地質館。但是，我們都深信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曙光肯定就在前面。尤其是，解放戰爭勝利的消息如雪片飛來，民主廣場的晚會和遊行，都在激勵着我們，而“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更鼓舞着我們為迎接北京解放而加倍努力工作。確實沒有多久，我們在秧歌鑼鼓的歡樂聲中迎來了北京的解放。記得就在這舉國歡騰的日子裡，林墨蔭特意地到西齋宿舍來看我，並勉勵自己更積極地投身於黨的事業中去，決心為建設新中國而貢獻全部力量，直至生命。

    1949年5月，北京大學地下黨公開之後，校黨委決定組織理沙支部，負責理學院各系級以及工、醫、農三學院在沙灘讀一年級同學的工作，以及教師黨員工作。林墨蔭則在北大黨委宣傳部的直接領導下，組織並推動北大宣傳通訊社，具體負責沙灘的廣播宣傳。他廢寢忘食地投入工作，從採訪、組稿、審稿到廣播，認真細緻，不僅完成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任務，而且使廣播充實多采。與此同時，他還擠出時間來參加黨課學習。

    在此期間，每逢假日，他總是來找我深談，最後提出了申請入黨報告，表達出他多年的願望。我曾仔細地閱讀過他的申請報告，了解到他有一個光榮的、革命的家，慈祥的母親積極支持哥哥和姐姐，很早地投身革命，同時也影響他，從中學時代就嚮往共產黨，並積極投身於學生運動。幾年來的接觸，也使我認識到他對中國共產黨是有相當認識和深厚感情的。因此，我同意介紹他參加中國共產黨。林墨蔭在入黨申請報告中提出：周自申是托派。我當時對托派一無所知，也不認為這是一件多麼嚴重的事，只是覺得要有充足證據，而不能譁眾取寵，希望他考慮。林墨蔭的回答是肯定的，於是，我就把他的申請報告送交給組織。不料正是這件事，不僅使他不能參加到黨的行列，而且長期背上“托派”的嫌疑，受到不斷的審查和批判。儘管如此，林墨蔭依舊積極工作，勤奮學習，而無絲毫怨言。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裡，林里蔭的足跡遍及河北燕山、山西五台，觀察地質現象，在野外實踐中學習，同時拍攝了許多珍貴的地質照片。

    1952年7月，我們同時在北京大學畢業，並由國家統一分配到北京地質學院工作。當時正值全國院系調整，北大、清華和一些兄弟院校合併，組建北京地質學院，而且要求當年就招收新生入學，以準備在3－5年後培養出大批地質專家迎接社會主義地質找礦事業大發展。林墨蔭是岩石學助教，同時被任命為岩石教研室秘書，在王嘉蔭教授領導下，開展教學活動並籌建岩石陳列室。林墨蔭意識到任務的艱巨，同時他又認為這是自己奉獻祖國地質事業的大好時機。為此，他日以繼夜地緊張工作，博覽群書，廣徵博引。為了一個問題，他可以查遍中外圖書雜誌，務求得到滿意的答案，再編入講義。他不僅認真備課，系統而深入地講授，受到同學普遍的歡迎，而且還大量地翻譯英、俄、日文專著和文章，為同學深入學習提供參考。林墨蔭把自己的全部節假日和全部的業餘時間都投入到北京地質學院岩石陳列室的建立，親自到野外去採集標本，精心地鑑定、分類，並細緻地陳列出來。也許北京地質學院的師生中，有不少人並不知道有這樣一個豐富多彩、琳琅滿目的岩石陳列館，但是，岩石教研室主任王嘉蔭教授親眼看到林墨蔭的巨大勞動並作出過公正的評價。記得王嘉蔭曾自豪地對我說過：“這個岩石陳列館是中國最好的，完全可以和世界任何國家的著名岩石陳列館媲美”；“這都是中國的岩石標本，好多都是小林自己到野外采來的”。林墨蔭就是這樣腳踏實地地、默默地把自己奉以給祖國社會主義地質事業。因此，1955年北京地質學院晉升的第一批講師名單中就有林墨蔭。

    林墨蔭是正直而剛強的。一方面，他懷着一顆熱愛共產黨、熱愛祖國和人民的紅心，要在發展社會主義地質事業中作出貢獻；一方面，他又愛憎分明，接惡如仇，痛恨那些為非作歹、謀求私利而置黨與人民利益不顧的人和事。可能由於林墨蔭在少年時代曾經遍讀魯迅的雜文，以致他時常對一些看不慣的現象，使用尖銳甚至有些刻薄的語言，進行口誅筆伐。但是，林墨蔭的內心是善良的，希望每個人都能堅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他深信，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但具體到個別成員則未必如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在思想和行動中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差錯，只有在組織集體中，有毛主席倡導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發揚優點，克服缺點，實現黨的理想與目標，才能偉大、光榮、正確。因此，當他從某位黨委領導處聽到北京地質學院黨委內部的一些問題時，立即認為有損於黨的形象和威信，必須通過整風加以解訣。誰料想這樣一個單純的認識竟會在“反對書記即反黨”的論點下，把林墨蔭打成“右派”並送去勞動教養。儘管如此，林墨蔭對未來仍舊充滿信心與希望，1956年春天，他給韓代望同志，一位敦厚的長者，當時北京地質學院黨委副書記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我永遠地懷念，

            永遠良記你的忠言，

            別離的時刻，請求相信：

            他能掌握光輝的明天。

    歲月流逝。林墨蔭在清河農場與青年北村受到了極大的磨難，但他堅強地忍受下來，因為他不屬於個人，他強烈地想把自己貢獻給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1961年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去北京市地質局實驗室任岩礦鑑定組副組長。他以岩礦實驗室為家，日夜埋頭於他那數百冊中外文岩石學中，依然還是當年的拼命三郎。當他領着我去看他重新開始收集並整理的岩石樣品，並津津樂道地說明每塊石頭的產地與歷史時，我看出他深厚的功底、淵博的學識，並沒有在苦難中被銷蝕。我敬佩他的寬容與堅強，而且在內心裡認為，中國共產黨培育了我們這一代地球科學家，其中最優秀、造詣最深厚的，確是非林墨蔭莫屬。

    然而，沒有多久，文化大革命這一場災難又接運而來。1966年6月，我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而受到批鬥。在牛棚里，我百思不得其解，於是1967年我跑到北京來想向毛主席、黨中央向個明白。是林墨蔭反覆勸解，要我相信黨，相信毛主席，問題終究會搞清楚。誰料想，1967年我與林墨蔭在北京什剎海相會的一面，竟成永訣。

    很久之後，我才聽到林墨蔭去世的消息。開始，我真不相信這是事實，像他這樣一位有着堅強信念、又飽受苦難磨練的硬漢，是絕不會輕生的。後來，我又聽說，在他去世之前，曾經想到南京去找我，可能聽說我仍在受到批鬥，也可能由於不願我受到牽連，而沒有去南京。每想到這裡，我就會情不自禁地悲痛不已。這種悲痛，不僅是因為林墨蔭受到百般磨難，英年早逝，而沒有親眼看到如他信念那樣平反昭雪；也不僅因為我和他兩度同學，一校共事，而且互相勉勵把自己貢獻給黨的事業，從而產生深厚的感情；更主要的是黨失去了一位雖受長或折磨而堅信共產主義事業，雖迭遭打擊而仍立志把自己貢獻給人民地質工作的英勇戰士。

    1979年7月13日，北京市地質研究所終於作出“關於林墨蔭同志平反昭雪的決定”。我想，這是聊可告慰林墨蔭於九泉之下的。

    “決定”是這樣寫的：

    “林墨蔭同志，一九五八年被錯劃右派，勞動教養三年。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迫害，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含冤去世，終年三十九歲。遵照中央《一九七八）11號、55號文件指示精神，經武漢地質學院黨委審查，原北京地質學院一九五八年將林墨蔭同志劃為右派系錯案，予以改正，並撤消原處分決定。平反昭雪，恢復政治名譽”。

    林墨蔭同志，系浙江省平陽縣人，1952年北京大學畢業後，歷任北京地質學院助教、講師，後任北京市地質局實驗室岩礦鑑定組副組長。林墨蔭同志青少年時期，在蔣管區曾參加過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學生運動。1948年加入我黨領導下的民主青年同盟，新中國成立後轉為青年團，擔任過團支部書記。該同志思想要求進步，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地質事業。他對同志幫助熱心，工作中一向兢兢業業，扎紮實實，刻苦鑽研技術，理論聯繫實際，教學頗受學生歡迎。為促進地質科學技術交流，他曾翻譯過英、日、俄三種文字的業務技術書籍。林墨蔭同志在受到處分後，並不計較個人得失，仍勤勤懇懇為黨工作。表現了他對社會主義地質事業的獻身精神，是一個好同志。生前強加給林墨蔭同志的罪名和一切不實之詞一律推倒，安息吧！敬愛的墨蔭同志。

    原載中國地質學史研究會、中國地質大學地質學史研究所合編《地質學史論叢》4，2002年10月地質出版社北京第一版

作者簡介：劉光鼎，男，中國科學院院士，海洋地質學  地球物理學

    劉光鼎，海洋地質地球物理學家，1929年12月29日出生，山東蓬萊人。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1958年組建中國第一個海洋物探隊。1980年任地質礦產部海洋地質司副司長、石油地質海洋地質局副局長。1989年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所長，1993年當選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理事長，並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現任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理事長，中國海洋學會名譽理事長，《地球物理學報》、《地球物理進展》主編，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所學術指導委員會主任，所發展戰略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委員。

附錄:士可殺，不可辱

　　那是在六九年的初夏，十五歲的我下午剛剛得知三舅已“畏罪自殺”，而且是在將近一年以前，吃晚飯時便大聲“宣布”：“三舅畏罪自殺了。他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埋頭吃飯的媽媽立刻怔住，起身走進裡間。爸爸嘆道：“我早知道了。”看了我一眼。“你不該現在說。他這樣的人早晚會死。他的性格太……”

（一）

　　六二年暑假我和妹妹剛剛知道我們有個三舅。他矮壯、很黑。我和妹妹在他平伸出來的滿是肌肉的胳膊上打鞦韆，他竟能帶着我倆走上好幾十步。真是個大力士！兩個小東西歡呼。三舅悄悄告訴他姐姐，也就是我的母親，“我簡直累死了，我簡直累死了。”

　　三舅的出現使我們兄妹倆很開心。因為他總在星期天帶我們玩。不象爸爸，當個編輯，老有那麼多的稿子要看，星期天也在埋頭業務。他帶我倆去游泳池游泳。我和妹妹趴在跳水池的鐵網外邊，看着三舅跳水。他在三米跳台的跳板上先量好步子，返身回到跳台邊，深呼吸一下，急步踏上跳板來到盡頭，猛地起跳，高高地躍向空中，挺胸、展臂，雙腿繃得直直的。好一個燕式！然後雙手往前一伸，輕輕一收腹，“唰”地一聲扎進水裡，幾乎沒有水花。我和妹妹蹦噠着歡呼。雖然也就是個簡單的燕式跳水，可他是那麼從容、自信、認真。三舅儼然是我倆的英雄。

　　一年多以後，他還帶我倆去他工作的地質部一個研究所去玩。我只記得那是郊區，去的時候三舅先問我們想吃什麼？我不知好歹地嚷嚷着要吃肉，三舅立刻上街給我倆買來那年頭難以想象肉包子！他還買了最好的蘋果讓我和妹妹吃，並讓我倆送幾個給樓下的一位年輕又漂亮的阿姨。我和妹妹拿着蘋果在那位阿姨的門口發傻，那姑娘見了只是微微一笑，“代我謝謝你舅舅。”她怎麼知道我倆和舅舅的關係？我們還看了三舅的宿舍，當然是男單身宿舍，小小的房間裡住兩個人。和三舅同宿舍的是個小伙子，很和氣，大概是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吧？算一下三舅那時是三十六歲左右，但我小，並沒有好奇地問他結婚沒有？和那個樓下的姑娘是什麼關係？我在他的宿舍里得到一塊硫鐵礦石。金黃的，象金子，使勁一砸有硫磺味。還拿了幾段顏色很好看的岩芯。在舅舅要求下，我倆盡其想象畫了些自己也說不上來的東西，看着他興致勃勃地貼在走廊上。最後他是讓我倆扛着杆氣槍到外邊胡亂打，自己卻留在實驗室里算數據。那天玩得真開心。

　　自從我們知道有三舅以後，他每個星期六下班後都到我們家來。他一來家裡就熱鬧。飯桌上，他講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在太行山搞地質勘探，當地老鄉的雞蛋太便宜，一分錢一個，三舅每天吃好幾十！連吃一個星期！結果食物中毒。小的時候他養鴿子，姥姥給他新做的棉襖上都是鴿糞，姥姥給他洗乾淨，烤在炭火上讓三舅看着，自己出門幹活。沒想到他又爬到房上玩鴿子，等姥姥回來一看，棉襖燒成了灰，只剩五個銅扣子，三舅還在房上。傻子吃糖包的故事他講了很多遍。一個傻子吃糖包時把背燙壞了。他問我們是怎麼回事？見我和妹妹傻笑個不停，他解釋道：傻子光着上身吃極燙的糖包，一口咬下去糖稀從手上流到胳膊上，趕緊用嘴去添，便不自覺地把拿糖包的手伸到腦後，滾燙的糖稀立刻倒出來把後背燙傷。每講到此處他就樂不可支。他也乾啼笑皆非的事。皮鞋裡有個釘子冒頭扎了他的腳，很固執自信的他硬是認為鞋不平，於是就使勁踩，直到腳被扎破。一次買來海螃蟹非要生吃（父母和三舅都在浙江海邊長大），母親認為不新鮮，他根本不管，結果我們全家都食物中毒，他上吐下瀉得尤其利害。

　　不過我有時對他也很惱火！他管我，見我欺負了妹妹或幹了別的什麼淘氣的事，就非得讓我承認錯誤。我拒絕後他就用腿夾着我，讓我根本動不了。下像棋時他就是不讓我這個臭棋簍子贏。他讓我車馬炮我也贏不了。每次看着我絕對優勢的“軍力”還是一次次敗得一塌糊塗，真是惱羞成怒。媽媽在邊上暗示他讓我一盤，他卻說：“要贏就真贏！”一次我正興趣盎然地聽收音機里說相聲，他來了偏要聽交響樂。那我能幹嘛？那年頭兒人們也窮，我家裡就這麼個收音機。他開始死磨，最後竟把調波段的指針撥到說相聲的波段和演奏交響樂的波段之間，說這樣兩個人都能聽。我憤憤地皺着眉拼命忍住，和三舅比“忍耐力”，最終我承認失敗，氣鼓鼓地跑到外邊玩去了。“勝利”了的三舅把波段指針定在演奏交響樂的波段上美滋滋。儘管如此，三舅還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三年後我對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轉變。我的一位老姑姑悄悄地告訴我，三舅曾是個“右派”！爸爸也是！我簡直要大哭一場，失望之極。當然，我對父親也是充滿失望。為了求得內心的安慰，我把這個“噩耗”悄悄地告訴我同班的一個“好朋友”。結果就是我的“好朋友”再也不理我。這是我有生以來承受的最沉重的打擊！那簡直是幻滅。按理說，比起我生活道路上其他挫折，這種打擊算不得什麼。但這是我最初的幻滅。

　　我開始躲着他，表示自己“大”了，不要和大人一起玩。不過大人們聊天時，我還是在一邊悄悄聽。在我的印象中，三舅很關心政治，每每高談闊論。必須承認，他是極其崇拜毛澤東的，極其忠於“毛澤東思想”的，對當時的“蘇修”是很輕蔑的。我記得他對電影“列寧在十月”不滿，覺得演列寧的演員太過份，有醜化領袖之嫌。我真納悶，這樣的人怎麼是“右派”？

（二）

　　轉眼就是“文化大革命”。社會上橫掃“四舊”時，曾有幫紅衛兵小將到我們家看了看。他們沒想到一個“右派”家會這麼窮，除了書沒什麼值錢東西，掃興而去。所以我們就沒有被抄家。在那個恐怖的夏天，每天夜裡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地睡不着，四周傳來各個街道上批鬥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的吼叫聲和毆打聲。

　　三舅是我們家唯一上門的客人。大人們聊天開始迴避我們小孩子，見到我和妹妹過來就都不說話。過後很多年，媽媽對我說，三舅那時對林彪很不滿，說他是個偽君子，早晚要暗害毛主席。我和妹妹也同樣地避開他們。我們得和他們“劃清界限”呀！爸爸和三舅都是“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右派”！我是個孩子，更得有希望。這個希望就是“緊緊地站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三舅當然察覺出來我和妹妹的敵視態度，每每苦笑。

　　學校搞“文化大革命”不上課，許多孩子們都積極參加“運動”，甚至住在教室里。我這個六年級的小學生可不想讓同學們歧視，整天不是游泳就是釣魚，實在沒事就在街上遊蕩。一個星期六，三舅來到家裡，我正要出去，他叫住我。

　　“你應該學習呀！”

　　“學校也不上課。”我拉開門就要走。

　　“我跟你說幾句話好嗎？”

　　“說吧。”我不看着他。雖然我得和他“劃清界限”，可他還是我的舅舅呀。

　　“我買了本英文的《毛主席語錄》，我教你學怎麼樣？”說着從兜里拿出本新買的英文版的《毛主席語錄》。

　　那巴掌大的小紅書裡都是洋字碼，我一個也不認識。“我能背英文的《毛主席語錄》。只要你肯學，我就教你。只要你肯學就能學會英文。你這個年紀得學習呀！”

　　我沉默着。

　　“我這還給你帶來了英文練習本。每行的開頭都寫好了英文字母，你接着寫就是了。別怕煩，英文學好了可以更好的宣稱毛澤東思想。我每天都給你規定了作業，下個星期六我來的時候，這一個練習本正好用完。”說着，三舅把練習本塞到我手裡。然而三舅下個星期六滿懷希望來的時候，我早就不知跑到哪兒玩兒去了。

　　對三舅最後印象是六七年初的一個下午，爸爸、媽媽正激烈地和三舅說着什麼。這次他們沒太避諱我和妹妹。我仔細一聽，原來在給三舅介紹對象。那女的似乎是個老姑娘，當工人的。“將近四十歲了，也得有個家呀！”爸爸、媽媽異口同聲。三舅默不作聲，看着天花板。

　　再以後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開始，我爸爸、媽媽挨斗，三舅也被關進“牛棚”。我家裡所有的親戚都挨了斗。因為我父母的兄弟姐妹都是知識分子。

（三）

　　六九年的秋天我被動地捲入“上山下鄉”，去了黑龍江一個農場。三舅似乎在我的印象當中消失了，直到六、七年之後，當我重新建立起我的生活態度的時候，他又回到了我的腦海中。

　　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個冬天，我從農場回家探親。媽媽講述了幾個月前去北京地質學院領取三舅遺物的事。她是忽然接到地質學院的通知的，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三舅的骨灰當然是不會有了。他剩下幾百本科技書，一台打字機和一條他搞地質勘探時留下的鴨絨被套。他還有一個幾百塊錢的存摺。這些都交給了我母親。三舅是怎麼死的？說是自殺。

　　這回我急切地詢問三舅的事了。爸爸、媽媽徐徐地講述着。

　　三舅在“文革”之初是積極參加“運動”的。他和很多“右派”們在一起要為五七年反“右”平反！他們曾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大會，憤怒聲討“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陳訴被錯誤地劃為“右派”的冤屈。三舅是積極參加翻案活動的，他們似乎還有着自己的組織。一次爸爸在公共汽車上看見三舅在某個十字路口等什麼人。那是個冬天，西北風呼嘯，三舅一個人在路口站着，頭髮凌亂，面色焦慮。事後媽媽問三舅此事，他斷然否認自己那天到過那個十字路口。

　　爸爸、媽媽很憂慮。他們知道三舅的性格。他執拗，熱情，開朗。正因為如此，他在五七年被首當其衝地劃為“右派”。他的“罪狀”是反對蘇聯專家，“大放厥詞”說人家“老毛子”專業水平低。

　　那一年毛澤東先要做開明君主，“虛懷若谷”地請人們暢所欲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後來滿懷熱情，卻又天真的中國知識分子真的說了幾句實話，毛澤東卻又怒將起來。他的虛榮受不了奴才的放肆。本意是要知識分子奴顏卑膝地對他和共產黨政權歌功頌德的，怎麼真的“尾巴翹到天上去啦“？那好！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反擊右派的猖狂進攻”了。怎麼解釋前一階段的“請人們暢所欲言”？這還不好解釋嘛？那是“陽謀”！是“引蛇出洞”！

　　當時很多人一感覺到氣氛不對，都跟着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可三舅牛脾氣上來，越是批判他，就越是抗辯。結果被劃成“極右”，到天津附近的一個勞改農場去“改造思想”。那次的“引蛇出洞”使我爸爸也成了三舅的“難兄難弟”，到安徽去“改造思想”。

　　媽媽在三舅被劃成“右派”後去看他。三舅說他想一死了之。媽媽大聲地責罵他，三舅放聲痛哭。冤呀！

　　在那個勞改農場，他和其他“右派”干沉重的體力勞動，根本吃不飽，那時中國“大躍進”造成饑荒使勞改犯們的處境更慘。他吃一切可以吃的東西。秋天的時候，小河裡有大量的河螃蟹。三舅一邊抓一邊吃。事後他跟我媽媽還津津樂道此事。說他把抓到螃蟹給周圍的勞改犯們吃。他抓得太多了，於是只吃螃蟹黃。

　　這樣胡亂吃的結果就是肚子裡長滿了蛔蟲。從勞改農場回到北京後，他總說肚子疼，媽媽疑心他肚子裡有蛔蟲，他吃藥一次就打下七十多條蛔蟲！三舅親自數的，還跑來找媽媽去看，興致勃勃的樣子。

　　從勞改農場回來等待分配工作的那兩、三個月裡，他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泡在圖書館。每天早上拿上兩個窩頭當乾糧，一去就是一天，拼命看書學習。回來的時候連連搖頭，“外語都忘光了！都忘光了！”他會英、德、俄三國外語，精通業務。其實他人並不是特別聰明，只是非常刻苦，有極強的進取心。被打成“右派”後，他的好幾篇未發表的論文都被他人剽竊。他根本沒有向我的爸爸、媽媽提起此事，死後很多年，他的生前好友才說到這件事。當時他是怎麼想的呢？我常久久地沉思。眼前浮現出三舅那掩飾內心極大痛苦的臉。他多麼希望表明，並讓人們相信自己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忠誠呀！為了對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的忠誠，他會無私獻出自己的一切，哪怕死也毫不猶豫，只是為的要人們相信他那赤誠的一顆心。他怎麼會在乎自己的論文被人剽竊呢？只要對黨和國家有用，誰發表不是發表？他又回到地質部工作後，工作起來只能用忘我來形容。他怎麼能容忍被人看成是個極“右”的“右派”？！

（四）

　　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着造反的農民大軍把腐敗的國民黨趕到一群海島上的時候，三舅正在山東大學地質系上學。看到全國的“解放”，他象絕大多數青年學生一樣的歡欣鼓舞，把毛澤東當成神一樣的崇拜，不由自主地相信了共產主義，全憑着滿腔的熱忱。舊中國百年的恥辱太是一場惡夢了，它理所當然地該在共產黨人橫掃國民黨殘兵敗將中消失。

　　第二年三舅退學後考取了北京大學地質系。照他的話說，上學就要上好學校。那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宿舍在北京東城區，一條名叫沙灘的街道上。三舅每每說起在宿舍中能看見故宮紫禁城的角樓，望着晚霞輝映着故宮，心中充滿着對新中國未來憧憬。

　　做為一個性格外向、正直熱情的小伙子，他很快在同學中找到第一個女朋友。那女孩子被選派到“蘇聯老大哥”那裡留學，可品學兼優的三舅卻因“出身”不好沒去成。媽媽說，三舅很真情，那女孩子對他也戀戀不捨。她到蘇聯後，常來信抱怨吃不慣西餐，三舅就精心地買了中國的點心寄給她。但天長日久，女方漸漸冷淡，關係最終無法挽回。為此三舅沉默了很多日子。

　　大學畢業後，三舅曾到山西的太行山區搞了一段時間的地質勘探，當地質隊隊長，後到地質部某研究所工作。像他這樣德才兼備的小伙子自然有姑娘喜歡，他很快又有了女朋友。然而在反“右”鬥爭中，這位姑娘“反戈一擊”，當眾揭發三舅的“右派”言論。

　　我和妹妹到三舅工作的研究所見到的年輕、漂亮的女孩兒該是他第三個女友。據說那來自廣東的姑娘使勁地追三舅，當然是看中了他的人品，克己奉公的工作態度和對專業的精益求精。但三舅對她敬而遠之。自己的處境和前兩次搞對象得到的經驗使他卻步。再說，那姑娘來北京之前在廣東已有男朋友。但三舅的一場大病使他倆的關係出現戲劇性的變化。那姑娘照顧根本起不來床的三舅，給他洗衣服，端屎端尿，甚至擦洗身體。三舅似乎默認了兩個人的關係，病好後半開玩笑地對小廣東姑娘說：“以後我可不管洗尿布。”可惜他倆剛剛要確定關係“文革”隨即爆發，小廣東姑娘匆匆轉回了廣東。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結束的不得而知。

　　在三舅和小廣東姑娘你來我往的時候，中間還有“滿天星”插一槓子。“滿天星”是那個研究所的黨支部書記，一個長相頗難看，臉上有麻子的老姑娘。她也看中了三舅，想盡一切辦法接近之。中午一到食堂吃中飯時，“滿天星”見到三舅就湊過來坐在邊上。三舅怎能看上她呢？並不是說“滿天星”不是個好人，而是三舅內心深處的清高。後來三舅被關進“牛棚”隔離審查，地質學院專案組的傢伙們在查抄三舅的東西時，在日記本中發現了有關評論“滿天星”的言論，便到也正在“牛棚”中的我媽媽那兒逼問“滿天星”是誰，大概認為是三舅參加的那個“右派”翻案組織中的什麼人吧？媽媽只能推說不知道。當然了，“滿天星”也沒做什麼錯事。

（五）

　　三舅在“隔離審查”時竟逃跑了！知道這件事的見證人是我大姨的女兒，她那時是天津市一個高三的學生，同我一樣正努力做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堅決“與反動的家庭劃清界限”。她突然在家門口看見三舅，甚為詫異。三舅沉着臉，說要看看大姐，也就是我大姨。表姐不知如何是好，恰巧我大姨也不在家，便順口說了一句，“我媽不在家。”三舅沉吟片刻說道，他在北京想見見我二舅和我媽媽，因為他們都在“牛棚”里，所有他在他哥哥、姐姐單位外邊轉了許久未能如願。他怕在火車上被人抓住，就從北京走到天津。他把我媽媽給他的手錶賣掉做為路費。這次雖然沒有見到大姐，但總算把他看望的口信帶到了。現在他準備到杭州去看望他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舅，那時也在“牛棚”里。

　　表姐茫然地看着三舅漸漸遠去。

　　在媽媽去領三舅的遺物時，地質部的接待人員簡單地答覆媽媽的再三詢問，說三舅在去往杭州的路上被捕。後被押回地質學院，不久便自殺。這是個不明真相的死！

　　我腦海里再次展現出三舅那內心極度痛苦的神情。他悲憤、絕望地走在無限熱愛的，傾注了全部情感的祖國大地上，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