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王小波見過三面。

　　無法想象的是，第三次見面的地方，竟然是八寶山殯儀館的一號大廳——追悼會現場，他躺在那裡，與我陰陽相隔。那一天是1997年4月26日。

　　我是王小波“時代三部曲”——《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的責任編輯。

　　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猝然死於心臟病發，享年44歲。

　　4月26日這一天，八寶山一號大廳外，大約來了300多人。除了少部分是王小波的親友，大部分是自發的弔唁者。他們是首都傳媒界的年輕人，哲學界、歷史學界、社會學界和經濟學界的學者，還有相當部分是與王小波從未謀面的讀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趕來。奇怪的是，當中沒有作家協會人員，沒有一個小說家。

　　要知道，王小波是首先將自己看成是小說家，但是，到他死的時候，他的作品還沒有進入主流文學的視野之內，今天仍然沒有。

　　上午10點的光景，追悼會開始，大家排成兩行，有序地進入大廳，向王小波遺體告別。大廳里放着的不是哀樂，而是貝多芬的奏鳴曲，據治喪小組的人說，小波愛聽這首曲。

　　艾曉明提醒我，將《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三本書的封面擺在王小波身上，隨他火化，她說：“他惦着這事，讓他知道，封面已經做好了。” 艾曉明是王小波的摯友，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最早關注及評論王小波作品的學者。於是，我讓胡貝將封麵攤開，依次擺在覆蓋王小波遺體的白色床單上，正好是黃、灰、綠三色，封面圖案取自古希臘繪畫中人類經歷的三個世代，意境悠遠古樸。

　　王小波遺容安祥，只是額頭有一塊褐色的傷痕。據說，他是獨自於郊外的寫作間去世的。被人發現的時候，他頭抵着牆壁，牆上有牙齒刮過的痕跡，地上有牆灰，他是掙扎了一段時間，再孤獨地離去的。

　　王小波沒有單位，也沒有加入作協，生前他說過：“聽說有一個文學圈，我不知道它在哪裡。”他是一個局外人，但卻是一個真正的作家，一個為自己的真理觀服務的自由撰稿人。

　　在追悼會上張羅的，我只認得胡貝和線條。胡貝是王小波從小一塊玩大的朋友，某軟件公司的總經理，閒時客串過電影，後來，我發現他出現在張揚導演的電影《洗澡》裡面。線條是個秀氣高挑的女人，她就是王小波小說《似水流年》裡面漂亮而激進的女一號，大家都依小說里的名字叫她“線條”，真名反而不得而知。

　　追悼會大廳是一個會堂，前方正中的舞台上是湖水藍的幕布，橫匾是黑色的，上面懸掛着幾個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用黑布巾結成了蝴蝶結，圍着王小波的遺照。照片上是青年時代的王小波，小眼睛厚嘴唇，一臉稚拙憨厚。

　　出發之前，我曾請一位朋友為王小波寫了一副輓聯，上聯是：以獨立意志出神入化笑寫時代三部曲；下聯是：持自由情懷瀝血嘔心哭說乾坤萬年憂；橫幅是：小波不死！

　　我問胡貝，怎麼沒有用我發來的輓聯？胡貝說：我們想讓小波平平安安地走。

　　“平平安安”？我琢磨這四個字。

　　王小波生前，在《南方周末》等報刊開設專欄，那段時間，他幾乎參與了所有的文化論戰，引起多方關注，很不平安。他的隨筆機智幽默，文理雙修的視野，從容不迫的氣度，引來大批年輕讀者的追捧。胡貝說：“他說的都是總結性的東西，特精闢，一錘子砸得你，骨髓都出來了。”

　　4月16日前後，王小波的死訊傳開，幾個城市都有媒體報道此事。自那天開始，無數電話打到治喪小組和報社。此時，王小波的兄弟在美國，妻子李銀河遠在英國，北京只有老邁年高的母親。他的好友胡貝說：“小波沒單位，也沒加入作協，他的事得由我們來辦了。”於是他們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親家）大院裡面跟人借了一間二樓的房子，拉了兩根電話線，接上一部傳真機，作為“王小波治喪辦公室”。此後每天24小時熱線服務，接收全國各地的弔唁電話和傳真。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單的一個公共汽車站。那是1996年8月。

　　公共汽車站是我們在電話里約好了的碰頭地點。在廣州的《嶺南文化時報》上，我見過他的照片，並牢牢記住在照片旁附上的一句自白：“我這人老遠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還是好人。”出租車抵達西單時，我堅信我沒有看到照片上的王小波，車開過了一段。等我折回頭的時候，已經遲到，仍沒發現王小波，我認定是他遲到了。

　　這時，在一群閒閒散散地站在路邊的人裡面，走出一個1米90的高個子，他有狂草一樣的頭髮，身上的夾克衫和牛仔褲的皺摺縱橫交錯，夾帶着一路輕塵，仿佛是從附近某個工地走出來的。他遲疑地走近我，愣了兩秒鐘，我們互相確認了，然後我隨着他拐進一條灰磚胡同，走着走着，不見了他，回頭才發現他落在遠處蹲着繫鞋帶，系好了，再拖着一雙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趕來。前後穿插的自行車很多，我們交錯而行，很難聽清對方的一句話。天色灰暗，整個感覺就像走在一部粵語殘片裡。

　　進入他寓所的大院，破破舊舊的，據說是從前的鄭王府。他熟門熟路地拐入門房小賣部買汽水，他說：“我屋裡沒水。”

　　豈止沒水！我走進一間純粹的寫作室：一台電腦，一把靠背椅，一張床；電腦桌上擱一瓶飲料，看不見打印機，他說他素來是交軟盤給編輯的。這那像一個“海歸派”的窩呀？！

　　他告訴我第一部書出版的極度艱難，為找銷路他走破了幾雙鞋，獨自去闖二渠道，向書商兜售自己的小說，白的黑的都見過了，練得巧舌如簧。

　　“書出完了，我也快成書商了。幸好書的銷路還不錯。”

　　還有一次，為了在中央電視台做圖書宣傳，他和妻子李銀河被拉去客串，兩人在烈日下被調度了幾十分鐘，反覆折騰，差點沒有中暑，結果節目播出時恰恰給剪掉了這一截。

　　他說得輕描淡寫的，我聽着幾乎笑岔了氣。無限辛酸，都付笑談中。

　　自由撰稿人王小波1952年生於北京，16歲到雲南插隊，然後到山東農村當過民辦教師，回北京後進過街道工廠，恢復高考後考上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經濟系商品學專業，後來，赴美國匹茲堡大學取得文科碩士學位，還學過計算機，會編程序。1988年，王小波回國。他是真真正正的“海歸派”。

　　回國後，他曾到北大和人大任教，1992年9月，為專心寫作，他辭去教職。

　　早於70年代中期，王小波就開始寫小說，第一篇叫《綠毛水怪》，寫在一個大大的練習薄上，後來大家爭相傳閱，這篇小說成為“手抄本”，越傳越遠，傳出了一段姻緣。王小波的寫作緣於一種本質的創造欲望，沒有利益，沒有外界關注，他還一直寫下去。他說：“寫了多年小說，還常收到謾罵性的退稿信……提起王小波，大家準會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起義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即便這樣，他仍說：“我相信自己有文學才能，我應該做這件事。”

　　搞純文學在世界各國都是最窮的。這點，王小波早有精神準備。有一次，他對朋友說：“作家就意味着隨時有餓死的可能。”為什麼選擇了嚴肅寫作——這樣一個趨害避利，既冒險又挨窮的反熵過程？他認為，文明的發展也是一個反熵過程。如果人人都進入趨利避害的熵增過程，隨着大流而下，最後準會在一個低洼地匯齊，“擠在一起像糞缸里的蛆”。因此，王小波認定反熵過程就是他的宿命。

　　王小波曾經感嘆：“出版一本書比寫一本書要難得多。”所以，他說，他若寫墓志銘，會在“活過，愛過，寫過”後面加上一句，“書都賣掉了”。

　　從王小波那裡，我帶走了兩隻軟盤，那是“時代三部曲”的原稿。

　　1996年11月，我將“時代三部曲”上報。12月上旬，花城的選題會在湖南張家界召開，討論到這套書時，有人認為王小波沒有知名度，長達99萬字的三部曲，存在着發行等方面的風險。最終社長肖建國拍了板：王小波的作品有鮮明的藝術個性，那怕冒點風險也要試試。

　　選題會後，12月中旬，我再次到京出差。

　　第二次見到王小波，是在紫竹園附近的中國企業家協會招待所，我的住處。

　　晚上匆匆一面，我告訴他“時代三部曲”已經列入1997年度選題。我看着他，他臉上沒有悲喜。我這才了解到，“時代三部曲”經歷了漫長曲折的流浪旅程。它是在輾轉多時，顛簸多地之後，才停泊在花城出版社的。

　　王小波在1994年已經成功，那一年，《未來世界》獲台灣（地區）聯合報文學獎，之前《黃金時代》也獲過此獎。面對獲獎，王小波說：“我覺得，這個獎不是獎給已經形成的文字，而是獎給對小說這門藝術的理解。”同年，華夏出版社出版了《黃金時代》，給文壇一次小小的震動。敏銳的評論家說：沒想到文壇之外有如此高手。

　　但這些成功未能為他鋪砌坦途，他的余作在民間經歷了漫長的苦旅。

　　王小波以及他的朋友，曾攜着書稿，天南地北，在多家出版社奔走。部分書稿曾一度以打印件的形式，在社會上流傳。打印件是用最老式的24針打印機，打在淺藍色像一匹布那麼長的打印紙上，很多文字有眼睛沒鼻子的，奇怪的是，這副樣子並未影響它的傳播。在出版社，在研究機構，在大學校園，各種人群傳閱着。嗅覺靈敏的書商還追上門，講得洋洋灑灑，開口就是幾萬的印數，然後又音訊全無；出版社往往是今天接納，明天變卦。為什麼如此反覆？皆因藝術與思想上的無視禁忌造成的，用艾曉明的話來解釋，就是：“王小波無視禁忌的頑童心，他的幽默反諷才能和想象奇趣，遠遠超出這個時代的某種文學理解力。”

　　對於出書，王小波起初一驚一乍，折騰幾次後便寵辱不驚了。

　　這天晚上，他外衣的顏色我已經遺忘，只記得他嘴唇烏紫，我以為是冷的，現在想來可能是病徵的顯現。記得他還說了一句：“作家有兩種，一種是解釋自己，像海明威式的；一種是到想象中去營造，像卡爾維諾，像尤瑟納爾。我覺得真正的作家應該嘗試做後一種。”

　　第二天我就回廣州。

　　這個冬天，我體驗了編輯生涯中永志難忘的一次經歷。窗外是冬日藍天，明朗的高空氣息使人開懷，我正着手編輯“時代三部曲”。

　　翻開《青銅時代》，有這樣的文字：“思維的快樂是人生樂趣中最重要的一種。本書就是一本關於智慧，更確切的說，關於智慧的遭遇的書。”

　　令我一讀一驚心的，是作者凌空飛越的想象力。

　　看看王小波筆下的泥水洛陽吧：唐朝的洛陽，泥水沒膝，人們要過街，就要藉助一種叫拐的東西。在比較窄的街段上，有人藉助撐杆一躍而過；有人踩在三尺短拐上蹣跚而行；而偉大的發明家李衛公，就駕着二丈高的雙拐凌空而過，他身體前傾，構成飛鳥的造形，這個造形成了最時尚姿勢，一時間Fans無數。不僅如此，李衛公從天上走過的時候，還不穿內褲，全城俗物盡在胯下，招來女人的呸聲，在陣陣呸聲里，他遇上了紅拂，開始了一段驚世浪漫的愛情故事。

　　我望文興嘆，嘆為觀止。王小波寫知識分子的故事，卻藉助唐代傳奇的背景和人物。也許，只有這樣的氛圍，這樣的人物，才能傳達他對趣味和智慧的解釋。

　　猝不及防地，我被王小波所創造的飛雪長安、泥水洛陽及紅土湘西引入一個遙遠、陌生的詩意世界，那種汪洋恣肆的手筆、頑強的幽默精神，使我的工作變成一種愉快的閱讀享受。在一陣陣的笑聲中，冬天稍縱即逝，春天轟然而來。

　　王小波說：世上只有兩種小說，一種是好小說，一種是壞小說。多麼精闢！

　　無數周折使“時代三部曲”的出版成為王小波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事情。可是，1997年4月11日他猝然辭世，當時，他的三部書稿還在發排之中。

　　那段日子，整個年輕的知識界悲情涌動，為王小波的英年早逝真誠傷痛。

　　接下來的一個月裡，寫消息、通稿、回憶、評介，校對，電話、對談、傳真、複印……我腦子裡晝夜轉着的都是這些內容。出版社為“時代三部曲”成立了專項小組，銜接各個環節。終於，在5月13日王小波45周歲冥誕日，我們在北京現代文學館召開了“時代三部曲”研討會，每個與會者手上都拿着剛剛從廣州空運而來的三本新書。

　　在這一個多月里，共計有100多家海內外媒體發布了有關報道、評論和悼念文章，互聯網上，有人製作了王小波專頁，全文輸入《黃金時代》。“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王小波這句名言四方流傳。

　　某大報用整版紀念王小波，上面兩個標題異常觸目：《宛如一首美麗的歌》，《死得其所的人》。艾曉明將這一版複印下來，用一個大大的原木相框將它鑲好，送給王小波母親。

　　出版社每天收到來自五湖四海的問詢，購書單雪片似地飛來。“時代三部曲”經歷了洛陽紙貴的階段，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資深記者說：“多年來，沒有哪一部嚴肅小說受到這樣廣泛的關注，它幾乎是家喻戶曉了。”

　　一套書遭遇這樣的人世滄桑，實屬罕見。

　　如今，事隔7年，我還記得艾曉明向我描述的未來情景：100年後，一位中文系的新生，在圖書館書架林立的長廊里逡巡，他說：我要找一本書，作者叫王小波。

　　這7年裡，我的“趣味主義”傾向明晰起來。我覺得，活在世上的理想狀態應該是：沒有趣的人，不交；沒有趣的事，不談；沒有趣的書，不出。這是王小波教給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