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母親

　　　　　　　　  （二）

　　“（父親）是心衰，”妹妹看着我，“大夫說…說老人年紀這麼大了，（家人）要有個精神準備。我打電話諮詢了一下，說老人得心衰最多還有五年……”

　　我一怔，但平緩地說：“爸已經快到九十二歲了，能再活五年就是快百歲的人了。應該是……”我想說“壽終正寢”，但沒說出口，頓了一下問：“那他什麼時候住院呀？”

　　“先開了些治心衰的藥，有高幹病房騰出來就進去。”妹妹說，大夫暗示要住院一段時間，好好檢查、治療。”是啊，像老爸這樣的離休幹部，又是高幹級別，應該是醫院的“搖錢樹”了，多少藥費都能報銷。

　　“‘松堂醫院’給我來電話，讓咱們最好兩個星期去看一次媽媽。說去得太勤了不利於老人的心情穩定。”妹妹眼圈有點紅。“我現在真懷疑咱們把媽媽送到那兒去是不是事與願違。”

　　我沒說話。不送那兒？老媽最後那種精神狀態……唉。

　　媽是１９７４年退休的。那是三十多年前啦。那時她剛過五十六歲，身體狀況也是挺好的。其實她教書的那個遠郊中學並沒有讓她退休的意思。媽媽那時在這所中學裡教三個班的語文課，每周排２２堂，每天三、四堂，工作量也太大了！可是媽媽在工作上從來就不抱怨，給她加多少工作都咬牙承擔下來，一直是這樣。我有深刻印象，小的時候，深夜了，她還在刻蠟板（１９６０年代初，各個工作單位搞蠟板印刷，印些份數相對少的印刷品很普遍）。書桌上總放着幾十本學生的語文作文等她評判。她用衣服罩住檯燈，因為我睡眠從小不好，有光亮就醒。可有時我還是醒了，便翻來覆去睡不着。媽媽就把燈關了，坐在我身邊輕輕拍我入睡。等我睡着了，再去檯燈下工作。記得有一次，我怎麼也無法入睡。她焦急地喃喃道“你怎麼還不入睡呀，媽媽還有好多事情要做哪”。

　　想到這些，內心有溫馨之感，可她退休後為什麼就漸漸變了呢？到近兩年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這一漸進的過程中，她的思想脈絡始終貫穿着焦慮二字。最初為自己的睡眠焦慮，後來怕出門，怕親朋好友來拜訪、吃飯等等，總說“我這個樣子怎麼見人”。但我妻子給她買了衣服她又不穿。她對老爸、我和妹妹越來越不關心，表現就是冷淡二字。周末我和妻子，有時還有我們的兒子去探望，她會“禮節性”地泛泛問一下我們小家的情況，即便是針對性地詢問上幾句也看得出是出於應付，最後她變的只關心她自己了。這退休的３３年呀，逐漸地成為一種自我折磨，最後發展成對整個家庭的折磨，尤其對她自己。現在我一想起老媽在面前不斷地絮叨“我沒有歸屬感”就渾身的不自在，甚至有…有恐怖之感。

　　媽媽的神經質到了六、七年前發展到了有“自殺”傾向。之所以在自殺二字上打引號是因為數次“自殺”都沒有成功，而且是不可能成功。媽媽把平日因失眠看大夫開的輕度鎮靜藥――安定（地西泮）或者舒樂安定（艾司唑侖）都攢起來，到時候一股腦都吃下去。這類藥吃上一、兩百片會造成昏睡，但很難抑制呼吸。到時候爸爸會發現她衣服穿得很像樣躺在地上，時間都是在白天。父親頓時慌亂，把我和妹妹都叫來。其實他可以先直接打急救站的電話號碼１２０，可不知為什麼每次都是先給我和妹妹打電話，等我們匆匆趕到了，再打１２０。

　　我總隱隱地感覺媽媽是想懲罰誰，或在無聲地抗議自己的被忽視、被遺棄。可真有這種“抗議”，目標是誰？在媽媽走後，我總是想着她老人家長長的３３年的退休生活。這幾乎比她當老師的生涯短不了幾年。媽媽是從１８歲開始當小學老師的。那是１９３６年。“國共合作”，粟裕將軍的部隊在媽媽所在的沿海地區集結，於是當地有了中共公開的黨組織，媽媽遂加入，並成為當地有名的女共產黨員。她還鼓動自己的弟弟，也就是我舅舅參加新四軍，並在１９３８年被黨組織派往武漢工作。但在武漢將陷落時，她在撤退的混亂與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繫，只好返回家鄉，後被捕自首出獄。有關這段歷史媽媽講得很少，這應該是她內心的痛。她迴避。我只是覺得，這段歷史產生的感情痛苦影響了媽媽日後的人生。“文革”初期，媽媽由於這段歷史問題被“揪”，關進“牛棚”。“罪名”是“叛徒”。當時父親已經被“隔離審查”，母親卻可以每個月從教書的遠郊一所中學回家一次。她有一次對着我和妹妹簡單地講述了為什麼成為“叛徒”。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當時有落入萬丈深淵之感。記得那是個夏日悶熱的夜晚，一個自我感覺非常恐怖和無助的夜晚。

　　現在回憶起來，老媽在十幾年前精神上就不太正常了。妹妹那時抱怨，說只要自己剛一下班回家，媽媽就跟着她沒完沒了地訴苦。說自己的眼睛完全瞎了，更多的牙齒在鬆動，走路不穩總摔倒，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就“腳踩棉花”。她這種抱怨可以持續很長時間，反正是車軲轆話來迴轉，“可以一小時，也可以無限。”妹妹無奈地講，“我幾乎每個晚上什麼也幹不成，光聽媽媽抱怨。”

　　我的意思是讓妹妹奈着性子聽下去。只要是你在認真聽母親訴說，她會認為自己還沒有完全被人忽視。“我不是每個星期都回家聽媽媽說什麼嘛。我都是在靜靜地聽。”我說，“你勸她是沒用的，她現在該是‘老小孩兒’的歲數啦。”妹妹要是聽我這麼講就很不服氣。她說我一個星期就聽老媽絮叨一次，而她天天如此。誰能架得住每天“飽和轟炸”？

　　有關老年性精神障礙我們諮詢得很多了，自己都記不得去面對多少心理諮詢大夫講述老年人的精神問題。總的印象是，大夫們反覆強調，老人是無意識地要讓周圍的人們注意他們。這種不自覺的意識的表現往往就是誇張。

　　對於母親說的睡眠不好，眼睛問題和牙齒鬆動，妹妹沒少陪她看病。睡眠不好是老問題，大夫安慰一番就是開些輕度鎮靜劑，並總是建議母親能多多接觸社會，調劑生活。眼睛是有些白內障，但發展極其緩慢，要到動手術的程度還差得遠呢。母親的牙齒因為牙周炎掉了幾個，不過大部分都在。牙科大夫往往是很驚訝母親這麼大年紀，牙齒還如此不錯。我們還專門找心理諮詢大夫看母親的焦慮問題。每次大夫都和母親詳談甚久。而每次我們見到母親和大夫談笑風生的樣子，不是覺得療效很好，就是認為我們是不是太大驚小怪，老媽真的沒什麼毛病嘛。

　　但每次上醫院看過病沒幾天，老媽就故態重演。她最輕蔑精神科大夫的心理諮詢，稱“那都是騙人的”。然後就說大夫給的安定都是沒用的。眼睛照樣看不見，牙齒全都在搖動，甚至心臟不好等等。弄得我們氣餒。這種反反覆覆持續着，媽媽的精神狀態變得越來越差。直到她開始“自殺”。

　　１９８０年代初父親“落實政策”搬進這座號稱“高級知識分子公寓”。他老人家開始並沒有和母親睡在一個床上，而是自己睡在書房裡。他晚上和中午就睡在書房的大長沙發上。算一算他在書房睡覺二十年左右，也就是生命的最後幾年才搬到媽媽睡覺的房間裡睡在那個老舊的雙人床的。老人家說是“看”着老伴兒。說她總這麼“自殺”，萬一真出了事，他也能夠及時發現。

　　老實說，我和妹妹再以後遇到母親又“自殺”，我們已經不是害怕、緊張，而是尷尬。老爸則相對平靜得多，哪怕是第一次看到老伴兒“自殺”。那次救護車來了把老媽拉到醫院洗胃，急救大夫確定是吃了很多安定之後的昏睡後就鬆口氣，不等老媽完全清醒就主動說可以出院回家了。

　　那次老爸沒跟着去。我從醫院回來報平安後，父親嘆口氣，情緒消沉。“你媽媽就是和自己作對。她這輩子……”話沒說下去，只是不斷嘆氣。其實那會兒我對老倆口一輩子相互間的情感已了解一些。當時只是有心寒的感覺。

　　母親老是一次次“自殺”，老爸就提出來和老媽一起睡，好“看”着她。我和妹妹認為沒必要，可老爸執意搬過去。其實還是擋不住母親“自殺”。但父親也不講什麼。不過有一次，我和妻子周末探望二老後，妻子回到家對我說父親曾跟她講“她（指母親）這樣鬧下去，全家人都不得安寧。真要是想死，從七樓跳下去就行了”。我聽了這些，看着妻子詢問的目光，內心簡直就是隱隱的絕望。

　　母親的性情變得古怪。會在很糟糕的天氣自己一人去看病，比方說剛剛下了場大雪。看了病就會對剛剛下班的妹妹講，大夫問她這麼大年紀怎麼一個人來？“他們都太忙，是吧？”媽媽看着自己的女兒，臉上還似乎掛着冷笑。妹妹當時也是滿肚子沮喪。母親其實是很會表現的。如果家裡來了客人她就表現得很正常，端茶遞水手腳麻利。可她會忽然告訴你，早上一個人出門散步，竟一連續摔了五個跤。最讓人尷尬的是，只要她在我們面前，她就跌跌撞撞的樣子，好像真要摔倒。可情況並沒有糟糕到如此程度。

　　晚年的媽媽飯量很大，比爸爸能多吃一倍。老人消化能力差，吃多了就會拉肚子。媽媽總上廁所，結果家裡的廁所就越來越髒。爸爸小便又總尿在馬桶外邊，廁所里變得又髒又臭。我每個周末回去都要好好刷廁所，並婉轉地希望妹妹也能動手刷刷。她顯得不耐煩，“你以為我視而不見？怎麼刷也擋不住媽媽不斷地上廁所呀。”是不是能叫鐘點工幫忙？可人家是鐘點工，不能成天給你刷廁所。

　　沒想到這樣的日子也對付不過去。母親開始拉褲子。拉了褲子後來也不換。妹妹發現她身上很臭，就逼她換衣服、洗澡，並主動幫助她。但媽媽堅拒！她說自己可以換衣服，也可以自己洗澡，可事實上卻不沒有做。以致一次媽媽“自殺”送到醫院。大夫忙了一陣過來和我們說“你們的老人最好洗洗澡，她實在太臭了”。我和妹妹當時無地自容。跟着，媽媽開始尿床。有時妹妹下班回來，發現房子地面上都是稀便！媽媽到了這個時候就誰也不理，一個人臭烘烘地躺在床上。整個房間裡都是廁所的味道。哎，她真的自己收拾也困難，畢竟是快九十的人了。

　　父親呢？他怎麼能忍受？然而就是默不作聲嘛。老伴兒臭不可聞，又尿床，就躺在邊上睡覺。他們彼此也不怎麼講話，多數時間是爸爸衝着媽媽大聲喊，制止她幹這干那，因為他們倆都耳背。可媽媽就像沒聽見一樣我行我素。真難想象這日子過成這樣。

　　就在母親在房間裡拉得哪兒都是稀便後，我和妹妹決定送母親進“松堂醫院”。我們把這個決定告訴爸爸，他開始竟不可理解地拒絕。理由是“怎麼能把（你們的）媽媽送到那裡”。我堅持要送。老爸也就默認了。我猜到他會同意我們把媽媽送到“松堂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