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 |
| 送交者: byliar 2002年03月04日18:23:38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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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8年入侵祭”。 如今我們在報紙,網站上能看到的題目多半具有煽動性,比如“米蘭兄弟互相殘殺”,實際上說的是國際米蘭和AC米蘭即將舉行的足球賽事,難以想象在英語世界,新聞的標題會使用“Slay”或者“Killing”之類的字眼去形容一場足球賽事。但是牽扯到近一年來中國媒體對於中國影人參與國際電影節的報道,要麼說是“凱旋歸來”,要麼說是“全軍覆沒”,每一次參展仿佛就是一次遠征,比紅軍還要光榮。而用戴錦華自己的話來說,這是Sentimental,也就是煽情的一種。而恐怕這一點,媒體自己是意識不到更不願意承認的。 時光雖然已經進行到21世紀,這些報人乃至“知識分子”(這裡的定義是模糊的,以筆者的視野難以界定清晰的)仍然在使用古老封閉的思維方式看待創作與獎賞,他們對於國外獎項的期待已經成為一種病態甚至是幻想症,乃至於將其看成一場又一場大大小小的戰爭,將一個導演的受矚目與否看成是國家榮譽的得失,到了今天南方周末這個“大片8年入侵祭”的專題,這種幻覺與煽情手法到達了一個極致,和上一個10年中葉的《中國可以說“不”》異曲同工。911事件發生之後的幾天裡,我們在網絡上目睹了興高采烈的大學生們,他們是如何聲聲支持着恐怖主義襲擊者,又是如何為5000人的突然死亡而喝彩,然而仇恨從哪裡來?我們中間可有一個人受到過美國人的虐待,可有哪個親戚被他們殺死?可能有人會說,這次不一樣,對於中國電影來說,美國電影是最大的敵人,但是這位夏老師可能自己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體現與傳播的,並不是對於電影創作者的警醒,而更多的是一種“壓迫/反抗”式的二元論,並將其普遍為一種民族情結與集體意志,這種情緒更接近幻覺而不是事實。從本質上說,中國人一向把自己國家的任何事情都看成是自己的事情,換句話說,直到現在,很多人還認為12億人民都是一家人,中國電影人也都是一家人,中國電影人和中國文化人(除了觀眾)也都是一家人,農民起義般的集體運動意識依然在起着作用。 但是很抱歉,事實是這樣的:你們根本不是一家人,如果一家人只在一種運動和意識形態的號召下走到一起,那麼遲早你們要分崩離析。 南方周末有沒有這種以“救亡青年”自居的心態姑且不論,也不論這個時代究竟還有沒有精神領袖。夏辰的這篇煽情短文確實處處體現出“救亡”和“歷史”的沉重感,例如:“從《亡命天涯》開始,中國電影一語成讖,亡命天涯。”,“想走大片路線的國產片卻陷入了萬劫不復之地。”,“沒有人痛哭,因為他們尚不知他們的淪陷。嗚呼。” 接下來夏辰撰寫的關於大片這8年來的數據歷史反而相當的沉靜,顯示出紮實的功力,而戴錦華訪談也基本上說出了中國電影市場的事實,這才是兩篇真正可讀的東西。所以,“大片入侵8年祭”這個題目本身的吶喊聲已經與內容的事實陳述形成了落差。 而這些戴着800度近視眼鏡的知識分子,什麼時候才能明白過來,這叫做Competition,而不是War。 二、媒體 直到現在,中國的媒體依然充斥着一種階級鬥爭與鬧革命的氣氛,在“大片8年入侵祭”的專題里,有一篇《世界電影版圖的新氣象》,這篇文章的語言頗有當年抗戰前線鼓勵軍心的文風,文中說:“我對於各國民族電影對抗好萊塢的總體態勢產生了樂觀的情緒。”,“涉及到本民族的文化遺產,各國電影人仍自覺保持着對本土文化的歸屬感與使命感,他們的頭號目標是美國文化,希望減弱美國文化的影響。民族電影正在世界各地復興,從伊朗到韓國,從意大利到波蘭,甚至墨西哥、泰國、尼泊爾,電影作為一種文化載體的生存狀態都在往好里走,民族電影人正在一步步實現他們的理想,漸趨穩固地占有一定市場。”,“然而,在這場發生於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民族電影的復興運動中,我們遺憾地發現,中國缺席了。到目前為止,中國不僅沒有民族電影運動,甚至連國產電影的特色也日漸模糊不清。第五代已經失聲,第六代已經夭折,更多的導演在順應潮流地走向好萊塢的買辦道路;也許還有一個馮小剛,但是馮小剛似乎更接近好萊塢電影在中國的代言人。韓國電影的復興靠靈魂人物林權澤,中國電影沒有領袖。對於這場發生在世界範圍內的民族電影的復興運動,我們振臂歡呼,同時也期望它能刺激到中國電影人的神經。” 以上的語言如果把中國電影置換成共產主義,那麼這將是一篇最好的人民日報社論。類似於“全世界的窮苦人民團結起來”,“跨過鴨綠江,抗擊美帝國主義”,“革命形式一片大好”之類的口號,“義和團”式的運動思維依然承襲着中國正統的歷史教育思維。 這就是一件最棘手的事情,當這些人反對一種體制的時候,卻悲哀的發現,無論是作為他的反對者還是擁護者,這種影響已經深入骨髓,此生不得消解,改變了形式,卻改變不了內里。所以就有了這樣可笑的,口號式的,宣傳式的,集體運動式的文字。 那麼誰能從這種“壓迫/反抗”式的遊戲循環中走開?這是一個問題。 三、創作 南方周末首先混淆了中國電影創作和市場所處的不同境遇,創作就是創作,市場就是市場。更何況當中國電影在市場上無法立足的同時,創作卻並沒有失去力量,無論是王小帥《十七歲的單車》,賈樟柯《站台》,還是即將在國內公映的陸川的《尋槍》,在各個向度上體現着他們的才華。與此同時,馮小剛的《大腕》也在試探商業片新的路線,但就是這麼一部票房很好的電影,卻被夏辰稱為“賣笑”,這個字眼類似於“賣身”,大意是說,賣歸賣,但是不能象馮小剛這麼這麼直接和堂而皇之的賣,要賣風格,賣深沉,惟獨不能賣笑——其實說到底,賣什麼都還是賣。一眼就看的出是典型的中國舊文人思維,嗚呼。 這些高高在上的文人是從來不考慮老百姓的感受的,甚至當他們口口聲聲為票房擔憂的同時,他們卻忽略了票房的來源--觀眾,仿佛他們意識不到,市場是觀眾的選擇,不是知識分子和話語當權者的選擇,想要錢,又要追求理想和品位,甚至還渴望出現大師和領袖,這才是朱靖江老師在文中所提到的“小姐和牌坊”都想要的心態。而他們又什麼時候才能意識到,這種對“大片”的頂禮膜拜其實在他們自己的身上也在發生着,觀眾喜歡看美國“大片”,你們不是喜歡看“大師”電影嗎?說到底,他們在拼命吶喊和希望維護和擴展的,並不是中國電影的市場,也不是觀眾看到好電影的權利,而是一種狹義的電影概念和審美趣味,這種電影類似於《小城之春》,他們希望這樣的電影有市場,卻不希望馮小剛有市場,他們希望觀眾能看到中國的電影,但是千萬別是馮小剛,而是中國的戈達爾或者費里尼,甚至是一種再現中國“大國風範”的電影模式。說到底,這種骨子裡的精英意識是排解不去的,即使是為人民吶喊,也要站在高坡上把自己和人民區別開來。在反對一種權勢的同時建立另外一種權勢,卻始終把觀眾當成兒童和傻子。有誰去鼓勵觀眾自己的判斷力,甚至於他們自己,都不能脫離出政治意識去清醒的看待自己。 但是什麼才是真正的基礎,什麼才是真正的源泉?最好的基礎就是自由開放的創作氣氛,形態各異的創作手法與觀點,最好的源泉就是每一個人都站起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鼓勵從創作者到觀眾甚至到報紙編輯都能有自己的判斷力,無論是對於“大師”,“港片”,還是“大片”。而市場,一定要留給時間去驗證,哪怕是幾十年,更何況市場並不是創作者能夠控制的事情,體制,發行,多少種因素都在同時起着作用。法國商業電影的成功已經使得他們的本土票房上升到了今年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我們有理由讓國內的編劇都去看看《天使愛美麗》,這樣一部各方面都無可挑剔的影片,首先帶給人的是享受,而不是沉痛。但是很顯然,我們的編輯和影評人,卻無一例外的希望出現沉重的主題,而且要徹頭徹尾的沉重,這種固持的心態本身就是不利於電影繁榮的。而國外的所謂電影藝術運動,是一種自覺自發的行為,是時間進行到一定緯度之後出現的結果,卻不是依靠什麼領袖號召起來,韓國的電影運動則完全可以看成是政治運動。很簡單的,藝術不是政治,雖然他們在某個層面上息息相關,而即使是政治,也應該讓人民擁有自己選擇的權利,這是一切出現好事情的基礎,無可置疑,如果忽略了這一點,即使成功也遲早會出現問題。 另外一個我疑惑的地方是,為什麼周星馳的無厘頭盛行沒有人去抵抗?這對於大陸來說同樣是外來的文化,後來我想明白了,香港已經回歸,我們又是一家人了。 四、姿勢 在著名的“後窗看電影”論壇,一位評論者不無激動的表示,在看完這篇專題之後,從此不進電影院看美國電影。 而在網易娛樂頻道,一次針對這篇專題的投票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選擇了這樣一個選項:“引進大片是市場的一種需要,觀眾有權看到更多更好的片子”。 我可以不用腦子只要閉上眼就知道,這個結果的選擇者,是真正的觀眾。而談到網絡上的投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出現了一個詞叫做民意基礎,西方的政府也好,媒體也好,經常需要做調查去了解民眾的意願,而中國呢,從政府到媒體,有誰去做過這種走進人群內部的調查,尤其是這樣涉及到廣泛人群的事情?換句話說,我們常常說權利,媒體連民眾的意見都不了解,怎麼去維護民眾的權利?媒體與民眾之間保持距離,但是距離是為了交流,距離之間應該有一條清晰的通道,而不能象現在這樣,自說自話,沒有互動,沒有反饋,只能造成視野的狹隘。 而那位評論者,他所做出的選擇,照我看並非因為電影本身,而更多的出於別的感情層面,就好象南方周末的這個專題“大片8年入侵祭”,和中國長久以來的電影機制一樣在用意識形態強姦電影,只不過換了一種姿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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