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這樣返城的

    我們這些當年的“知青”後來絕大多數都返城了。在我去的那個“北大荒”的農場，沒返城的極少數“知青”中，大多並非不願意返城，而是缺乏返城的必要條件。當時返城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返城的城市有你去“上山下鄉”時離開的那個家；這個家在你申請返城時仍然存在。這也就是說，當年你去農村時是要到派出所註銷城市戶口的，那時你家的戶口本上就少了一個人，其戶口因“上山下鄉”被註銷；在你返城時，到派出所上戶口，派出所的人先找到你原來的家的戶口，再在存檔中查到當年你註銷戶口的檔案，然後才能正式上戶口。

    假如有的“知青”，他“上山下鄉”後他的家庭不存在了（原因多種多樣，比如父母調動工作後全家遷出此城市，父母和兄弟姐妹因種種原因家庭成員的戶口全部註銷；死亡也是原因之一，等等），這個家庭所有成員的戶口都已被註銷，那這種情況下想返城的“知青”就無法返城。派出所會說“我沒法給你落戶口”。

    和我在一個連隊的哥們兒就碰上這種情況。他父親原是傅作義將軍手下的一個軍官，後來傅作義接受解放軍改編，他父親便成為解放軍的一名軍官，並隨部隊前往朝鮮作戰。然而抗美援朝後，部隊清查，說他父親在國民黨部隊裡是特務，要徹底審查。最後他父親耐不住種種的不白之冤自殺身亡。“文革”後，他在工廠里當幹部的母親被批鬥，被扣上“特務的老婆”的帽子，並被百般折磨，也含冤自殺。到了“上山下鄉”時，他唯一的哥哥去農村“插隊”落戶，他則去了農場。

    到了1977年初，“上山下鄉”運動已成強弩之末，各地仍留在農村的“知青”都紛紛自己想辦法返城。我所在農場，大部分“知青”是通過“病退”返城的。所謂“病退”就是用醫院診斷證明自己有病，不能參加農村體力勞動，因而被“知青”所在農村單位退回原來的城市。這種診斷當然沒有幾份是真的。我所在農場將近一萬名“知青”，竟然一個個都有病不能參加體力勞動，誰信呀？可誰讓這是當時“知青”們可以選擇的返城方式呢？

    這種“病退”證明在1977年初還是很不好開的。很多情況下你必須“走後門”才能開出來。如果你是個北京的“知青”，首先需要北京市級醫院的有病的診斷證明，然後再到農場醫院開證明。有了農場醫院的，還要到縣城醫院開，最後到農場管理分局醫院開。這可真是一件麻煩事兒。所有診斷證明都開出來後，農場醫院還要經過嚴格的身體複查，才能決定你是否因身體原因返城。當然，到了1978年，“知青病退”的情況急轉直下，僅僅一張農場醫院的證明就夠了。農場敞開口子放各地“知青”返城。然而我哥們兒對“上山下鄉”太過厭惡，所以在1877年初就急不可待地辦“病退”。

    幾個月裡，他在北京、農場和縣城的有病診斷證明都想辦法，通過熟人給辦了出來。可到農場管理局醫院開證明他可沒有任何“關係”。我哥們兒走投無路，決定硬闖；自己也真沒錢，無法托人送禮。他回憶到，那醫院是個大院裡。他上午到了那裡以後，苦苦地想怎麼辦，人在大院裡一圈圈地走。到了下午兩點了也想不出個辦法。既然是“硬闖”，他心一橫，看到一間診室里只有一個醫生在那裡坐着，就硬着頭皮進去。坐下後半天不知道該說什麼。

    “看病嗎？有什麼不舒服？”他對面的年輕大夫詢問，聽口音是個上海人，小伙子長得眉清目秀。

    “我想開張診斷辦‘病退’。”我哥們兒直截了當。

    “你是北京的吧？”大夫一笑。“我是上海的。你…你有沒有其他醫院的診斷？”

    有戲！我哥們兒趕緊把北京、農場和縣城醫院的診斷都掏出來。“在這兒。”說的時候聲都打顫。

    那醫生二話不說，照着我哥們兒的診斷上的病情馬上開了一張。“去蓋章吧。”

    “我得怎麼感謝您哪？”我哥們兒眼淚都要下來了。

    “我們都是‘知青’。”大夫輕輕地拍了拍他的手。“快去吧。到時候你趕不上火車回農場了。”

    我哥們兒大喜過望，開了診斷就往火車站跑。他也沒注意到，當時天上烏雲滾滾。他剛一出門就瓢潑大雨。他拼命跑到火車站，喘息未定，伸手一拿兜里剛開的診斷，當時愣住了。那張剛開的診斷被雨水泡成了爛紙！還好，其他診斷都在他書包的塑料錢包里，沒有被雨水浸濕。我哥們兒呆了半晌，決定再回農場局醫院。他趕回去的時候，還好，那上海人還在。他進診室說明原因，大夫一笑，“別那麼緊張，我再給你開一張就是了。把你的診斷拿出來讓我抄一下。”

    日後我們在聊當年的“病退”時，我哥們兒幾次提到這位上海人，後悔沒記下他的名字和住址，事後連報恩的機會都沒有。

    有了診斷，接下來是如何在北京上戶口的問題。我哥們兒起先把這事兒想得容易了。他在北京還有個舅舅，“上山下鄉”那些年他回北京探親就住舅舅家。經過諮詢，他知道只要舅舅把他視為家庭成員，到街道辦事處開證明，再到派出所辦理一下，我哥們兒的戶口就可以落在舅舅家。可他萬萬沒想到，他的舅舅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真是當頭一瓢涼水。

    為什麼呢？這裡暫且不表吧。我哥們兒內心十分絕望，走投無路下忽然想到連隊裡有一北京男“知青”兩年前真的身體有病“病退”回北京。他那時在街道辦事處工作。可是我哥們兒和這位在連隊裡沒什麼來往，也就是最一般的朋友。那位北京“知青”在連隊時，因為我哥們兒總看不慣他的某些作派，還老擠兌人家。現在也只好抱着碰運氣的成分去找人家了，我哥們兒寫信給這位已經在街道辦事處的人，說明自己的情況，希望他能給出個主意。

    這位，當時就給我哥們兒回信。“事情包在咱身上了！”他在街道辦事處和幾位頭兒說明了此事，他要讓我哥們兒當他的“表弟”，把戶口落在他家。這個意思和頭們說了後，所有人都立刻點頭。這樣，街道辦事處的證明就開了出來。我哥們兒很快順理成章地“病退”回了北京，成了人家的“表弟”。

    還有更好的事哪。我哥們兒又高又大，在街道辦事處幹活的哥們兒立即我哥們兒介紹對象，對方是個大高個兒女孩子，老實又賢惠。他們很快就結婚，幾十年來和和美美。嘿嘿，我們“知青”哪能不“惺惺相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