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國

我指的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基督教在中國大陸的狀況。

建國後不久，1950年7月，中國基督教界吳耀宗等人聯名發表“三自宣言”，發起了三自愛國運動，號召教會“自治、自養、自傳”。自治，指教會內部事務獨立於國外宗教團體之外；自養，指教會的經濟事務獨立於政府財政和國外宗教團體之外，但由政府撥付基本工資和費用，亦有教徒捐獻；自傳，指完全由本國教會的傳道人傳教和由本國教會的傳道人負責解釋教義，不准在教堂外傳教。

1954年7月，中國基督教第一屆全國會議召開，正式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提出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基督徒，熱愛祖國，遵守國家法令，堅持自治、自養、自傳，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

1958年各種不同信仰禮儀背景的教會實行“聯合禮拜”。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基督教受到嚴重的衝擊，教堂被毀、被侵占，教徒被迫害，一切宗教活動停止。文革結束後，政府“撥亂反正”使中國教會又得到復興。

目前全國性的三自愛國組織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

現在，在中國大陸各省中，基督教信徒在人口中比重較高的是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河北、上海、江蘇以及雲南等地。其中基督新教在中國大陸大約有2300多萬信徒在向政府登記的宗教場所中聚會，一些信徒自發組織，在一些沒有進行合法登記的場所中進行聚會。在這些沒有登記的宗教場所中聚會的中國基督徒數目不詳，自稱在1.2億—1.4億之間，這些教會自稱為“家庭教會”，西方也稱之為“地下教會”。 2010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機構在第三屆當代中國宗教論壇上發布2010年《宗教白皮書》。書中宣稱“我國現有基督教新教徒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8％，總數估計為2305萬人”。而天主教，官方公布的信徒數量有600多萬人，但很多信徒並沒參加官方的天主教愛國教會，因此並未統計進來。以上是從維基百科有關資料中摘編的。

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老伴兒那時還在國內當大夫。有一天有位河南的農村老太太來看病。她自稱基督徒，還說“我們那裡‘在教’的可多了。外國人信了基督教就過好上了好日子”（“在教”就是皈依基督教，美國華人這邊叫“信主”）。我妻子開玩笑地問：“可您現在可不富裕呀？”老太太馬上答道：“我們信晚了唄。”其實老太太對信仰基督教的理解和基督教基本教義有偏差。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是：真誠地信仰基督教便可以上天堂－－那個永恆不變的樂園，得到永生。至於短暫的人間的事情，信不信教都不可改變，所謂已經“命中注定”。嗨，您要是真告訴那些老農民“信主得永生”，還告訴他們：再虔誠地信仰上帝也不改變現世的命運，還有多少中國人會信仰基督教我可不敢說。在我的印象里，中國人是最講究現世的了。然而不管怎麼說，有信仰總比就相信錢強。現在中國大陸不知有多少就是相信錢的主兒。

我在想老太太說“我們信晚了”這話還真有點兒意思。曾有這樣一個諷刺笑話，一個非洲酋長說：“開始的時候，我們手裡有土地，他們（指基督教的牧師）手裡有聖經；現在，我們手裡有聖經，他們手裡有土地。”是啊，當年殖民主義者和傳教士同時來到美洲、亞洲和非洲。殖民主義者造成的結局太讓人有以上的感覺了。不過……這裡先不討論這些吧。

老太太說他們那裡信基督教的人很多；我相信這是個事實。網上有一網友講，他回他的老家一看，“全村竟然有1/3左右的村民‘在教’”，“幾個熟悉當地情況的人說“全縣都可以占到這個比例”。人們說“在教”的好處，看不好的病好了。做生意原來總賠錢，“在教”後就賺錢了，等等。

這位網友在老家當然有不少“在教”的親朋好友，他們都勸他趕緊信基督教。這讓我聯想起我在美國時，信仰基督教的朋友們也特別積極地讓我入教。我覺得他們太過積極，結果被直言不諱地告知：勸人皈依基督教是上帝最願意看到的事情，所以他們要這樣做。其實我對基督教並沒有任何成見，只是怕總是有教徒勸我入教。原因簡單，我只有真正相信了基督教後才會入教。也就是說，相信了，自然就會成為基督徒。他們總這樣“督促”我，結果我卻“頑冥不化”，有點不好意思。

附錄：道場上的十字——對一個皖中村莊基督教傳播過程的研究（摘編）

文章摘要：本文通過對一個皖中村莊的傳教士楊先生的個人生活史的描述，考察了基督教在農村社會的傳播過程，論述了基督教在鄉土傳統背景下走向本土化的特徵，及其與農村人口大規模外出的關係。

關於目前中國農村基督教徒的群體特徵，學者認為目前呈現出老人多、婦女多、文化程度較低者多等特點。基督教在農村所發揮的多種社會功能：心理調適功能、社會控制功能、社會整合功能、交往和認同功能。

不少基督教徒從小浸潤在民間神祗的傳說和歷史中，深受鬼神觀念的影響。基督教在低層次上與信命運、敬鬼神、祭祖先等宗法性民俗信仰觀念結合。目前農民對基督教的信仰還停留在淺層信仰的層次上。基督教農村的發展，實際上是鬼神觀念極普遍的中國老百姓在信仰對象上的一種轉移或移情。

本文試圖通過對改革開放後基督教在一個皖中村莊的傳播過程的考察，來探討基督教在傳播過程中的本土化演變及其與鄉土社會傳統的關係，並關注大規模的勞動力外出對基督教所產生的影響。為了便於描述和分析，本研究主要通過對該地一位楊先生20年的傳教生活史為主線，較為系統地呈現基督教進入和紮根於中國農村社會的過程。

調查地點為安徽省廬江縣廬城鎮楊村。廬江縣位於安徽省中部，屬於丘陵地帶，人口120萬，其中80%以上是農業人口。農民人均耕地不到一畝。由於耕地較少、人口又較多，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該地外出打工的人數逐漸增多，到目前為止，根據縣統計局初步的估計，全縣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村人口約有30-40萬人，占了該縣人口的30%左右，這個比例是很大的。根據官方的統計資料，該縣2003年農民人均年收入為2263元，這在安徽省內屬中等收入水平，從全國來看則較低。

楊村位於該縣西北部，距離縣城5公里左右，全村人口2800人，其中有700多人在外打工，人均年收入2000多元。該村面積大概為5平方公里左右，由20個左右的村民小組組成。

1949年之前曾有一位外國的楊先生來過該縣，並建立了一座教堂，但是當時幾乎沒有人信教，大多數人對基督教都比較排斥。解放後，連這唯一的基督教堂也在文革中被銷毀了。直到80年代初基督教在該地區又重新出現，一批本地出身的教徒從外地將基督教帶入，楊村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一批信徒。

筆者所訪談的楊先生是楊村的一位傳教士，今年55歲，其家庭比較貧困，80年代初他曾去新疆打過幾年工，由於在外打工的生活並不如意，他在1986年就回到了家鄉。當時基督教正慢慢進入了楊村。據楊先生回憶，那時全村已有5個人信教。筆者曾對其中的一位劉姓教徒做過訪談，她因為沒有兒子（只有3個女兒）而遭到其他村民的歧視，而且其身體狀況長期不好。她有一次去外地聽了一位傳教人員的勸說後，回來後就入了教。她介紹說，自己最初擔心受到周圍人的排斥而不敢公開承認自己是教徒，不過一直到覺得基督教“很有用”，入教多年，她身體變好了，對生活也有信心了。

楊先生在1987年因為一次很偶然的機會結識了基督教。當時他是以一個失敗者從外地回來的，加上已經30多歲了還沒有成家，因而對生活缺乏信心，而且還經常感到自己頭疼。一次在前面提到的劉姓教徒家吃飯的時候，他訴說了自己的處境。那位教徒對他說：“你信基督教吧，只要向主（即耶穌）進行禱告，你的頭就不會感到疼了”。基督教？他好像聽到過這個名字。他不太相信地問道：“信這個教真的能讓頭不疼嗎？”。劉說：“向主禱告又不像燒香拜佛那樣花錢。即使真的沒有效果，你也不吃虧。”他想：既然一分錢都不要花，還是試試看吧，萬一真的有用呢。於是他就向那位教徒了解什麼是基督教以及該如何信教、如何禱告。就這樣，他腦子中有了對基督教初步的印象，並學會了禱告。據他回憶，禱告後頭就真的不疼了，身體也舒服多了。

不過，促使他最終入教的還是下述一件事情。他回憶說，當時他家養的一條小豬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找也找不到。正在他不知所措時，突然想起了向“主”禱告，希望主能夠保佑他的豬快回家。結果，那頭豬真的自己跑回來了。這使得他開始認為基督教的確很有用。於是他就入了教，成了一名基督徒。有時，他還會到其他地方去結交一些教徒，交流有關基督教的知識。雖然只有小學文化，但是他也開始接觸並學習《聖經》。

不過，當地的絕大多數村民對基督教並不了解，總是抱着一種疑惑乃至排斥的態度。當村里人知道他入教以後，就開始發表意見了。親友們批評他，“你還沒成家，成天把時間浪費在信教上，真是沒出息”。村鄰也有人勸他：“你父母死得早，幾個弟弟都還沒長大成人，你作為家中的老大，沒把弟弟們拉扯大，怎麼能有時間信這個？”在這種輿論壓力下，他開始動搖了。對他打擊最大的是這樣一件事：他結交的一位教徒，由於未婚妻的家人知道他是教徒便要和他解除婚約。在萬般無奈之下，那個教徒就只好宣布退教，結果才成了家。這件事讓楊先生感到了威脅。在受到對得起祖宗、對得起弟弟、自己還要成家等觀念影響的壓力下，他選擇了退教。

楊先生雖然脫離了基督教，但由於其家庭的貧困，他依然沒有成家。於是他認為，自己不能夠成家並不是因為入教。而且他感到不信教以後自己的頭疼病又開始了。總之，生活不但沒有變好，反而不如以前了。這些都讓他覺得基督教其實還是很有用的。

最終促使他回歸基督的是生活中的又一件“異事”。據他自己稱，一次他做夢的時候夢到上帝，上帝要他繼續信教並向當地傳教，這樣才能拯救他。第二天早上起來，他本沒把這個夢當成一回事，他去縣城買罈子，但是在回來的路上罈子不知怎麼的就全部打碎了。他重新回去買，回程時又無緣無故地全部打碎了。這時他惶恐起來，想到了他所做的夢，於是立馬跪了下來，向上帝禱告，乞求保佑。回家後，他又重新加入了基督教。

為了打好自己以後傳教的基礎，1991年開始，他開始到廬江縣城甚至縣外的其他地方參加基督教的聚會。在此過程中，他加深了對聖經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在與其它“兄弟姐妹”的交流中“見證”了基督教的種種好處。他看到那些信教的人病變好了，對生活也有信心了；據說連一些有害動物也不敢對那些入教的人怎麼樣；那些信教的人家連害蟲都不會去害他們的莊稼；很多人信教以後不再吃喝嫖賭、不務正業，經過悔改後，又開始努力工作了；大多信教的人都不罵人、不和他人發生衝突，道德品質提高了。他自己稱，他幾乎每到一個地方，都能見到基督教帶來的種種好處。

進入90年代以後，該地農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社會問題出現了：很多年輕人沒有書讀，也沒有工作，他們對生活失去了信心；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在這個時候突顯出來了，很多人看不起病；養老問題也開始出現，很多老人因為子女的“不孝”而變的精神壓抑；人們對現實的不滿程度加大；人們發現自己的閒暇時間不知道如何打發……

這一切都讓楊先生覺得很多人需要有個依靠。於是，他同村中的幾個教徒一起開始傳教。他所採取的傳教方法一般是這樣三條：第一，將他“見證”到的入教的種種好處向村人敘說；第二，首先選擇那些處境困難和自身面臨一些問題的人加以勸導，如無業在家的青年人、得了重病或有殘疾的人、精神上感到寂寞無助的老人，在他看來，這些人最有可能信教；第三，告訴對方信教不像燒香拜佛那樣花錢，只要經常參加聚會並向主禱告就可以了，因此入教的成本很低，而且如果覺得沒有什麼效果，可以隨時退教。

就這樣，一些人抱着試試看的態度開始接觸基督教了。當時只有20多歲的一位青年人告訴筆者，他入教主要是家裡無事可做、在農業外也找不到什麼工作，入教既可以打發時間，又可以增強自己對生活的信心。一位曾長期生病的中年婦女介紹說，她花了很多錢都沒治好病，後來聽從楊先生的勸導信教，不久病就變好了，她覺得只要向主禱告，主就能保佑她，不然病也不會好。一位70來歲的老人告訴筆者，他入教後感到自己有了依靠，生病時家裡人都不會關心他，但其他教徒卻經常來慰問，這讓他感到很開心。還有一位老人說，他兒媳婦在入教後不再罵他了，比以前孝順，他雖然不信教，但覺得“主”還是很有用的。一位50來歲的中年男性則介紹說，以前他做生意老是賠本，自己也沒有信心再繼續做下去了，後來入了教，生意就慢慢變好了，還賺了一些錢。

按照楊的介紹，在當時200多個正式和非正式的教徒中，女性大概占到6成以上；從年齡來看，以50歲為界，上下大約各占一半；教育程度則以小學為主，占到了70%左右；50%左右的人是因為生病而信教，20%的人是覺得無聊、為打發時間而加入，20%的人是因為對現實不滿、為尋找寄託而信的，還有10%的人是因為其他原因而信的。

楊村從80年代開始就有部分青壯年到外地尋找就業機會，不過當時並沒有形成很大規模。這種狀況在1995年左右開始發生轉變，大量的中青年男性外出務工，到2000年，楊村的1100多勞動力中有700多人常年在外，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該走的都走了，不該走的也走了”，留下的基本上都是兒童、婦女、老人。

據楊先生回憶，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楊村教徒的數量不斷減少，原先的青壯年教徒外出打工後基本上都退了教。一位青年人在接受筆者的訪談時曾說：“當時入教就是因為在家閒着無聊，現在出去了為了掙錢，平時都很忙，根本沒有時間參加基督教的聚會，再說城市的教堂都是城裡人去的地方，外來的農村人是不該去的。而在春節期間好不容易回來一次，又想和家裡人多在一起聚聚，還要走親訪友，也就顧不上聚會了，況且現在也沒有那個心情。”這對楊先生產生了很大的打擊，他覺得年輕人為了金錢和世俗的利益就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基督教，讓他感到傳教失去了很多意義。

不過，在一些青壯年男性退教的同時，也有部分老人和婦女加入了進來。一位留守在家的婦女告訴筆者，她丈夫長年在外打工，讓她覺得失去了依靠，一個人在家感到很寂寞，看村里一些婦女經常去參加聚會，自己也就跟着去了。一位老人說，自從兒子外出打工以後，就覺得自己沒有人關心了，兒媳婦不理不睬，即使病了也不會來照顧。她感到生活無趣，就開始經常到楊先生家參加聚會。

從2000年開始，楊村的教徒數量基本穩定下來，到目前為止，該村的教徒實際上大概有100人左右。而根據楊先生提供的資料，其中女性占了90%左右，而50歲以上者占80%，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大概有85%左右。

楊先生認為，傳教這麼多年來，他覺得那些入教的村民都不再罵人、不記仇、不恨人、不貪財、不做違法的事情，因此這對社會是很有貢獻的。他說他真的理解了基督教，而不再抱有那種功利和實用性的想法，他真正地接受了這個信仰，真正相信上帝的存在。所以他再工作5年，等自己有了可以養老的錢後，他會將自己的餘生都奉獻給上帝，將全部精力放在為主傳福音上。

至於目前該村的100余名教徒，楊先生認為真正有他這種想法的人很少，至少80%以上的教徒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信仰，都抱着濃厚的功利性目的，而且帶有很強的隨意性。

討論：農村基督教與鄉土傳統的嵌入

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的民間信仰帶有極強的實用性和功利性。那麼基督教在當代中國農村的傳播和演變與農村的鄉土傳統到底有什麼關係呢？從楊先生的宗教生活史中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首先是人們信教的實用性和功利性。楊先生初次接觸基督教是因為其“有用”，真正的入教也是見證了基督教的種種“好處”之後，而他在傳教過程中也是通過列舉種種好處來勸說人們皈依基督。那些信教的村民大都呈現出類似的傾向，至於那些離村外出後退教的中青年男性，則更為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

其次，基督教在該地傳播過程中具有一定的隨意性。楊先生第一次因為傳統觀念的影響而放棄了基督，第二次為了自身的生存而遠離了基督。外出打工的人可以自由地退教，而居家的教徒們有閒暇時間就去參加聚會、做禮拜，當農忙或遇到春節等傳統節日時就可以不參加聚會、不做禮拜。這種隨意性在西方的基督教當中是不多見的。

第三點是鄉土傳統對基督教傳播過程的影響。楊先生第一次放棄基督教正是受到要對得起祖宗（成家立業、將弟弟們拉扯大）等傳統觀念的影響。“小豬返家”、“上帝託夢”、“買罈子”的事件以及那些基督教帶來種種好處的“見證”無疑是受到了鄉間鬼神觀念、因果報應觀念等鄉土傳統的影響。筆者的田野調查還發現：信了教的村民們依然以傳統的方式與人交往，按照當地的風俗過着傳統的節日，參加婚喪嫁娶等活動，依然有着強烈的祖先崇拜傾向。即便是作為“傳教士”的楊先生本人，在這方面的表現也與那些不信教的村民別無二致，還是要按照傳統的行為方式去生活。

農村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在教堂里是人人平等，信徒之間以兄弟姐妹相稱，但回到家庭、親友群體、工作群體當中時，他們又會按照傳統文化的基本規範行事。

農村基督教在1980年代以來的傳播、演變及其群體特徵與農村勞動力外出有着較為密切的關係。目前中國農村基督教徒的“三多”現象，即老人多、婦女多、教育程度低者多。但本研究發現，在楊村，勞動力大量外出現象尚未發生的1995年以前，信教群體並無特別顯著的“三多”現象，而在10年後的2005年，該村基督教徒中女性的比例從65%提高到90%，5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從50%提高到了80%，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從70%提高到了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