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特雷赫的實驗室簡直不像一個心理學研究機構：地板上散落着洋娃娃、小人書，天花板上懸吊着玩具汽車，牆上還掛着色彩鮮艷的張貼畫。在這裡，研究人員通過對嬰兒大腦的研究，探尋音樂的生物性起源。

　　在過去的25年中，有成千上萬的小寶貝在這座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實驗室參與研究。離開這裡的時候，每個小寶寶獲得了一份證書，以感謝他對“促進科學發展和對兒童發
育的了解”所做出的貢獻。在這裡，特雷赫讓父母唱搖籃曲給寶寶聽，然後觀察寶寶對這些音樂的反應。結合對搖籃曲的歷史以及全球各地的搖籃曲的研究分析，她發現母親哼唱的搖籃曲可以抑制嬰兒體內製造緊張情緒的荷爾蒙的分泌，而且寶寶對這些搖籃曲有着天生的喜好。

　　有些研究人員認為，小寶寶從出生就已經開始學習西方音樂中的音符。但特雷赫的實驗結果對這一假定提出了質疑：他按照非西方傳統的音階反覆演奏固定的音樂旋律，當突然出現一個不規則音符時，參加實驗的小寶貝也能夠立即覺察得到，甚至比成年人還要敏感。特雷赫認為，嬰兒的這種能力具有一定的生物學基礎。

　　如果對音樂的欣賞是人的一種本能，那麼音樂是否具有促進嬰兒成長發育的功效呢？它是否和人的語言能力、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一樣，促進了人類的生存能力？或者僅僅如麻省理工學院的史蒂文·平克所說，音樂只不過是聽覺的調味品，而非人類進化所必需的？這些問題在進化生物學家、心理學家和神經學家中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為什麼音樂傳遍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傳遍了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為什麼音樂被用來激勵軍隊士氣、讚美上帝、悼念死者？查爾斯·達爾文認為音樂有幫助人類尋找伴侶的作用。在1871年出版的《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一書中，他認為早期的男人和女人，不能用語言表示他們的愛意，只有像鳥類一樣，“用音符和節奏來吸引對方的注意”。但這一假設缺乏證據支持。

　　倫敦大學的進化心理學家傑弗里·米勒研究了成千上萬的爵士樂、搖滾樂和古典音樂專輯。他以性別和年齡作為歸類標準，結果發現在每一類型的音樂中，男性的作品數量是女性的十倍；音樂家的作品數量在三十歲左右達到高峰，正好接近他們的生育高峰期。“優秀的音樂家，特別是歌唱家，具有相當的性吸引力。”米勒說：“成功的男性音樂家往往性伴侶較多，所以後代也多——音樂基因就這樣一代代地遺傳。”

　　特雷赫對此持否定態度。她說，沒有證據表明，女性的音樂細胞比男性要少；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是女性在唱搖籃曲給寶寶聽；而且有天賦的音樂家也不見得就一定子孫滿堂。

　　日本奈良教育大學的進化心理學家福井一則認為，音樂減少了人的性行為次數。在一項研究中，福井招來三十五名男生和三十五名女生，在讓他們聽了半個小時的各種類型音樂後，發現男性的睾丸激素水平下降了，而女性的睾丸激素水平則上升了。如果在沉默的環境中，兩性體內的睾丸激素水平則沒有任何變化。

　　福井認為在人類社會早期，人類不得不找到一種減緩性壓力的方法。“我們可以假設他們找到的方法就是音樂。”他說。如果音樂減少了男性體內的睾丸激素水平，他們的性活動則減少。如果女性體內的睾丸激素水平上升了，則使她們更具進攻性，而減少了社會交際。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性活動減少了，性壓力減少了。“國歌、勞動號子、聚會音樂和軍樂都有同樣的功效。”福井說：“音樂消除恐懼、釋放壓力、促進了人們的團結。音樂感動人類，使人着迷，麻痹了我們的邏輯思考能力。也許我們認為我們自己是音樂的欣賞者，殊不知，我們並不是操縱木偶的人，而是被音樂操縱的木偶。”

　　音樂的確可以緩解壓力。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位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米德維爾市的身心健康中心的神經學家拜里·庇特曼，把二十個人分成了兩組。其中一組十個人跟着音樂節拍器打一個小時的手鼓，之後，庇特曼對他們進行抽血化驗，發現他們血液中專門殺死癌細胞和病毒的免疫細胞數量提高了。而另外進行默讀的一組則沒有發生這一現象。

　　庇特曼發現敲鼓的那一組成員的大腦中皮質醇的產生減少了，這是一種由腎上腺分泌出的一種製造壓力的荷爾蒙。皮質醇的減少和免疫系統反應的提高促進了人體的抗感染能力。“我不是說我找到了治療癌症的辦法，”庇特曼說，“我的意思是我們對於一種令人愉悅、減輕壓力的方法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這種方法使我們體內產生了一種正面的生理反應。”

　　麻省理工大學的史蒂文·平克對此則持不同看法。“大家說音樂是一種適應性的改變，但卻混淆了‘適應性改變’這個詞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和生物學上的意思。這個詞的日常意思是有益於我們的健康的改變；而生物學上指的是提高繁殖率以增加生存概率的改變。”他說，“僅僅發現什麼東西與人類的生育繁殖有關聯遠不夠說明這是適應性的改變。穿名牌西服、駕駛保時捷汽車都有助於你找到性伴侶，但這並不是一種適應性改變。只有在你找到證據，某種特質導致了一個適應性的結果的時候，才能說是一種適應性的改變。”

　　比如說，為了證明人類有兩隻眼睛具有適應性，你必須運用幾何學證明雙眼可以提供立體視覺效果、為我們提供深度的感知效果。但有人可能會說，動物的感知性能應該比人更敏銳，比如擺脫捕獵者的追蹤、尋找伴侶。指出吉他演奏家在性方面成功，或者說音樂有助於社會團結是不夠的，應該說明的是為什麼音樂會帶來性的吸引力以及提高人的社會性。如果音樂具有性吸引力，為什麼小孩子和老人也喜歡音樂？如果音樂具有社會性，為什麼人們喜歡獨自一人聽音樂？

　　平克說，我們從音樂中所獲得的快感，與適應性改變無關。音樂中的歌詞和節奏利用了我們的語言嗜好。而旋律，僅僅是因為與我們表達感情的聲音，它類似於嘆氣聲、笑聲、哭聲，與激流、鳥鳴等大自然的聲音相近。平克說：“大腦必須對聽覺系統所捕捉到的任何聲音馬上做出反應。在樹葉的沙沙聲和其他的人聲中很難區分動物的叫聲，但音樂可以對你的大腦加以人工刺激，讓其很快辨別出不同的聲音。”

　　預料之中的是，平克的觀點受到了指責。最近在紐約洛克菲勒大學舉行的音樂的生物基礎研討會上，發言者一個接一個對平克的新書《大腦如何工作》提出批評。特雷赫說，音樂使我們更易生存的證據卻隨處可見。“當你發現有一樣東西在任何文化中、任何歷史時期中都存在的時候，你會發出疑問：為什麼？僅僅是巧合嗎？如果是巧合的話，為什麼這一巧合在許多地方都出現了呢？”

　　即使音樂不是植根於進化過程，音樂所具備的治療和鼓舞人的精神的神奇功效使其與其他的藝術形式區別開來。神經學家奧立佛·薩克斯在一項研究中發現，變得沉默寡言的尼採在飽受了精神錯亂和晚期梅毒的折磨很長一段時間後，依舊能進行即興的鋼琴表演。

　　位於紐約布朗克斯區的貝思·亞伯拉罕康復中心是音樂及神經功能研究所的所在地。在這裡，音樂治療學家大衛·蘭姆塞對那些因大腦受到損害而失去說話能力的病人進行一周兩次的治療。他發現雖然他們不能說話，卻可以唱歌。

　　67歲的波莎左腦曾受到一次打擊，之後幾乎癱瘓。她的病友、50多歲的基思原是一名大學教授，基思說話含糊不清，他也是左腦受過傷。但當蘭姆塞拿起吉他時，基思和波莎就能跟着一起唱。一開始，他們的聲音還有些顫抖，但是越唱越有力。“你好啊！”很快，他們唱起了熟悉的旋律。“美好的早晨啊！美好的一天！”

　　這實在很難想象，不久前還不能說話的男女，現在卻可以開口唱歌。音樂起到了語言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紐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的神經學家雷納托·洛森塔爾說，“音樂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我也不知道。”

　　洛森塔爾計劃利用核磁共振來研究這些病人的腦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他認為，有可能是大腦中健康的區域修復了受傷的區域，使病人可以歌唱。但他認為對於音樂，還有很多未解之謎。甚至平克也不得不承認：“音樂中有太多的謎，我們不能騙我們自己，認為我們已經對音樂有了許多的了解。任何匆忙的研究結論都是不可接受的。”(經濟觀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