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緣起：作曲家王西麟的名字，我是在２００１年２月聽說的。那時《中國底層訪談錄》剛出，在北京開書評會，因此認識了前來彈唱助興的梁和平、趙莉、何勇等人。由於梁和平的生動刻畫，王西麟三個字在腦子裡紮下了根。

　　老梁是這樣說的——

　　官方也知道王西麟在海內外的影響，北京市文化局９７年就與他簽了合同，按其中規定，兩年後籌錢推出他的系列交響樂演奏會。可好不容易熬到了３年半以後的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５日上午，官方卻突然下達了‘取消音樂會’的通知。這時候，排練已進行一個多星期，瑞典的首席小提琴家Ｉｇｅｄｕｓｓ正飛抵北京，也就是說，好不容易籌來的錢已花出去一大把。

　　氣焰囂張的老王頓時六神無主，象一頭悲憤的熊瞎子撲入我家門，老遠就連叫：“壞了壞了，和平，壞了！”我給他倒水，請他坐下，他偏要站着講。原來是上月２４日闖的禍，那是音樂會排練的第一天。早上九點，指揮譚利華為了表達對作曲家的敬意，就即興請衣冠楚楚的老王對北交幾十號演奏員講幾句話。老王稍示客套，就登台以洪亮的嗓門向音樂大廳宣告：“２０世紀過去了，２０世紀發生了許多大事，有兩次世界大戰，科技偉大的進步。但我認為，在人類發展史上，２０世紀最大的事情就是——共產主義被人類苦苦追求，最後又被無情地拋棄！”

　　一言即出，萬馬齊喑，可我們的老王還在彬彬有禮地向發呆的大夥鞠躬呢。我埋怨他一大把年紀還管不住嘴，把最好的機會給葬送了：“您的交響樂何時才能讓更多的國人聽到！”

　　於是老王開始小孩一般檢討，什麼“熬夜創作，頭痛難忍”啦；“有人告密”啦。“可關鍵的關鍵，”他突然一臉嚴肅道，“我忘了在最後補上一句‘中國除外’！”

　　…………

　　２００４年大年初四，我終於在梁和平家中聽到３年前被禁演的《第四交響樂》，又名《世紀悲情》，以及《黑衣人》《鑄劍》等作品，還聆聽了王西麟聲震屋瓦的民歌個唱和即興演講，身心為之傾倒。

　　於是在蘆葦、梁和平等心熱者的極力慫恿下，我果真在２００４年１月３１日下午至２月１１日（星期三），六入王西麟偏僻、狹窄的家進行採訪。此前，在飯館裡喝過一次酒，也算非正式摸底訪問。

　　王西麟今年６７歲，性若赤子，喜怒無常態。他在對話中頻頻淚下，繼而彈琴示唱時過境遷的曲子，以刺激幾近淡漠的記憶。他自揭傷疤，坦承了在社教運動中的“告密行徑”，並深表懺悔。這種毀容的勇氣，在幾代知識分子中都是罕見的。但我要說，正由於此，才有了王西麟晚期堪稱“聲音證詞”的交響樂。

　　老威：說起來很慚愧，我與同時代的絕大多數文人一樣，長期對本土的交響樂只略知皮毛。小時候，經常在革命故事影片的末尾，看到“中央交響樂團，指揮：李德倫”的字幕；二十幾歲做詩人，為了湊尋根文學的熱鬧，也聽過瞿小松、譚盾和郭文景；可印象最深的還是《黃河大合唱》，“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之類，有意無意聽過上百遍，耳朵都起繭子了。至於您，不好意思，我在上前年才曉得名字——經過梁和平和余杰的嘴巴。梁和平說：“王西麟是中國唯一把握了交響樂靈魂的大師。”將我駭了一跳。

　　王西麟：你應該聽，必須聽交響樂！你應該聽，必須聽肖斯塔科維奇！潘德列斯基！拉赫瑪尼諾夫！柴可夫斯基！多麼偉大的音樂，多麼深沉的痛苦！中國思想文化界卻沒有耳朵，不聽，不懂，這真是最大的缺憾！

　　老威：我聽過拉赫瑪尼諾夫——那希那希那索法索咪……沉鬱的曲調，鐵錘一般緩慢起落的波濤，您的《第四交響樂》有伏爾加河的影子。本來我當時就該聽，可惜，一直拖到三年後的前幾天，我才在梁和平家裡聽到了。

　　王西麟：怎麼樣？

　　老威：非常厲害，令人瞠目結舌！後來又把您的碟子拿回去與蘆葦一起再聽，漸漸覺得您的音樂完全在演繹你的經歷，是一部特殊的個人證詞。

　　王西麟：太對了，我的音樂沒有柔情，沒有布爾喬亞，它是一個漆黑一團的大湖，什麼都從周圍朝裡面灌，眼淚、血、泥巴、嘆息、慘叫，都朝裡面灌，你說它能不重不深麼？生存或者死亡，哈姆雷特說過，這是一切偉大藝術的源頭，其次才是愛和恨。可許多娘娘腔的藝術家說，愛就是一切，有了愛就有了一切。放他娘的狗臭屁，當你活都活不了，哪來的愛？六四開槍，死傷那麼多人，你說一千句愛也頂不回一顆子彈。動物也會愛，猩猩，大象，甚至狗，都會母愛和性愛，您能說他們的叫聲是音樂、畫或者詩？

　　老威：我從《第四交響樂》中聽出一種鄉下的哭腔。

　　王西麟：那是我６０年代發配到山西雁北地區搜集到的一種哭墳的調子，以後又把上黨梆子融進了這種悲調，我在第三、第四里也用了，原調是“可憐我那兄弟呀”！年輕的女聲，背後配有原始的嗩吶。到了第四，哭腔延長了，整整９分鐘，眼淚模糊成一片灰濛濛的河流，翻滾的腦袋，沒有臉，沒有耳朵，看不見任何表情，只有９分鐘無盡的淚！八把大貝斯，一直低下去，不能再低了，沉得不能再沉了。這是什麼？這就是地方戲和民歌。幾千年就這麼一段，一首歌兒，哎呀呀，這三個字，人類幾千年也沒變。可突然之間，大鼓，哐噹哐噹，砸下去！把貝斯聲帶出的淚全砸掉！政治，老毛，運動的絞肉機咔咔響，您被拋進黑屋裡，雙眼蒙布，喳喳、巴巴、剝剝、各各，這些老鼠般的聲音，議論，告密，怒斥，揭發，咆哮，打倒！用腳往死踹！鞭子抽，啪啪，打得你無路可逃！吐唾沫，呸呸！你的臉粘滿濃痰，埋下腦袋，頭髮里全是濃痰。來不及擦，呸呸！通通！拳頭又來了，揍你的有男人，也有漂亮姑娘，昨天還做你的學生，今天臉蛋就叫革命運動搞扭曲了，滿口髒話。嘩啦！最會打人的是一拳捅在軟肋上，半天喘不過氣，遍地花！

　　數不清的腳踢你，暗箭把你射成刺蝟了，朋友的，學生的，同志們的！你趴在糞坑邊，一剎那經歷了悲劇、喜劇、醜劇、神劇、肥皂劇！垮了，尊嚴垮了，我就寫屁股頌……

　　老威：你的音樂是控訴？

　　王西麟：不僅是控訴，還要復仇，象《黑衣人》，一個不放過。

　　老威：在想象里？

　　王西麟：在精神上。記得有一部蘇聯電影，“解凍”後拍的，一個孩子問在斯大林時期當過獄警的爸爸：“您在集中營時，從背後向犯人開過槍嗎？”爸爸避而不答，孩子就再三再四地扭住問，最後這個爸爸受不了了，就跳樓自殺了。還有《悲慘世界》裡的沙威警長，忠於職守，不愧為專制政權的一條好狗，結局也是受不了而跳河。而中國呢？中華民族呢？這些人在街上，在飯館裡，在小轎車內，他們或許整過人，告過密，為了往上爬，把別人踩得死去活來。那些殺張志新的人，殺遇羅克的人，如今卻活得理直氣壯，沒有孩子站出來問他們過去幹了什麼？整過誰？烏紗帽和錢袋沾沒沾血？這些住洋房，開洋車，功成名就的好父親呀，想到過懺悔嗎？象托爾斯泰在《復活》裡寫的……

　　老威：那您是怎麼“復活”的？王老師，我們從頭說起好嗎？

　　王西麟：我１９４９年就參軍了，從１２歲到２０歲，一直生活在革命軍隊溫暖的大家庭里，受大同志無微不至的愛護。我對共產黨的感情本來根深蒂固，因為我的音樂基礎是部隊打下的，組織上見我是棵好苗，就把我從西北軍區調出來，送到北京，進中央軍委軍樂指揮專科學校的教師預備學校，直到考上賀綠汀任院長的上海音樂學院，才算離開部隊。

　　老威：一帆風順嘛。

　　王西麟：５７年進高校，我依舊不脫黃軍裝，並積極投入反右運動，很快就當選為學生會和共青團的幹部，還代表上音參加上海市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大會。我鄙視白專道路，仗着身體壯，力氣大，將音樂大學當作勞動大學，挖河泥，挑擔子，壘爐子，煉鋼鐵，什麼都一馬當先。那是一種着了魔的時代風氣，煉鋼爐就豎在操場，連宿舍的鐵窗子都撬去煉。可以說，我在三年級前，基本沒練功課，校內象個大工地，也沒音樂氣氛。直到６０年下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不搞大躍進了，教學才恢復正常。

　　老威：缺了那麼多課，咋辦呢？

　　王西麟：我當時有大夢初醒的感覺，因為所謂的白專尖子，幾乎都是為了音樂而考進學院的資產階級，音樂世家出身，轉眼之間，人家在國際上比賽得獎，拿獎牌，又成了為國爭光的香餑餑，比如洪騰，殷承忠。而我，再怎麼緊跟時代，也是土包子，大老粗，被漂亮的公子、小姐們瞧不起。況且，我學醫的哥哥精神失常，餓死在蘭州，我姐姐當了右派，因不服上訴，升格為現行反革命，我也馬上不“根正苗紅”了。心裡窩火，只好暗下決心學技術，與政治互相疏遠。開始是獨自摸索，聽資料，嘗試，畢業前的一年，碰見留過蘇的瞿維，對我悉心傳授，專業進步，成績一下子就名列前茅。

　　老威：據說你創作了《四重奏》？

　　王西麟：當時沒有作曲的主科老師，我學習的主要途徑是上音圖書館，我分期分批，大約啃了３０多部四重奏文獻，比如米雅柯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格里格，菲里賓科等。作了大量筆記，積累了較多手段。於是在１９６１年暑假，悄悄躲進琴房，開始潛心作曲了。揮汗如雨４０多天，我到底完成了三樂章２５分鐘的《四重奏》，並由丁善德院長的小女兒，女子四重奏組的丁芷諾安排了排練並逐段錄音，這在校內有了影響。

　　老威：可謂三年寒窗，一舉成名吧。

　　王西麟：作為學生和學校，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畢業鑑定會上，我卻成了反面角色，遭到同學們的一致批制。正如我幾年前鄙視白專，反擊右派那樣，大夥指出：“王西麟辜負了黨的培養，一心走白專道路，已滑到危險邊緣。”特別是過去同為積極分子的學生幹部Ｚ君，竟拍着桌子斥責：“你快成為右派了！”駭了我一大跳。

　　老威：您果然從左滑右了？

　　王西麟：沒有，只能算從不務正業里擺脫了出來，懂得了交響樂是西方工業文明的產物，而非下鄉採風的產物。馬克思講共產主義的基礎，是研究了從圈地運動到大工業社會的６００年歷史，６００年資本積累，而非老毛號召的１５年超英趕美。交響樂和民歌的差別，是數百年文化和歷史上的，而非階級歧視。挑着糞桶，砍着樹，趕着牛車能奔共產主義嗎？當然，那是一個在村里打轉的農民共產主義。

　　老威：您思想這麼超前？

　　王西麟：幾十年後才認識提高，成為右了；而當時，不過年少氣盛，覺得受了壓制。畢業分配到中央廣播樂團，“天之驕子”的心態又復萌，覺得自己所學的與廣播民族樂團不配套。我以不熟悉民樂為由，在招待所賴着，不服從組織調遣去“民族樂團”，僵持了半個月，領導只好仍然改派我去“管弦樂團”。

　　老威：有啥不一樣麼？

　　王西麟：離群眾文化遠一點，就離交響樂近一點。我為了進管弦樂團，要儘快完成我的第一交響樂，使用鋼琴創作是理所當然，可領導為了剎我的傲氣，根本不予理睬。有一次，我偶然發現有一台舊琴堆放在雜屋間，一時衝動，就招呼了幾位年輕人，合力將這廢棄的琴請出來，準備搬到我的工作室，修理一番後使用。不料轟隆轟隆剛推到走廊中途，就驚動了一位芝麻官員，他挺身攔住：“領導批准了嗎？”我答沒有，鋼琴又被驚天動地的推回原處。這一來，我給團里的印象糟透了，並為此被遣送至號稱“１３號基地”的中央廣播局發射場勞動反省一個月。

　　１９６２年秋，老毛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緊接着，以“城市五反，農村四清”為宗旨的社教運動開始了。同歷次運動一樣，先在中央一級機關試點。１９６３年秋，中央廣播局召開動員大會，公開號召群眾批評領導，叫作“領導幹部下樓洗澡”。

　　老威：據說這“洗澡”典故也源於老毛。臭名昭著的延安“搶救”運動誤殺誤關了許多國統區投奔革命的功臣，鬧得人人自危，雞犬不寧，連軍心也動搖了。老毛見這樣下去，江山有可能坐不成，於是緊急叫停，斥責了特務頭子康生。而自己也親自跑到３５９旅，向被整得奄奄一息的人們行軍禮。並且說，同志們不原諒，我的手就不放下來。他還說，我是來下樓洗澡的，同志們把水燒燙點，千萬莫客氣。這流氓天子如此發話，臣民們當然得熱淚盈眶，掌聲如雷了。

　　王西麟：這種政治套路５７年也用，叫引蛇出洞，然後一棍打昏。在社教中，中央文件大約是這麼說的：平時高高在上的幹部，現在要主動到群眾中，接受批評，把思想里的髒東西洗掉。如果主動，虛心呢，就洗“溫水澡”；如果不主動，甚至牴觸，就洗熱水或燙水澡，讓他在大批判中受點精神燙傷。這種釣你上鈎的誘餌，中國人民在１９５７年見多了，就成耳邊風。在一次次動員會上，女同志們都麻木不仁地織毛衣，只有我這種血氣方剛的傻瓜才心潮起伏呢。

　　終於，我在小組討論中跳了出來。其實我的初衷同眾多右派一樣，是要推動樂團工作，讓自己的音樂更好地服務於社會，一句行話即“為國為民，助黨整風”。

　　當時上面提倡“民族化、群眾化﹑廣播電視化”的三化方針，對此，我首先宣讀了毛主席１９４０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著名闡述：“我們一定要繼承和借鑑一切外國的和古代的優秀文化……”然後借題發揮：“民族化與這一論述不吻合，交響樂也無法群眾化，而廣播電視化根本就文理不通，與芭蕾舞團提芭蕾化，木偶劇團提木偶化一樣可笑。”我強調說：“三化方針等於是無思想內容，無思想前提，無思想方向的三無方針。”

　　開始我還挺注意語言分寸，漸漸，我的神經興奮起來，口若懸河兩個多小時。“業務不過關，就改吃政治飯，憑什麼管人？”我當時就這麼說。我還提到由周恩來親自安排來工作的印尼華僑林克昌四兄弟受排擠的情況，人家畢業於巴黎音樂學院，是著名的指揮家和小提琴家，卻幾乎在Ｌ副團長的手下呆不下去了。

　　還說了些什麼記不住了，總之，我是在領導再三動員下才幫助他們洗澡的。筒子樓里擠滿了人，Ｌ副團長和幾個幹部親自趕過來做記錄，我卻不明白這意味着什麼。

　　老威：這叫整黑材料，恐怕那個時代出生的三歲小孩都知道。您可真夠執着的了。

　　王西麟：就這一根筋的脾氣，從當兵、反右、煉鋼鐵、下鄉都衝鋒在前，黨叫幹啥就幹啥。和平年代沒槍，我就把扁擔和鋤頭當槍，把糞桶、馬車當反帝反修的坦克。可後來，交響樂成了我的命，政治上不那么正確了，一根筋就釀成了悲劇。

　　老威：領導找您了？

　　王西麟：好幾天，上面沒任何動靜，但謠言蜂起，傳的是以我為首的反黨小集團。我心裡七上八下，想找人澄清，可同志們紛紛躲避，一個筒子樓，都繞着走。某一天，我在外面碰見首席長笛張海波，就一起上了僻靜的館子，泡了一晚上啤酒。我發愁說：“唉，太沒意思了，動員提意見，結果又……”

　　象頭上罩着黑布“熬鷹”，上面覺得火候夠了，才約我談話。在去的路上，我已經垮了，如果那時組織上肯原諒，我肯定會嚎啕大哭，感激一輩子。進了辦公室，團長坐在那兒，用恨鐵不成鋼的眼光盯了我好久，然後慈父一般嘆口氣。說實話，團長是延安幹部，有閱歷，人不錯，還是拉大提琴出身，雖然他目前代表組織，但看樣子不想把我一棍子打死。

　　終於，團長說話了，語言委婉：“西麟同志哇，你那兩個多小時的發言，可真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你怎麼不私下找我談談心，作為長輩，我還是可以提醒你哪些話該講哪些話不該講嘛。而現在，性質變了哇，你的發言相當於１９５７年右派向党進攻的繼續！三化是中央根據全國人民的願望制定的，樂團不搞三化，難道要按你的方針走？”

　　我聽得頭皮發麻，淚水在眼眶打轉。團長又說：“又紅又專的陽關道你不走，偏要白專！眼裡無組織，無群眾，象公雞一樣傲！先是亂搬鋼琴，影響極壞，組織上為了教育你，調你去１３號勞動改造一個月，卻不見絲毫成效。你到底吃了那付迷魂藥，誰也看不上？唉。”

　　一肚子苦水倒不出來，我好幾次要表白，團長都打手勢阻止了。只聽得他話鋒一轉道：“雖然你與黨鬧對立，嚴重傷害了同志們的無產階級感情，但只要老實認錯，組織仍向你敞開溫暖的懷抱。西麟同志哇，你出身於一個國民黨官僚家庭，可１２歲參加革命部隊後，組織上沒有嫌棄你，還培養你學文化，學藝術，批准你入共青團，送你上音樂學院。知道嗎？培養一個大學生需要３０００個農民辛勤勞動５年！而你卻反對為黨，為政治，為人民群眾，為你的衣食父母服務，你的良心真被狗吃了嗎？”

　　我頓覺五雷轟頂，無地自容。團長講了一個多小時，最後，聲情並茂地指出：“必須深挖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成名成家，並發展到反黨邪路的思想和階級根源，爭取黨和人民的諒解，否則就自取滅亡。”他還低聲啟發我：“和你一樣，我在延安時也犯過錯誤，兩次塗改發票，貪污了一點錢，可通過改造和挽救，又重新被信任，為黨工作這麼多年。你看見了，我現在不也是很好嗎？”

　　人落到這地步，是根稻草也要抓住，因為１９５７年右派們下放和勞改的下場我都目睹了。於是，我痛哭流涕地保證要深刻檢討。

　　接下來的日日夜夜，我用比作曲更強烈十倍的激情“創作”組織上需要的檢討。回顧人生道路，我王西麟自１２歲進部隊文工團，學文化和音樂，沐浴在階級友愛中。每天３０公里以上的急行軍，雙腳起血泡，是大同志替我挑泡，端熱水燙腳；當滿身惹滿了虱子，是大同志逼我脫下髒衣褲，又燙又洗；行軍累得走不動，是大同志搶過背包。以後告別部隊考入上音，又在反右運動中衝鋒陷陣，下鄉下廠積極勞動，曾被評為出席全市代表大會的先進人物……可如今，我忘恩負義，“三千個勞動人民以５年的血汗供養了我”，可我卻墮落成思想變質，追求成名成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或其他什麼主義的渾身發臭的壞蛋。

　　鼻涕、淚水淌了一大堆，我從來還沒有以如此惡毒的語言誣衊、咒罵自己，我誠心誠意地覺得煽自己幾百個大嘴巴，不，扣自己幾百個屎盆子也不過分。我的精神早就在恐懼中跪下了，天哪，比爹比娘還親的黨！只要你放我一馬，不送我去勞改，我願意舔你的屁股！同那個時代所有的文人一樣，爭先恐後地寫屁頌，屎頌，屁股頌！

　　就這樣，我晝夜兼程完成了厚厚一本自我檢討書，雙手交給團領導，盼望着能過關。

　　老威：我爸爸是中學教師，在文革的一掃三反運動中，自己交代的罪狀多達一百多條，連家庭出身地主，兩歲時被長工背過也算一條。

　　王西麟：我可是向黨交心啊。在全團１００多號人都參加的共青團擴大會議上，我淚流滿面地宣讀了兩個半小時，地點是１２０多平方米的人稱“大播”的大樂隊錄音排練廳，空間高達２０米，幾乎可裝火箭了。

　　老威：這是我聽到的最大的室內批判現場。

　　王西麟：舞台占全廳的三分之一，有合唱台和坐位架；為了確保錄音質量，地板上都鋪滿了一層隔音的厚橡膠皮。這種地方，無論是搞音樂還是搞政治，回音效果都極好。半年中，我被全團鬥爭１０多次，每次都在正中的乒乓球檯右側，與左側的主持人隔台相望。而四周群眾圍繞，有的還登上排練架，由高處俯視，令我覺得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檢討讀到最後，我頭昏眼花，嗓子絲絲地竄着火苗，大廳內靜得出奇，我還以為大夥被感動了呢。可突然……

　　老威：斷電了？

　　王西麟：有人發言了。我定睛一認，原來是來自陝北革命根據地的中國竹笛，本團政治秘書牛君。他的嗓音笛子一般尖而脆，刺得人心驚肉跳：“假檢討！！敲響了階級鬥爭的警鐘！同志們，要堅定立場，打退漏網大右派王西麟的猖狂進攻……”

　　笛子的高音剛落，廣播局黨組派來指導鬥爭的趙政委就定調了：“王西麟的父親畢業於蔣介石任校長的黃埔軍校，曾當過偽縣長；姐姐先劃右派，後升格為反革命，送新疆勞改；而他本人隱瞞反動家庭出身混入部隊後，不思悔改，剝削階級的世界觀和藝術觀惡性膨脹，終於發展到跳出來攻擊黨。同志們，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剛結束，毛主席指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個子矮矮的趙政委身披象徵高幹級別的黃呢子大衣，語調低緩，卻令在場的每一個人都不寒而慄：“大家要深刻認識這次鬥爭的性質，掂量一下自己充當了什麼角色……”

　　我如一團臭泥癱在那兒。“團結起來，打退王西麟的猖狂進攻！”團委書記高呼口號，森林般的拳頭舉起來，我完蛋了。

　　老威：不是講好要挽救你嗎？怎麼轉眼之間就升級了？

　　王西麟：我當時２６歲，哪想得透！後來才明白，這完全是政治鬥爭的需要。老毛在１９６３和１９６４年，發表了兩個針對文藝界的批示，批判１７年的“死人專政，洋人專政”，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揭開了文革的序幕。而我這種響應號召，幫“下樓領導洗澡”的熱血傻瓜，正好被抓了典型，成了大時代下的小小祭品。

　　老威：團長沒再找您嗎？

　　王西麟：大約兩三個月，沒任何人敢私下接觸我，通知開會，也從門縫塞紙條。其實所謂反動家庭的老底，軍隊黨委在１９５５年的肅反運動中早有正式結論：“１２參軍，對家庭歷史是逐漸知道的並已交待。參軍後工作積極肯干，受其家庭影響不深……”

　　老威：組織上應該很清楚，一個１２歲的小孩怎麼懂得隱瞞成份混入革命？

　　王西麟：我也這樣辯解過，但團長的回答是：“相信組織是經過了解的。”至於怎麼了解，找誰了解，你永遠沒有權利問。正如一個人永遠沒有權利看自己的檔案袋，裡面或許裝着互相矛盾的兩種材料，要拉攏，就適當透露一點紅材料；要弄倒，那就有大量的黑材料。

　　老威：面對一個空氣一般無所不在的組織，您只能聽天由命。

　　王西麟：如果我當時明白，就像女同志那樣開會織毛衣，或者唱唱讚歌。總之，從１９６３年秋天到１９６４年４月的大批判中，我成了全團社教運動的最集中的靶子，以我為首，還挖出了一個反黨小集團，其中包括首席長笛張海波，首席圓號陳英南，首席雙簧管陳大康，首席貝斯魏寶正，都是一流的技術尖子。

　　老威：是你交待的嗎？

　　王西麟：別咬文嚼字了，是我出賣了他們，因為相信黨。經過兩三個月的批鬥，人人都發過言，但組織並不滿足這種疲軟下去的戰果。於是在“第二戰役”打響前，團長在同一間辦公室再次召見我，他的手勢，眼神，包括唉的一聲都和從前一樣。我是多敏感的小伙子呀，在沒人跟自己說一句話的死水潭裡憋了近１００天，惡夢不斷，神志恍惚，突然有個人，而且是慈父般的領導，用這種溫暖的姿態對你，鼻子怎能不發酸呢。

　　團長說：“西麟同志哇，經過這一段的開會學習，你大概深受教育了吧？不要怪同志們態度不好，虛心一點，組織上對這場運動是有數的！你的錯誤再嚴重，能比得上末代皇帝溥儀和國民黨戰犯嗎？他們都能改好，你為什麼改不好呢？”

　　這話意味着通過考察，組織還是把我當自己人，我的眼淚決堤一般下來了。

　　團長按老套話鋒一轉：“西麟同志哇，上次你只檢討了個人的問題，現在，組織上希望你擴大一點範圍，把你和那幾個人的關係也說清楚。至於哪幾個人，在這兒我不點名，就看你的態度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組織已經充分地調查過了。你們平常如何議論領導，如何發泄不滿，什麼‘懷才不遇’啦，說三道四啦，組織都掌握了。你呢，只需要一條一條地列出來，時間、地點，哪些人，我們再與掌握的材料核實，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你要老老實實地負責任。”

　　見我遲疑不決，團長又說：“黨不僅要挽救你，還要挽救其他犯過錯誤的同志。你不要認為對不起誰，因為同志關係也是有階級性，有原則的！向黨靠攏幫助同志，你不要錯失良機。運動以後，你們還是好同志，大家都是好同志嘛！”

　　別無選擇，就我１０多年的受教育經歷，只能相信“態度越好，處理越寬大”的組織承諾。象打了嗎啡，接着的幾天裡，我在病態的亢奮中挖空心思地坦白。我交待了１００多條罪狀，全是什麼時候我和什麼人說過什麼，他的反應如何；哪一天，我看見誰跟誰在議論誰；有一次，我想就團里排擠華僑專家的事發言，什麼人偷偷踩了我一腳；誰在筒子樓與誰碰見，說“江胡劉柳（四個領導）不調走，樂團搞不好；還有５８年處理的到底是什麼人”等等。

　　老威：雞毛蒜皮。

　　王西麟：很恐怖，問題很巨大！當我在全團大會上一宣讀《第二次交待——關於反黨小集團》，排練廳炸了鍋。

　　老威：反黨帽子是您自己戴上的？

　　王西麟：我自己，因為團長暗示越徹底越好過關。我不敢抬頭，只一條接一條往下念，周圍緊張極了，每個人都是一顆手榴彈，而弦扣在我的嘴上，吐出一個人名，耳邊就轟隆一下，一片譁然。漸漸環繞我的嗡嗡聲越來越大，似乎都在猜“下一個輪到誰”或“到底咬沒咬我”。當我念到“某一天中午，ＸＸ和我站在筒子樓過道上議論領導”時，群眾席上竟有人緊張得神經失控，大叫一聲：“有我沒有？！”我回答沒有，那人才一下子癱下去。

　　宣讀了３個多小時，我算鬆了口氣，場子裡卻沸騰起來，一反往常開會那一本正經的肅靜。大夥發言踴躍，幾乎爭先恐後，不僅罵我咒我揭發我，而且還撕破臉皮互相咬。反黨集團的網越扯越大，終於多達十幾個人。如果沒有領導在場掌握全局，肯定會打起來。我驚呆了，直到宣布散會，“偽君子”“漏網右派”“該千刀萬刮”的罵聲還不絕於耳。

　　互相揭發的時尚就這樣如戰火一般蔓延開來，會又開了幾次，鬧成一鍋粥，而人們在會下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材料，準備打垮他人的炮彈。

　　經過大起大落的拉鋸戰，我的腦子出了毛病，白天的批鬥會延續到夢裡，而群眾卻換成了革命電影和話劇中的國民黨、地主、還鄉團，面目猙獰。我死去多年的父親化作黑影在人海里飄。我在半夜一連串地怪叫，連午睡也叫。１２平方米的屋，我卻把窗簾拉死，生怕光透進來，因為外頭紅旗招展，我害怕突然逮捕。每天清晨，喇叭里一響“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我就騰地跳下床，抱腦袋哆嗦……這種“恐紅症”困繞我２０多年，導致我在許多公眾場合情緒突然失控，直到今天，我一看見牆上的偉人像就起雞皮疙瘩。

　　老威：您去治療過嗎？

　　王西麟：１９６６年春天，我就被送往療養院，精神病診斷書我還保存着。我的右派姐姐升格為現行反革命，戴手銬送新疆勞改時，其症狀與我類似：夢囈，哆嗦，頭髮大片脫落。不過，女同志發夢癲的動靜肯定不如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