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曲家王西麟(2) |
| 送交者: 廖亦武 2004年10月21日17:10:57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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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威:經過這樣的折騰,您對組織應該絕望了吧? 王西麟:你別忘了,我12歲就參加革命,是黨培養出來的音樂人材呀。所以,當社教的高潮過去,團長第三次召見我時,我還是感激涕零。 團長說:“西麟同志哇,你前面的交待都很好,態度端正,認識也深刻,這些,在作出對你的處理時,組織會考慮的。現在,希望你向黨交心,從思想深處挖一挖自己的陰暗心理,找一找階級根源!相信組織會把你的家庭問題與你個人區別對待的。” 老威:這不明擺着挖坑讓你跳嗎? 王西麟:當局者迷,是坑我也得跳。於是我寫道:“自從第一次開會叫檢討,我就嚇得發抖,害怕別人提起我的國民黨父親和右派反革命的姐姐;經過趙政委的上綱上線,我的古怪反動思想更多了——一切影片、戲劇中的國民黨、地主、反動派們的兒子都是我!我睡不着覺,連隔壁敲門都怕,以為是公安人員抓我進監獄。我是狗少爺,我是狗崽子,我半夜起床,跑到人民大會堂,我意識到自己不該呆在這人民代表呆的地方,不該來演出。我把毛主席和劉主席的大像看成了我的父親,我害怕極了。我害怕自己成為向党進攻的困獸!” 我把幾十次批鬥中人們羅織的罪名都寫成了自己的“陰暗心理”,我通篇寫了上百個“害怕”。我含淚坦白:“我害怕看見人,我害怕看見紅顏色,我害怕聽見《東方紅》,我害怕看見領袖像!” 幾天后,我照組織安排,將幾十頁“陰暗心理”當眾宣讀。大廳里靜極了,猶如曠日持久的激戰轉眼間煙消雲散,念完就散會。之後的兩個月照樣沒動靜,我似乎被遺忘了。 老威:這麼鬥來鬥去,人們也疲倦了吧。 王西麟:不知道,反正我是被抽空了。這期間的64年春節,我居然恢復作曲,為大半年前完成的《雲南音詩》之最後樂章《火把節》寫了配器。 老威:我剛聽過,不愧為一曲熱烈歡騰的民族頌歌。 王西麟:20多年後它獲得了中國首屆交響樂評比的一等獎,並且代表國家在全世界30多個城市演奏了幾百場。 老威:你居然能在極度壓抑的環境下寫出極度奔放的交響大賦? 王西麟:如果不能這樣,你現在就只能在瘋人院裡碰見我了,我持續緊張大半年了。1964年4月初的一天,團委書記XX在大會上宣布了將我“開除團籍“的處分決議;次日,團長通知,我被下放到山西省的雁北專區,另行分配工作。而作為“反黨小集團”的其他成員,也被下放到甘肅天水和浙江新昌等地。 老威:這樣的處理也算“保守治療“吧。 王西麟:雖然從天之驕子一下跌到了底,但我還沒有絕望。團長也鼓勵我“好好改造,以後還有前途”。我收拾行李,上了火車,還象軍人那樣,學雷鋒,搶着替列車員掃地。到了雁北地區文工團,我從打雜干起,搬道具,裝車卸車,打掃舞台。《首戰平型關》的話劇中,我也演個群眾,就是呼口號,搖三角旗的那種。送戲下鄉,搭舞台,掃院子、廁所,拉排子車,燒洗腳水,都我做。我要徹底改造臭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後來,我以比當地高出許多的水平,歌頌戰天鬥地,好人好事,寫出了很轟動的《臧寨大合唱》,革命作家馬蜂寫過《雁門關外一杆旗》,豎的就是臧寨。我搞了好幾個樂章——《鐵杆社員贊》《支部領導好》《雁門關外新面貌》《三面紅旗迎風飄》。 這可是本地區有史以來場面最大的音樂作品,合唱20多人,加上樂隊30多人,我親自指揮,氣勢弄得非常宏偉。開演時地委領導都到場,印象大好。宣傳部長陳XX還公開表揚,要我“別背包袱,改造後大有前途”。 老威:有這麼動人?唱兩句聽聽。 王西麟:玩笑玩笑。我彈彈鋼琴,這樣才能記起來。對,丁鈴在這兒寫過《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我受了啟發,一開頭就是“滔滔的桑乾河”,渾厚的男聲,不得了。以後我又主動去工廠、農村、軍區進行音樂普及,弄的全是“雁門關外有人家/塞上江南美如畫/玉米水稻全能種/水庫養魚又發電”之類。 當時許多被下放的臭老九和我一樣,搖身一變,組成四清工作團,開赴農村蹲點。我在陽高縣羅文皂村8個月,與老鄉同吃同住同勞動,查農村幹部的貪污問題。不坦白交待就不放生產隊會計回家過年,結果他終於和我當年一樣,徹底投降。但稍後一核實,全是謊言。 老威:太糟蹋人了。 王西麟:可政治天氣說變就變,文革開始了,我的問題檔案被公布出來,一下子,我又成了批鬥目標。下放後洗心革面的“輝煌成績”也變成罪狀,因為曾被走資派的宣傳部長表揚過,《臧寨大合唱》也是大毒草。 全團斗我一人,與在北京一模一樣。接着是戴高帽、掛黑牌、遊街。漏網右派、反黨分子、隱瞞成分的階級異己分子……一句話,這幾年白改造了。政治指導員孫廣禮,一個老粗,天天守着我交待問題。為了取得組織的信任,儘早過關,我故伎重演,寫了一沓檢討。我充分發揮音樂想象力,套用《和聲學》裡的“調性軸心圖表”,不僅重新交待了“歷史問題”,而且精心繪製了一張人際關係的《轉調圖》。我是C大調,即中心主調;圍繞我的四周,按關係的親疏,從裡到外,分一級關係調,二、三關係調和遠關係調。比如副團長郝瑞峰,《臧寨大合唱》的合作者段連海,一級關係調,或D大調、E大調;樂隊成員XX、XX,崇拜、同情我,二級,F小或G大調;家裡,三級;一般演員,點頭打招呼,遠關係調,也用A小、B小標明. 老威:你能將這圖畫出來麼? 王西麟:好,我畫。真他媽算個創舉。 老威:這交響樂里的道道,真跟監獄一樣,一圈套一圈,鐵桶一般,無任何漏網之魚。 王西麟:我就這樣把自己給搞臭了,大字報鋪天蓋地,全是罵我的。我的著名的“三怕”又被翻出來,直到死硬了才明白,組織是靠不住的,黨的政策是不給出路。 我再次被下放,燒鍋爐,強迫干體力活,一身驢打滾的政治閻王債。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深入斗、批、改,工宣隊進駐文工團,我就和走資派們一塊,抓起來鬥了,扔進小倉庫,打地鋪,窗子全釘死。這兒過去是日本營房,現在集中關押全地區的地富反壞、牛鬼蛇神。 後來又換了好幾處關押地。由於有了血的教訓,我終於幡然悔悟,走到了人民的反面,拒不交待任何問題。不管萬人大會,坐噴氣式,還是私下幫助,我都硬扛着,甚至把以前的交待材料全部推翻。 在“從肉體觸及靈魂”的清隊學習班裡,打人是家常便飯。有兩個難友不堪折磨,就自殺了。所謂“噴氣式飛機”,就是彎腰90度以下,雙臂向後抬高,站在平地或凳子上,脖子還掛大黑牌。團里有個曹玉柱,本來根正苗紅,可私下議論林副主席“經常打噴嚏,身體不好”,被他的徒弟揭發,就打成現行反革命。老曹是舞美燈光師,經常因陋就簡,把廢茶壺、鋁鍋或其它破銅爛鐵裝上燈泡,安在舞台周圍射布景。挨斗時,他渾身就叮叮噹噹地掛滿此類小發明。 在城裡大會小會斗厭了,牛鬼蛇神們就被麻繩連成一串,隨團去附近幾個縣,十幾個生產隊巡迴“送戲下鄉”。舞台一搭好,我們就和當地的地富反壞分子一塊挨斗,先念毛主席語錄,“你不打,它就不倒”那一段,然後呼口號,喊“低頭認罪”,於是黑壓壓一片壞蛋全在台下“噴氣式”。台上的革命節目一演完,我們的腰也快折了。 白天除了趕路和下地,田間地頭,想斗就隨時吼“押上來”。有時晚上沒找好場地,就尋間大屋,滿炕坐着人,讓我彎在炕下,交代“三個怕”。我已經坦白了幾百次,早遺臭萬年了,可大夥等不及開口,就拳腳齊下。還有濃痰和耳光,整得我抱頭摟腰,遍地滾。男女老幼都極其亢奮,就像參加現在電視裡的娛樂節目。 隨着斗﹑批、改進入高潮,人們的打人技術也趨成熟,公開上台挨斗還沒什麼,最怕的是一個接一個往屋裡叫。人們嚴陣以待,五個手指寬的小板凳擺在中央,你一進來就站上去,搞“噴氣式”。有人早就候在旁邊,閃電般出拳,打你亮出來的兩肋。哐當倒栽盅,半晌喘不過氣,腦門發出金屬的聲響,哇哇淌汗。還有跳起來砍後頸窩,雙鋒貫耳,搗後腰,踢後膝蓋窩,這些都是武俠小說里的招數;還有跪釘板,打屁股,揪耳朵,摳鼻子……中國人真有發明創造的精神呀,我的牙齒被“狗吃屎”磕掉了,耳朵也幾乎叫扇聾了。 有天夜裡,11點鐘,我剛睡下就被叫起來。這時院子裡黑糊糊的,周圍很靜,一出門,眼睛就被黑布蒙住,麻繩倒捆雙手,口塞毛巾。我像被綁架的人質,被推着拽着往前。我感覺穿過院子,在野地里轉了一大圈。突然,我被踹下一個大坑,大約有兩米多深,滿腳的虛土。我以為要活埋,就又竄又撞,卻最終發出絕望的哀鳴。過了一會兒上面有撒尿聲,我被扯上來,口舌乾燥,好象心裡都填滿了泥。 又轉了一圈,感覺被弄回來,進了後院的小倉庫。這兒已騰空作臨時刑訊室。我被貼牆抵直了,毛巾從嘴裡摳出,有人左手扶牆,右手罩住我的後腦,把臉按扁在牆面。鼻子一酸,就如乒乓球一般炸開了。一個聲音(我聽出是本團的趙寶欽)問:“材料室的小箱子是不是你偷的?” 我的心裡一松,因為八竿子打不着。我回答“沒偷”,褲子就被扒下,鞭子嗖嗖的,抽得屁股蛋子鑽心疼。腰以下血透了!憑聲響,我辨出打鞭的人是劉慎賢,原是中南海警備師吹小號的。由於政治身份過硬,在文革中鞭打過不少人。 折騰了兩個多小時放回去,才知道睡旁邊的倪雲翔和郝瑞峰都被打過。早起勞動,褲子粘牢兩瓣,換不下來,我就衝到工宣隊辦公室,喊毛主席語錄:“要文斗不要武鬥!”以示抗議。 老威:沒想過逃跑嗎? 王西麟:想了好幾年。雁北地區,晝熱似火,夜冷如刀,革命群眾坐馬拉車,而我們這些牛鬼蛇神,走着路,背着黑牌子,還扛着樂器和行李,一村到一村,四五個小時,苦極了。剛抬一下腦袋,就有人吆喝:“想逃麼?當心狗腿!”稍後有謠傳,要把所有壞蛋送正式的專政機關。於是,我偷偷買了大茶缸和翻毛皮靴,和另外兩人密謀脫逃。可沒料到,骨節眼上我媽來了。這小腳老太太已70多歲,我姐送勞改後,《人民日報》發表“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吃閒飯”的社論,街道居委會就藉此上門動員,要把她從蘭州市里攆往農村。孤老太太沒辦法,就坐火車轉汽車尋兒子避禍來了。 我媽帶了20斤面,一個粗瓷碗,還有衣服、肥皂、毛巾。她本想住下不走,但不可能。工宣隊攔住她說:“你的兒子是反革命,正關押審查。”老太太還不明白:“我兒子13歲就參軍,怎麼就反了?” 我被批准出街給我媽找了旅店。可憐的老人,行李還沒完全解開,第2天就要回去了。是我讓她走的,現在一提都心酸……恢復自由後,我每年都回家探親。老太太替我姐帶兩個孩子,前夫一個,後夫一個。我每月給她寄15元錢。 我姐勞改釋放,按規定只能在蘭州郊區的農村落戶,接受群眾管制。她在村里挨斗,逃回家,派出所和居委會又找上門,揪她時還把我媽拉去陪斗,喊“打倒王慶鳳!”滿街攆着用磚頭扔。有一次我剛進屋,正和媽坐在炕上吃飯,嘩啦一聲磚頭就進來了。我從遍炕碎玻璃中撿起磚頭,找派出所所長:“我是革命幹部,打死了我媽誰負責?” 探親假一個月,但每次十來天就呆不下去了。我多次找蘭州軍區的老戰友,都說我家複雜,他們不敢管。姐姐的村子我也去過,一提“管制分子王慶鳳的弟弟”,人家的笑臉就沉下去了。連一個普通的民警都敢戳我的鼻尖;“王西麟,你化作灰我也認識!” 我媽是1978年1月13日去世的。肺心病,氣管炎,耳背。當時沒錢住院,我就請了蘭州軍區的老首長,還有一個朋友叫諶薇薇,後來也是右派,我第一次聽肖邦就是她演奏的,他們到醫院發話,才讓我媽住院了。諶薇薇1955年曾送了我40元,當時真是一筆大數。 我家象一過道,縱深10米,寬兩三米,媽在這貧民窟里住久了,生性節儉。走廊住了三天,搬進病房,一直到搶救,一直到死,她重複得最多的話是:“回家吧,我們住不起醫院。” 老威:這世道叫人窒息…… 王西麟:我雇了輛大卡車,把媽放在一塊門板上,就送火化了。帶孩子,做飯,縫頭巾掙錢,我媽太辛勞了!82歲,雙手都做變形了,枯樹皮似的,我讓人把這手拍了一大膠捲。現在,我姐的手比我媽還老,一個瘋婆子,嘴巴嘮嘮叨叨,她愛用手抹桌子,一兩個小時動作不變。我想和她聊聊,可啥也不清楚。太可怕了,前幾天還來電話,說挨打了;又說甘肅省的組織部長看上她了,要娶她做太太,會派民警來保護她,編得有鼻子有眼。我說你都70多了,人家會要嗎?她回答當然啦,他還知道你是作曲家呢……可能是遺傳,連我的外侄女都不喜歡說話,三、四十歲還怕見生人……有什麼辦法,這一家子就我是清醒的。 老威:這所有的不幸都是您的音樂資源吧。 王西麟:在劫難中,我一直渴望溫暖。比如有一次挨斗,坐噴氣式,口乾舌燥。回到住處時,有個貧農老太娘遞過來一碗水,進嘴還有鹼味,但我永遠難忘,作曲時老想着這一碗水。可我得到的溫暖太少了。 老威:其實你是敏感而脆弱的。 王西麟:外面看卻很強壯,大個子,大嗓門。我一次次向時代求愛,不,求饒,卻一次次撲空!他們不需要!交響樂,苦難,他們不需要!我曾一次次要求平反,我浪費了很多時間!什麼黨是母親,我看連丑婆娘都不如,搞不得親不得,嫌你嘴大! 老威:您使我想起了梵高…… 王西麟:我不梵高!我被下放了14年,關押、拷打!踐踏、蹂躪、遺棄、豬狗不如!生活被廢掉,就因為那兩小時忠心耿耿的發言。而此前在上音,高等學府,反右,大躍進,下鄉挑糞,對西方20世紀音樂一無所知。斯特拉文斯基,頹廢沒落;理查·斯特勞斯,反動;肖斯塔科維奇,洪水猛獸!我們落後了50年,直到80年代,國門開了,大量的東西湧進來,才感到聽不夠學不夠。 老威:梵高是被生命的鐵拳揍成天才的,一降生,磨難就開始了。愛情、事業、朋友,他沒有一次滿足,他被逼瘋了,滿耳幻聽,他把這種聲音畫了出來。您和他的區別是您開頭很滿足:12歲參軍,叫人羨慕;讀上音,分配在中央級音樂單位,年少時才華橫溢,創作《四重奏》及緊扣主旋律的《雲南音詩》,更叫人嫉妒啊。可您為什麼要自毀前程?您已經在一個很高的台階上,具備做御用音樂家的條件和技術!我注意到,在任何歷史時期,您都能輕而易舉地弄出時代最強音,《臧寨》不提了,文革環境那麼糟,您邊燒鍋爐邊創作“胸懷最紅最紅的太陽/走在文革的康莊大道上”,還有“太行山高有高哎/兩岸紅旗迎風擺/革命造反派不畏強暴哎……”還揉進了“上黨梆子”,民間上千年的曲藝元素。王老師,您本來能做官方的寵兒,象呂驥、賀敬之,音樂的門都沒摸着,卻官至部級;還有王酩,據說譜過不少文革歌曲;胡松華,一首《讚歌》,就成著名藝術家,享用了幾十年。甚至對你有恩的賀綠汀﹑李德倫,也具有延安傳統。說句難聽的話,在新中國,音樂家等同於戲子,極少有拒絕擁抱新時代的。王老師,您的技術比所有的當紅戲子都高呀,為啥在毛、鄧、江幾朝天子的手裡都受排擠和迫害?臨近晚年,還因交響樂不賺錢被北京歌舞團解聘?您去講課,每小時10元,不及明星出場費的百分之一…… 王西麟:但是我寫了幾十部作品!我寫了《第三》《第四》,正在寫《第五》!象肖斯塔科維奇是斯大林時代的聲音見證,我的創作也是……末日審判用得着……它們是永恆的! 老威:我讀過海外的相關報道,您的交響樂在西方20多個國家演奏過,您被稱為大師級作曲家。但對於商業社會裡的中國人,這既高雅又遙遠,除非您跟張藝謀合作搞《英雄》。 王西麟:狗屎! 老威:您在這個贏家通吃的環境大罵狗屎,和您幾十年前在社教運動中攻擊領導一樣不識時務。時代變了,您這種不開竅的性格還不變,所以黨和人民不認可。 王西麟:人們聽不見我的苦難,交響樂的演出要場地,要資金。 老威:您為什麼不圓滑一點呢? 王西麟:我想圓滑,我想拍馬屁,但是我的喉嚨太粗,一哭,別人感到很恐怖。六四大屠殺,還有其他數不清的大屠殺,吼叫、慘叫和哀叫,滿面淚水的無聲的叫,多棒的旋律啊,我要全寫出來!我要把它們獻給統治者,我要追着拍馬屁,問他們要不要?我一巴掌下去,不把他個馬屁給拍腫了! 潘德列斯基寫了《為廣島受難者的輓歌》,我要寫這個民族的系列輓歌,屈原、嵇康、王實味,一切冤死者的輓歌。我要打倒封建,為毛主義死難者立聲音紀念碑……但是,老威,沒人理解,我半夜醒來都哭啊,沒人理解…… 老威:從靈魂上,您和梵高一樣,挨揍的次數太多了,終於被栽培成專制的敵人。蔣彥永,一個已退休安度晚年的軍醫,去年因為揭穿謊言,公布薩斯真相而成為民族英雄。如果在民眾可以監督所謂“公僕”的一個正常制度下,他也許永遠默默無聞;還有丁子霖,人大副教授,如果不是六四之夜兒子被槍殺,她也許會象眾多知識分子那樣,繼續享受體制的好處,做教書育人的好公民,也就不會數十年如一日地搜集死難者證詞,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成為黨的危險敵人了。 王老師,我從這麼多年的採訪中意識到,這個時代幾乎所有的堪稱優秀的公民,作家、藝術家、學者、科學家,甚至民間藝人,不管他人生的動機多麼純潔,多麼想遠離政治和陰謀,可只要其品行端正,天良未泯,厭惡謊言,最終都受盡了磨難,自絕於黨和人民。 然而這正如希臘詩人埃里蒂斯的詩句:“過去和現在/付出的永遠是值得的” 應被訪談者要求,在此說明: 這只是其人生的一個橫斷面,或者一個藝術的發端,大大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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