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氫彈之父”于敏（下）

牽住了“牛鼻子”

關鍵性的問題就是實現自持燃燒。而要滿足這一條件，必須提供大量的能量。然而，能量從何而來？以何種方式提供？大家提出許多方案。于敏經過反覆比較推敲，最後下定決心，利用原子彈的能量來引爆氫彈。但是，原子彈一爆炸，能量迅即四處飛散，有多種因素的巨大的破壞作用，如何駕馭，控制和有效地利用它？于敏絞盡腦汁，苦苦思索和論證。他首先把可能的物理過程進行分解, 把從原子彈爆炸到熱核點燃的全過程分解成若幹個子過程, 他發現每一個子過程都有複雜的物理現象。這些現象由互相矛盾着的多種物理因素相互制約，有的起破壞作用，有的起好的作用。因此，要有效地利用原子彈的能量，就必須全面分析所有的物理因素，把握它們的質和量的辯證關係和確定它們的界限，並利用性能良好的材料，設計精巧的結構，抑制它的破壞因素，促進它有效提供可利用能量的好的因素的發展。

于敏再次向理論組的年輕人講解了自己的思考和粗估論證結果。大家根據于敏的部署和物理思路，做了大量物理粗估和數值計算，不斷分析和討論，將研究工作逐步推向深入。當于敏將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歸納整理成從原理到材料和結構的完整方案，又一次做學術報告，逐一分析物理因素，物理現象，總結各個過程的物理規律，描繪出一幅氫彈的完整物理圖象時,會場一片歡騰。人們終於看到了氫彈成功的希望。“百日辛苦，大戰告捷”！人們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都高興地嚷着“老於請客！”“我請客！我請客！”于敏也高興地應道：“我們到底牽住了‘牛鼻子’！”

（怎麼就牽住了“牛鼻子”？說得具體點兒？對不起，我們局外人不能知道。于敏構型（也稱于敏－鄧稼先構型）氫彈構造是中國最核心的絕密。您說：“咳，說出來誰能懂？”嘿嘿，世界上能人多了去了；您想讓很多國家都玩兒起氫彈來？）

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們才能聽懂的隱語：暗指氫彈理論研究有了突破。“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隻松鼠。”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好，我立即趕到你那裡去。”年底，于敏開始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在氫彈原理研究中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解決了熱核武器大量關鍵性的理論問題，並在平均場獨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突破氫彈原理的喜訊迅速傳到北京。鄧稼先高興得一夜無眠，第二天就專程趕到上海。一下飛機就直奔機房，興奮得不住地向大家鼓掌祝賀。大家見老領導來了，都歡呼雀躍起來，要他請客。那時，幾乎每人的工資只有四五十元，于敏是副研究員，月工資約一百八十元。平時，有個不成文的規矩，一遇高興事，誰工資高，誰請客。因此，理所當然總是于敏請客。這回鄧稼先來了，他是三級教授，月工資230元，無疑問輪到他了。鄧稼先自是滿口答應。晚上，在一家餐館請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頓螃蟹。幾天后，于敏奉調回京匯報。他詳細向上級領導和理論部研究人員匯報了上海的工作進展和氫彈原理理論方案。經各方面專家反覆推敲討論，又做了些改進，使方案更臻完善。

終於造出氫彈

當然，氫彈試驗裝置的研製，除了理論方案的確定以外，還有大量的技術問題和工程製造問題需要解決。為此，1965年12月，二機部和核武器研究所的領導在西北武器研究基地召開了一次規劃會議。會議由吳際霖主持。出席會議的有劉西堯、李覺、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等部、所領導，鄧稼先、周光召、于敏和理論部的部分同志及各所有關專家應召參加了會議。于敏在會上詳細介紹了新的氫彈理論方案，他從氫彈原理理論設計方案，到加工製造，安裝和實驗測試的要求等等,整整講了一天，並詳細回答了大家的提問，與各位專家進行了仔細的反覆討論。大家一致認為于敏報告的新方案，物理思想新穎，科學可行性論證充分，研究工作紮實，比原來的加強型方案更優越，可以作為首選方案。會上，劉西堯當即決定按這個新的理論方案開展工作，作為研製導彈氫彈頭的主攻方向，並據此安排此後兩年的有關氫彈的科研和生產計劃，二級部黨組很快批准了這個決定，並報請中央專委批准。

1966年12月28日，隨着羅布泊的一聲巨響，氫彈原理試驗獲得成功！這表明我國氫彈研製中的關鍵科學技術問題已獲得解決，實現了氫彈原理的突破。氫彈試驗指日可待。

1967年6月17日，大漠深處，艷陽高照。大家等在隱蔽室里，像母親聆聽孩兒的第一聲清啼一樣，懷着一種特殊的感情靜候着那個關鍵的時刻。

8時整，徐克江駕駛載有氫彈的飛機進入羅布泊空投區。隨着指揮員“起爆！”的指令，機艙隨即打開，氫彈攜着降落傘從空中急速落下。彈體降到距地面兩千九百多米的高度時，只聽一聲巨響，碧藍的天空隨即翻騰起熊熊烈火，傳來滾滾的雷鳴聲，霎時間,兩顆太陽一大一小同時懸掛在碧空之中,絢麗多彩,交相輝映。“大太陽”逆射出比一千個太陽還亮的光芒，頃刻又變成一朵巨大的蘑菇雲。蘑菇雲下產生的強烈的衝擊波捲起沙塵，呼嘯着以摧枯拉朽之勢肆虐在空曠的漠野……紅色煙塵向空中急劇翻卷，愈來愈大，火球也愈來愈紅。

強烈的光輻射，將距爆心投影點四百米處的鋼板鑄件燒化，水泥構件的表面被烙；布放在八公里以內的狗、十公里以內的兔子，當場死亡一半；七百米處的輕型坦克被完全破壞，車內動物全部炭化；衝擊波把距爆心投影點近三公里、重約五十四噸的火車吹出十八米，近四公里處的半地下倉庫被揭去半截，十四公里處的磚房被吹散。科技人員把爆炸當量的數據送上來了——三百三十萬噸。

當日，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布了《新聞公報》，莊嚴宣告：“我國在兩年八個月時間內進行了五次核試驗之後，今天，中國的第一顆氫彈在中國的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

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中國人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創造了研製氫彈的世界紀錄！于敏和他的同事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不但在短短五年內攻克了原子彈的原理，提交了第一枚原子彈試驗裝置的完整的理論方案，而且在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後，只用了兩年時間就乘勝攻克了氫彈原理，提出了完整的氫彈理論方案，並實現了氫彈爆炸成功。這是科學研究領域少有的奇蹟！

于敏是“拼命三郎”

在進一步研製氫彈的過程中，于敏曾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1969年初，因奔波於北京和大西南之間，也由於沉重的精神壓力和過度的勞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我國正在準備首次地下核試驗和大型空爆熱試驗，于敏參加了這兩次試驗。當時他身體虛弱，走路都很困難，上台階要用手幫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熱試驗前，當于敏被同事們拉着到小山岡上看火球時，已是頭冒冷汗，臉色蒼白，氣喘吁吁。大家見他這樣，趕緊讓他就地躺下，給他餵水。過了很長時間，在同事們的看護下，他才慢慢地恢復過來。由於操勞過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現場幾至休克。

1969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專列。也許因為臨時加車，有站就停有車就讓，車速很慢。有時在深山峽谷中一停就是好幾個小時。除了少數老弱病殘者坐硬臥車廂外，大部分人擠在沒有廁所的大悶罐車廂內。于敏當時本來身體就不好，加上長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發作，整整四天四夜，差點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於工作條件不具備，上面只好又做出決定，家屬留在深山，科研人員全部返京。于敏帶着還沒有休息過來的身體、沒有治好的病，隻身回到了北京。直到1971年10月，考慮到于敏的貢獻和身體狀況，才特許已轉移到西南山區備戰的妻子孫玉芹回京照顧。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體很難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見他氣喘，趕緊扶他起來。不料于敏突然休克過去，經醫生搶救方轉危為安。後來許多人想起來都後怕，如果那晚孫玉芹不在身邊，也許他後來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後，于敏顧不上身體未完全康復，又奔赴祖國西北。由於連年都處在極度疲勞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車上開始便血，回到北京後被立即送進醫院檢查。在急診室輸液時，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進一步開拓

早在第一代核武器的研製過程中，國防科工委和二機部就提出了研製第二代核武器的任務，並指示要採用先進技術，以高比當量，小型化作為第二代戰略核武器發展的核心，同時研製中子彈。從難度說，要實現核武器進一步高比當量，小型化的突破，無論在原理，材料和構型上都要有新的發展，新的突破，難度之大，任務之艱巨局外人是無法想象的。

早在開始研製氫彈時，于敏曾想：等氫彈研製成功了，還回科學院。在這時，復出後的錢三強跟于敏提起這事。回不回科學院？于敏經過慎重考慮，覺得自己的選擇還是應服從國家的根本利益，決不能光從自己的興趣愛好出發一走了之，便婉言謝絕了錢三強的好意。1980年，于敏就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兼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領軍第二代核武器的研製工作。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國第二代核武器研製雖然已經取得重大的決定性進展，並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當時美國雖然仍在不斷地做地下核試驗，但已接近理論極限，假如美國從政治需要出發，提出全面禁試，我們必須做的熱試驗沒有做，該拿到的數據沒拿到，豈不“功虧一簣”。

于敏與鄧稼先聯合給中央打報告，要求加快核試驗。中央很快批准了他們的報告。從此，進一步加大了投入和研究力度，終於爭取了時間，趕在全面禁試條約簽訂之前全部做完了必須做的熱試驗。

于敏認為，現在的核武器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和新的歷史階段。它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某些核大國的核戰略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過去是威懾性的，現在則在考慮將核武器從威懾變為實戰；二是某些核大國加緊研究反導系統，並開始部署，使得核武器對它沒有威懾性。防禦了對方的威懾，就成為新的壟斷。

于敏說：“我們當初是為了打破核壟斷才研製核武器的。對此，如何保持我們的威懾能力，要引起足夠的重視。如果喪失了我們的威懾能力，我們就退回到了上世紀50年代，就要受到核訛詐。但我們不能搞核競賽，不能被一些經濟強國拖垮。我們要用創新的符合我國國情的方法，打破壟斷，以保持我們的威懾力。”

在中國核武器發展里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上世紀80年代初，于敏意識到慣性約束聚變在國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義。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範圍內作了“激光聚變熱物理研究現狀”的報告，並立即組織指導了我國核理論研究的開展。1986年初，鄧稼先和于敏對世界核武器科學技術發展趨勢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國核試驗的建議。事實證明，這項建議對我國核武器發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與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書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建議加速發展我國慣性約束聚變研究，並將它列入我國高技術發展計劃，使我國的慣性聚變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如今的于敏雖然從領導崗位退了下來，但他仍然關注着這一領域的最新動向。他認為，現在的核武器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和新的歷史階段。它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某些核大國的核戰略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過去是威懾性的，現在則在考慮將核武器從威懾變為實戰；二是某些核大國加緊研究反導系統，並開始部署，使得核武器對它沒有威懾性。防禦了對方的威懾，就成為新的壟斷。于敏說：“我們當初是為了打破核壟斷才研製核武器的。對此，如何保持我們的威懾能力，要引起足夠的重視。如果喪失了我們的威懾能力，我們就退回到了上世紀50年代，就要受到核訛詐。但我們不能搞核競賽，不能被一些經濟強國拖垮。我們要用創新的符合我國國情的方法，打破壟斷，以保持我們的威懾力。”

退下來的于敏

2004年78歲的于敏告訴記者，目前，他除了輕微地有一些老年人似乎非有不可的病外，身體很好。1988年，于敏從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長的崗位上正式退了下來。如今還掛着個顧問的頭銜。

他一天的生活是這樣的：早上7點鐘起床後，洗漱完畢，先打一打太極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後吃飯。他說，他做的健身操，太極拳，都是野路子，不規範，鍛煉身體活動筋骨罷了。飯畢，看一些科技資料，電視新聞。然後上網看看評論和消息。一上午的時間就這樣打發了。午飯後還要睡一會兒。然後，起來看看報紙和專業的書籍。剩下的時間大多消耗在讀史上了。

于敏雖然是一位大物理學家，但他最大的愛好，竟然是中國歷史、古典文學和京劇。他從小就會背不少古詩詞。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個小時的時間來讀他喜歡的書。這些書包括《資治通鑑》、《史記》、《漢書》、《三國志》、《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等。隔三岔五地，他還會去看上一次打小就愛看的京劇。他說：年輕時最愛看“三國”，年老了最愛看“紅樓”。

由於學習和工作的繁忙，多年來于敏的休息時間一天只有6個小時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詩詞的安眠來完成這6個小時的睡眠的。他一邊說一邊給記者背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