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Emanuel Pastreich
註：作者曾任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現任韓國慶熙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
家庭教育
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書——《異類：成功啟示錄》（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他指出，在我們眼中的許多非常成功的人士——如比爾·蓋茨，他們之所以成功並非因為比其他人更聰明，而是得益於來自於父母、學校、文化以及社會的條件和機會。比如馬爾科姆認為，比爾·蓋茨無與倫比的成功正是由於在電腦尚未普及的時候，他卻得以隨心所欲地接觸到計算機。他確實是一位才能卓越的人，但是若沒有一系列的機會和條件結合在了一起，他就無法取得今日的成就。
我很認同馬爾科姆的觀點。我認為成功的教育並非源於天賦或者標新立異的學習方法，而是來自於創造良好的環境，培養動機、不斷刺激一個人的內部成長並激發他的學習欲望，最終達到帶有策略地學習的目的。這裡一個關鍵詞是“有策略地學習”。年輕人往往什麼都想學，最後卻全忘掉了。他們缺乏這樣一種戰略性思維：當前的努力對應於一個短期目標時，要把學習內容和自定的那個目標（而不是別人要求的目標）聯結到一起。
所以當我回顧自己的成長環境和教育過我的人，我覺得自己極為幸運。我們都認同，教育的關鍵在於為孩子創造出一種適合其成長的環境，其中讓他們能接觸到極具思想和智慧的人。而我不僅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還成長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國。那個時代教育的開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當時有很多理想主義者懷着極大的熱忱投身教育事業。譬如我的幾位老師，就非常重視培養創造力和發明意識，常鼓勵我積極思考這世界。
還是得從我自己的家人說起。我的祖父曾是紐約布魯克林的一位藥劑師。他當時過着簡樸的生活，每天都熱情地投入運動體操中，以經營一間不大的藥店養家糊口。祖父和他的猶太族人一起，從中歐的匈牙利、波蘭一帶移民過來。他們憑着勤勞和努力白手起家。
我想我的祖父不算是一位學識淵博的人，但他確實啟發了我對知識的興趣。我那時並不能經常見到他，但我們之間交流頻繁。他自我很小的時候起就時常寫信來。記得那時我剛開始收集郵票，他十分關心我的興趣，還寄來了世界各地的郵票，甚至自己出去搜集郵票寄給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我已能回信給他，於是我們成了親密的筆友。同祖父交流的過程對我而言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這讓年幼的我感受到有一位長輩熱切支持我的所作所想。這樣的經歷使我在後來的人生中能毫不膽怯地，表達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深信人們會理解其中的價值。
當時還有一位街道老鄰居赫姆霍爾茲先生同樣熱愛集郵。我時常去拜訪他，之後他會回贈給我一些他收藏的郵票。就像我的祖父那樣，他還給我講述眼前那些郵票的歷史。比如，赫姆霍爾茲先生的收藏中有德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郵票，面值上千億馬克。他就把當年的情形講給我聽，告訴我年輕時經歷的那場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那些郵票上描繪的故事在我面前連結成為歷史長河的一段，於是我感到那些小紙片親切萬分——他們像是一個更廣大的存在所留下的蛛絲馬跡。日後，由祖父和赫姆霍爾茲先生所激發的興趣一直鼓舞着我追尋知識。童年時期與長者的親密關係，對我的智力啟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這是如今的年輕人普遍缺失的一種體驗。
我的祖母，霍頓斯·戴維斯，從紐約市立大學[1]獲得學士學位，同時博覽群書、知識淵博。她深思熟慮，做事剛毅果斷，全心幫助家庭成員追求成就。同樣，在我很小的時候，祖母就相當關心我的所作所為。記得八歲時她送給我一套書，其中多有非孩童能解的作品，包括《航海兩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2]。她其實期望我成為全能全才的人。這對我影響很大。
祖母期望的遠大前程對我啟迪之大甚至超過了父母的影響。她讓我認識到做一個只知玩耍的普通孩子是不夠的。祖母的期望賦予了我使命感：應該去做些的事、有意義的事。她叫我去聊天，通過真切、複雜的對話迫使我思考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祖母任職教師多年，公共服務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後來她作為社會服務人員在紐約市工作，不遺餘力地幫助城中的貧困人士。於是我父親的家庭熱衷於各種公共服務，比如叔叔比利的畢生精力，都用在幫助窮苦人們和外來移民。
至於我母親的家庭里，我從沒見過外祖父劉易斯·拉夫。在一張照片裡有他抱着六個月大襁褓中的我。那是母親帶我去歐洲回門探親，就在他去世前不久的時候。所以遺憾的是我無法以親身經歷來描述外祖父。母親來自盧森堡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而且有相當久遠的族譜可循（相反，父親的家族就無法追溯）。外祖父最初志在成為耶穌會會士，為此勤學不倦。最終他成為公務人員，並在盧森堡稅務廳位居高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盧森堡淪陷為德國轄區。他因拒絕加入納粹黨而遭官方重罰，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裡無法工作，為了撫養五個孩子可謂忍辱負重。戰後外祖父得以復職，並在稅務部高級職位退休。年幼的我或許也因為未曾謀面他就溘然長逝，對外祖父知之甚少，並不感興趣。然而，後來在我了解他的這些經歷後，他堅定的信仰以及甘願為之犧牲的精神，使他成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同外祖父一樣，我也從未見過我的外祖母凱瑟琳·馮·羅莎娜。雖然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教育，但她是一個想象力豐富的人，致力為孩子們創造出獨特的家庭環境。外祖母喜歡園藝，還把家裡裝飾的絢麗多彩。儘管在外祖母一代略顯沒落，馮·羅莎娜的姓氏曾是名門貴族。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的父親對我的影響最大。就如祖母對他的期望一樣，他對我的期望也非常高。他從不讓我去刻苦學習或者工作，但我非常明確地知道那是他對我的期望。他以高於普通孩子的標準來要求我。在我還不能完全理解的時候，我的父親就同我坐在一起，給我讀一些相當有深度的、通常是成年人才看的書，比如埃德加·愛倫·坡的短篇小說和阿瑟·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當時我對此很着迷，非常渴望能夠自己讀完這些書。在我三年級的時候，儘管我還不能完全理解內容含義，但我已嘗試自己閱讀小說了。
我的父親從年輕時就在學業和事業上表現的非常優秀。他曾在紐約市的一所公立學校學習，並在16歲時就同時被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錄取。在那個年代（1955年），對於來自於非傳統預科學校的人來說，這樣的成績實屬難得。我的父親主修醫學，同時還熟曉法語。在大學第三年的時候，他選擇休學一年去巴黎學習，也正是在那裡他遇到我的母親。之後他開始對音樂和文學更加感興趣，最終離開醫學院而將音樂管理作為他的事業。
我的父親曾任聖劉易斯交響樂團（1966-1978）以及舊金山交響樂團的經理（1978-1999），現在仍在舊金山工作，任巴洛克愛樂管弦交響樂團執行官。由於我的父親在工作方面非常傑出，以至於我常懷疑自己是否能夠達到他的高度。他始終都是我不斷努力的動力。
在我早期的教育中，父親常引導我涉獵一些高於我知識水平的書。他時常帶我去音樂會和博物館，帶領我挖掘周圍所有可能存在的學習機會。同時他還認真的給我講解他工作方面的事情。他將我視作“小大人”，給我講述一個複雜組織運作過程中所涉及到的財政、市場、管理、行政等各方面細節，以及同政府、產業、研發機構、聯盟以及財富捐贈人之間的相互作用。他給我講述的這些，讓我全面體會人際交往之複雜性，也讓我覺得我可以在他的工作中扮演某個角色。他會詢問我的建議，並暗示他會參考我的建議。現在回想當初，我並不確定他是否真的會根據年僅十歲的我所提出的建議做出決策，但是我確實從這一經歷中獲得了不少信心。
父親從未表達過他希望我進入耶魯大學學習的意思。他的教育是以我們之間的經常性對話進行的。我從這些對話的性質和高度，能覺察到一些他對我所賦予的期望。我認為這便是他的策略。在我們的對話和後來的通信中，他不斷的要求我，使我對世界及其歷史傳統產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從而令我自發的認識到不能辜負父親對我的某種期望。我想這是教育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對兒童。這方式最重要的一點是能夠讓一個人自發對自我要求更高。
我的母親是位非常獨立的女性：她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創造性，勤奮，誠實坦率並且富有想象力。父親是一位管理者，而母親更具有自由精神，不過她也非常善於同各種各樣的人合作以完成工作。在我小時候，她扮演着傳統母親的角色，從未向我表現過她的學識和才華。很久之後，我才意識到母親其實受過非常良好的教育，卻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這讓我對我的母親肅然起敬。
她為我們創造了非常獨特的環境。她給我們講故事，帶我們去旅行。而最重要的是，她為我們描述這個世界獨特、美好而不可忽視的意義。她自己也經常閱讀或畫畫。因此她也教導我們僅僅圍坐在一起看電視是不夠的，一個人需要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去做事並且成長。
小時候她還經常為我們做印度菜。她在十分年輕時曾嫁給一個英國人，並且在印度生活了五年。那是她第一次離開家鄉盧森堡，踏入一個更大的世界。後來我的母親遇到我父親的時候她正在巴黎做翻譯。她擁有巴黎大學翻譯（英-法-德三語互向）學位，還擁有米德爾伯里學院（Middlebury College）的法國文學碩士學位，後來在某個夏天我也曾在那裡學習日語和德語。
我的母親後來成為了一名職業畫家，日日夜夜都在她的工作室中畫畫。事實上，雖然她從未受過這方面的專業訓練，但她很快便證明了她是有能力的。她已成功舉辦過多次畫展，並有了不少名氣。其實在我還只有十歲的時候，她便是一位藝術家了，她是將我們的家藝術化。
毋庸置疑，雖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並不明顯，我的家庭和父母給我帶來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他們與我的中國情結似乎也毫無聯繫，而且他們對中國以及亞洲並不感興趣。我所從事的工作同他們的也完全不同。不過，他們確實引導了我的成長，並為我之後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我的母親曾給我講述過許多她年輕時在印度生活的故事，也為我烹調過印度菜。這讓我感受到在海外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同時也讓我深深領悟到一個人能從這樣的經歷中受益匪淺。此外，她的一位老師是一位賢達之士。在印度時，她曾從這位老師那裡學到很多，這使得我開始有一種感覺：在亞洲，有些東西等着我去探索、去發現。而我母親本人，在盧森堡長大，後又移居美國。她適應了美國生活，也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她離開自己的國家，融入了另一種文化。我的母親讓我意識到這種生活的可行性：即使人到中年仍可以融入另一種文化的洪流中。她更讓我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物在等待我去挖掘、去領悟、去學習，而每一種不同於自身的文化都值得尊重。
我的父親也曾在法國學習。他不僅能講流利地法語和德語，還能夠閱讀這兩種語言的書籍。這在無形中也給我設立了很高的標杆。所以其實我從父母身上學到的，並非是他們告訴我做什麼或者教給我做什麼，而是他們自身的所做所為在無形中給我樹立了的榜樣。
不過我對中國和亞洲的興趣，跟我的父母沒什麼關聯。儘管他們會帶我去中國餐館，但我覺得他們並不是太關注亞洲文化。他們更喜歡西方音樂、藝術、美食和文學，比如我父親就認為法國食物和文學是世界最頂級的。對於他來說，中國文化雖然很有意思，但始終是遙遠而陌生的。
最初令我真正對亞洲產生興趣的人應該是我的母親，畢竟她曾經在印度生活的經歷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此外還有一些人，並非我的家人，他們觸發了我對中國、對亞洲的濃厚興趣。
在我八歲的時候，有一位名叫西爾維婭的學生寄住在我家。她是學中文的。我通過她了解到許多亞洲的文化，我想這也許是我對亞洲了解的萌芽。後來在我十二歲時，一位名叫蒂姆的學生幫助我們修繕房屋。蒂姆主修哲學，他時常會給我講一些中國哲學的知識，這也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高中教育
早在高中時期，我周圍的同學大多是亞洲人，因此後來當我身處於亞洲人的群體中，並不會覺得陌生，反而十分親切、自然。這種經歷也許同很多研究亞洲的專家非常不同。
在我就讀的高中——洛威爾高中，其中有75%的學生是亞裔。其中最多的是華裔，因此我也得以結交很多華裔朋友。當然還有是來自日本、韓國、菲律賓和越南的朋友。從那時起，我也開始習慣了教室里只有我一個是白種人。在那之前，我完全是在歐洲文化的薰陶之下成長的，亞洲對於我來說仍然很遙遠（儘管已經萌發了興趣），所以對於我來說，成長的環境發生了劇變。從某種意義上，我在洛威爾高中的學習正是我亞洲研究之路的開端。
在高中階段，我有幸遇到了幾位特別的老師，他們也為我之後的道路奠定了基礎。比如李·安妮·托拉克森女士，她曾是我的英文老師，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她一直非常重視學習，而從最近同她的一次通話中，我發現她的這種熱情，並沒有絲毫減退。當時她給我的寫作做了大量的修改並提出了很多建議，並且對我不太理解的閱讀也做了大量的解釋，引導我進一步理解。她經常給我們閱讀任務，比如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並要求我們對所讀的作品寫出詳細的評論。之後托拉克森女士會評閱這些評論，並講解讀物中我們不理解的地方。她會從內容（我們的見解）和行文（我們的寫作水平）兩個方面對我們的評論評分。我們也隨着她的這種教學方式，自覺地提高對自己的要求。即使行文再精美，但內容空洞：或是內容再詳實，但行文平淡，都會被認為是糟糕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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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汀梁（Christine Liang)—特立獨行的亞裔女孩
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與亞洲人相處時感覺很自在，就像與高加索人相處時一樣，甚至更為自在。這種心態可以追溯到我高中時期（1979-1983）的經歷。洛威爾高中是舊金山最好的公立高中。雖然最開始我對它並沒有熱切的期待，現在我卻覺得，能夠在洛威爾高中學習是一個讓我受益終生的機會。洛威爾高中的學生中，百分之七十都是美籍亞裔人，而且主要是華裔。通常我都是整個教室里唯一的高加索人。
我在洛威爾高中遇到的一些中國學生對我的影響非常大。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記得我與他們的交談，像馬爾文·陳和丹尼斯·吳這樣的學生都表現出驚人的學術專注。但有一個很特別的中國女孩，雖然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但我至今仍清楚記得她的名字叫克里斯汀·梁。高中以後，我失去了她的聯繫（雖然我曾一度詢問她的下落）。她並不是我的女朋友。我們只是在高二的時候，有三個月的時間經常在一起交談。
克里斯汀和她的菲律賓朋友帕蒂·卡切貝羅在洛威爾高中組成了一個二人組合。在一個渴望受到同伴關注的年齡，所有的學生都精心挑選服飾，注意修剪髮型，以便適應周圍同學的口味。克里斯汀卻毫不在意周圍人們的眼光，而是建立了一個完全自我的小世界。她穿着從舊衣服店買來的六十年代的怪衣服。她主要興趣是尋找奇怪的事物。這種興趣與她對世界的獨特理解有關。
克里斯汀總是聽我從沒有聽過的五六十年代的音樂。整個學校都沒有人會關心這種老掉牙的音樂。她對邁克爾·傑克遜一點興趣都沒有。總而言之，她是一個極其勇敢，對自己建立起的文化與想法極其自信的女孩。她這樣做並沒有得到她家庭的支持。她的家庭也不是很富裕。克里斯汀跟學校里那些家境優越、能經常參加文化活動的孩子，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周圍每個學生都奉行炫耀身份的遊戲規則，克里斯汀對之卻視而不見。當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孩子都追着去買聖羅蘭牌的褲子時，克里斯汀卻只買海特街上舊貨店裡有趣的服飾。那裡的衣服很便宜，但她卻很有創意地把衣服搭配起來。她頭髮很短，戴一副玳瑁邊框的圓眼鏡。她從不化妝，常常穿開衫毛衣或是舊的工作襯衫。我並不認為克里斯汀比其他學生讀書更多，但她卻比任何我遇到的學生更能獨立地批判和思考。
也許還有跟克里斯汀一樣的學生，但我從來沒遇到過。在我高中生活的記憶里，她是獨一無二的。沒人像她一樣按自己的意願建立起一套價值體系，而不在意去迎合周圍人們對自己的看法。我還記得曾經跟她一起坐下來聽老唱片——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星詹姆斯·泰勒，吉萊斯皮等人的唱片。
和克里斯汀相處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過了大概六個月，她就不再喜歡和我交談了。她認為我只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學生，滿腦子都計劃着如何去好大學。但我永遠忘不了她的自我判斷與定位自身的能力。這件事對一個成長於六十年代的美國白人家庭的孩子也許更為容易，但是克里斯汀的家庭背景卻完全不同。她完全靠自己來決斷，毫不在意周圍人的看法。克里斯汀有一種勇敢創新的精神。此後，她間接地影響了我對亞洲的理解：亞洲不再代表一種在集體主義影響下，大量移民到美國尋求成功的文化。美國知識分子普遍認為亞洲文化中缺乏創新或獨創性。對我來說，我從克里斯汀身上看到了獨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亞洲形象。其我遇到了許多勇敢的中國人，是他們將我最終帶到東亞。
我在高中時期有很多亞洲朋友，包括後來進了好萊塢的蘇茜·金，執掌舊金山一家IT公司的丹尼斯·吳，舊金山教育委員會成員艾米麗·木瑞斯，以及曾創辦高中文學雜誌、現為西班牙文學教授的瑪利亞·包。這些人都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但是我個人卻認為克里斯汀·梁對我的影響最深遠，雖然我與她只有過很短暫的接觸，之後便失去聯絡。這讓我介懷多年。
同樣在高中，我也遇到了幾位朋友，這在我的經歷中也很重要。邁克爾·馬里萬是我的好朋友，後來去了哈佛大學，當時經常邀請我去他家做客。他對學業非常上心，同時也非常積極的去了解世界。在旁邊沒有其他人的時候，我們會一起做些化學實驗，有時會出些狀況，甚至炸飛過一些東西。我們也會假裝在為小朋友們製作科學欄目，一起製作視頻來展示我們所理解的宇宙。在化學老師的支持下，我們成立了一個科學俱樂部，並吸納了一些對科學感興趣的同學，經常聚在一起共同探討身邊的世界。總之，我和邁克爾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我的另一位朋友約翰·麥克唐納當時成立了一個天文社，以不斷增進天文知識。他用他的望遠鏡觀測行星和群星，偶爾他也會給我們舉辦一些天文方面的小講座。約翰後來成為一名專業的天文學家，目前就職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我偶爾會收到他的來信。至今我仍然記得高中時，同約翰一起在沙灘漫步，談論我們身邊的世界，憧憬着將來我們能夠一起奮鬥的事業。
不過高中期間，我們最大的成就莫過於哲學俱樂部。哲學俱樂部的成立也得益於另外幾位朋友的幫助，其中包括埃米莉·村瀨和史蒂夫·羅史布拉特；前者是一位日裔美國人，目前在舊金山的教育和政治界非常活躍，後者目前是一位人權擁護者。哲學俱樂部組織了很多活動，學生們在課後聚集，辯論和探討一些深刻的問題。同時我們還組織俱樂部成員進行各種發表，也閱讀大量歷史和文學方面的書籍。從某種程度上，哲學俱樂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集體，不過完全是出於自願的。我們加入哲學俱樂部是因為我們對此深感興趣，而我們積極探索是因為我們的理想執着於此。
還記得剛上高中的第一年，我曾經選了機械製圖這門課。由於從小家庭生活，我經常自己動手修繕並裝飾房屋，因此對建築產生了濃厚興趣。當時我希望這門課能幫助我邁出成為建築師的第一步。在之前的幾年裡，我畫了很多畫，而且以為這門課會是非常有趣的。但後來在我完全失敗之前，我退課了。事實上，機械製圖這門課所看重的，是你能否精細無缺的複製字母以及迅速的畫出指定的表格，而沒有任何污跡和曲線，而我並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我的協調感並不怎麼好，而寫作，即便是在今天，對於我來說也仍比閱讀困難。這件事對我的打擊非常大。在這之後我也不怎麼畫畫了，我的興趣逐漸從建築轉移到文學。也許當時選擇機械製圖課的失敗經歷，也確實讓我懷疑我是否能成為一個建築師。我的父親還曾經專門將我引薦給幾位成功的建築師，但是這並沒有改變我的選擇。事實上，直到2010年，我開始思考如何幫助韓國大田市成為一座更加宜居、更具文化享受感的城市時，才又開始對文書和拯救古建築感興趣。而高中時，由建築向文學的興趣轉變對我的知識架構和智力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為這引導我對語言更深一層的思考，也是促使我邁出學習外國語言非常重要的一步。
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我加入了洛威爾高中的文學雜誌《萬千》。雜誌社的成員是十名學生。我們定期見面，共同評審我們收到的詩歌和短故事稿件。現在回想，當年在洛威爾高中有那麼多學生熱衷於寫作，實在是非同尋常的。我很喜歡當時的各種文學辯論。但事實上，我只發表過寥寥幾首詩。我想其他成員就是不喜歡我的寫作風格。雖然後來三年級時我的一首詩獲得了國家級獎項，《萬千》的成員們還是並不太關注我的作品。我也意識到，文學的世界沒有民主可言。我總是與其他人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不過，作為團隊的一員，我還是努力融入其他人之中。
1982年高中二年級之後的那個暑假，我到法國學習法語。我已經錯過了幼年時期學習法語的絕佳機會，因此當時我認為我不能再錯過這機會了。我在巴黎的一所語言學習機構學習了六個星期。這一次我非常認真的學習語法。我住在一戶法國人家裡，每天練習口語，同時挖掘一切可能的機會去學習法語。我的父親還給了我一張名單，上面是他在巴黎的朋友。我去拜訪了名單上的每一個人，甚至包括我父親1958年在巴黎寄宿家庭的女主人。在國外的生活給我帶來很多感觸，同時我的法語水平也顯着提高。同時我覺得法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熟悉的地方。我的父母親都曾在法國生活，他們也都精通法語。
然而我認為即便我再努力，也達不到他們的程度，因此我決定要嘗試些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考慮到我的家庭因素，包括我父母的期望，我似乎更應該學習法語和德語去研究歐洲，但是這未免太墨守成規了。而且我當時有種模糊的意識：中國在將來一定非常重要，而我想要成為這其中的一部分。我希望自己成為探索中國的先鋒，成為少數學習中文的美國人中的一員，能夠流利地用中文聽說讀寫。而在將來，這些會使我成為這個領域舉足輕重的人物。
中國文化中有很多令我着迷的地方。歐洲的文化似乎更着眼於自身，尤其是在戲劇方面，情感的表達非常誇張。而我喜歡中國的文人文化，尤其是杜甫，平實、敏銳、深刻。只有反覆品味，才能感受其中深刻的含義。這同許多西方傳統幾乎是相對的。此外我還有很多美籍華裔朋友。通過他們，我也了解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這吸引了我去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究。
我的家庭教育一直都是十分開放的，而我的父母無形中為我樹立的榜樣和引導都使得我很早就有獨立的思考，並時時事事都以高標準來要求自己。童年時期和高中生涯的經歷，都幫助我逐步尋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