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土豆和牛肉作為烹飪原料，中國人大半會將其做成一道土豆燒牛肉。而西方人則往往會將其演變成牛排加薯條的組合。據說這體現了中西方飲食文化的差異，而飲食文化的差異首先來源於文化上的差異。不過做為一個中國人，在一盤血淋淋的三成熟的牛排面前，我一定會掉轉頭毫不猶豫地選擇一碗土豆燒牛肉。

一代偉人毛澤東曾經在他的詩詞《念奴嬌鳥兒問答》裡提到土豆燒牛肉的做法是“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從烹飪工藝的角度來考證，這其實是不對的。正確的做法應當是牛肉燒熟了再加土豆。可見毛主席在做菜的問題上還是比不過古代的蘇東坡。東坡先生在《食豬肉》一詩里提到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它自美”簡直可以作為燒肉的萬能秘笈，土豆燒牛肉也不例外。

土豆燒牛肉不過是一道再平常不過的家常菜，幾乎家家都做過，人人都吃過，定要究其起源，我想應該算是東北菜。因為土豆耐寒，所以和白菜一樣都是東北餐桌上的主食，而且東北菜擅長於燒燉。土豆燒牛肉的的美味首先來源於它的色香味的配合：蛋白質分解產生的香氣，調料產生的香氣，在密封容器中燉煮聚積，於開鍋的瞬間爆發，先引誘人的嗅覺；牛肉酥爛與粗糙的口感與土豆滑軟細膩的質地搭配，又挑戰人的觸覺；再加上味的相乘產生的鮮美滋味，一道成功製作的土豆燒牛肉確實是令人垂涎的美味。

中國的飲食文化博大精深，在一道小小的土豆燒牛肉上就能得到體現。據考證，土豆燒牛肉所用的“燉”這一烹飪手法起源於新時器時代的陶烹時期。陶製炊具的發明使用，標誌着嚴格意義的中國烹飪的誕生，也因此而水火相濟，產生了煮燉煨等烹調手法。至於炸薯條的“炸”這一烹調手法，則要產生於青銅器出現之後，相比起來，土豆燒牛肉更為懷舊。土豆燒牛肉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一首詩來形容：“捏出一個你，捏出一個我，把你我都打碎，揉成一個團兒，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這裡面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簡直稱得上是烹飪術語，用一句話來翻譯就叫“牛肉要有土豆味，土豆要有牛肉味”，用一個字來翻譯，就是“和”。這個“和”字，正是中國飲食文化的精髓。

“中者天下之終始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中和”一直是中國文化所追求的至上準則，這一準則貫徹到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在政治上追求“天下大同”；個人理想上鼓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道德修養上強調 “君子和而不同”；人際交往上鼓勵“一團和氣”……，這一準則也同樣體現在飲食文化上，因此烹飪被稱作是“調和鼎鼐”的藝術。從味道上說，要五味調和，五味之間要相輔相成，補不足去多餘，使所有的材料統一成一個和諧的整體。所以中國菜重視主料、配料和調味料的搭配，並因此從“酸、甜、苦、辣、咸”等單一味創造出更多的複合味，各安其味而不相奪。川菜更是將幾種味感統一起來，創造出獨特的“魚香味”。在用餐方式上，中國人用筷子進食，喜歡用圓桌，實行合餐制，大家在一起進餐，和和美美。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強調個體自由，講求個性獨立，從《獨立宣言》到《拯救大兵瑞恩》，都是這一文化特徵的體現。這點在烹飪上也毫不含糊。做菜不過是把幾種做熟了的原料拼在一起，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也還是那個月亮。吃飯的時候一人一盤，吃完一盤連刀叉要一起換，甚至到買單的時候也是一人一個錢包。

有一個故事，一位中國大廚在國外做了一道芙蓉雞片，雞肉捶成茸和蛋清等和一起再做成片。吃的時候，老外一直問，雞在哪裡，雞在哪裡？大廚說雞在裡面，客人還是很不滿意，寫了一大頁意見。後來只好換成一道荷蘭豆炒雞片，客人才說Good。可見，外國的雞都是具體很個體的，而中國的雞卻可以是味道，就如土豆燒牛肉和牛排加薯條的區別。中國餐館在國外市場雖然火爆，但也只是在華人街，世界排名前一百名的餐館並沒有中餐館。國外的朋友說老外主要還是不太能適應中餐館裡喧囂吵鬧的氣氛，我想根本的原因還是他們不太了解和接受中國的飲食文化吧。

曾經的蘇共領導赫魯曉夫曾說，共產主義就是人人有土豆牛肉湯喝。現在，這句話早已過時。前不久結束的雅典奧運會上，一位中國運動員拿了金牌後，發言說要吃點好的，回國以後去吃肯德基。吃慣了土豆燒牛肉的中國人，也開始愛上牛排加薯條。也好，生活也好，美食也好，有機會選擇自己喜歡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