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其人

我對何祚庥印象不佳。這主兒，哪兒都要出風頭，什麼事情都摻合，無論是什麼行業，上來就大發議論，慷慨激昂，“琴棋書畫，無所不能”。我好像還見過他一面，但沒看清什麼模樣。我去問候許良英先生家的時候敲錯了門。那是個普通的高層居民樓，給我開門的是位老先生，他聽我說找許良英，便指指對面，然後關上了門。見到許先生我說剛才自己敲錯了門；他說對面住着的是何祚庥，並說他們都是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的，是同事。許先生對何祚庥的做派當然不以為然；我半開玩笑地問，他們在所里是否總是針尖對麥芒似地辯論？許先生笑笑說沒有。“他這樣的人怎麼會有興趣和我辯論？對事情的真偽他並不想搞清楚，也不感興趣。”聽了許先生的話，我覺得還真是這麼回事兒。

何祚庥的名字好像有點生僻。我總想把他的名字念成“何大麻”。近來看了些中國大陸搞核彈的資料，其中有何祚庥的名字。1958年－1960年他去蘇聯莫斯科核子研究所進行學習和研究；1960年回國參與氫彈的輕核理論組，任共產黨總支部委員。這個輕核理論組中就有業務領導黃祖洽和于敏。不過何祚庥並沒有在輕核理論組工作很長時間。先看看他的有關資料吧。

何祚庥（1927年8月24日－），中共黨員，馬列理論專家，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其研究工作是以馬克思恩格斯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方針的。他曾撰文斷言量子力學的發展論證江澤民“三個代表”的理論是科技創新評價體系的根本性標準。

何祚庥1927年出生於上海。中學時就讀於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1945年考入國立交通大學化學系，後來轉入清華大學，1951年畢業。1951－1956年就職於中宣部理論教育處，了解科學家們的思想政治動態。1956－58年在中國核工業部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8年－1960年去蘇聯莫斯科核子研究所進行學習和研究。1960年回國參與氫彈的輕核理論組，任共產黨總支部委員。何祚庥自稱文革被扣帽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何院士立足於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研究理論物理的粒子物理、暗物質、宇宙學等方面。此外，何祚庥還在建築，環境學，克隆等領域發表過觀點。何祚庥從事了一些反對偽科學的工作，他公開宣稱氣功、特異功能為偽科學。何祚庥認為自己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

何祚庥在就職於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教育處期間，曾經參加了中共發動的各種政治批判和政治運動。例如梁思成與中國古代建築、楊獻珍與“合二為一”理論等等。

1952年5月21日，何祚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蘇聯科學界批判量子力學中的唯心主義觀點》，提倡把當時國內政治鬥爭中對所謂唯心主義的批判應用到物理學。至今他並不認為自己在當年反對現代科學一系列文章中，有什麼錯誤和責任，他始終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能夠指導自然科學研究”。

1955年,何祚庥在《學習》雜誌第十期上發表題為《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的文章，批評“梁思成顛倒了建築學中“適用、經濟、和在可能條件下講求美觀”的原則”，“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實際上就是復古主義的主張”，“所謂建築上的‘文法’、‘詞彙’論乃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梁思成的錯誤思想根源——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以及“梁思成的建築理論是直接違反總路線的錯誤理論”。

2001年，何祚庥發表題為《量子力學的建立與科技創新的評價體系》的文章，通過量子力學的發展來論證“三個代表的理論是科技創新評價體系的根本性標準”。

2002年底，何祚庥公開表示謹慎接受治療性克隆，並且表示技術成熟之後，也可接受生殖性克隆作為一種輔助生殖手段。

2003年，何祚庥表示支持針對人類的生殖性克隆。

2004年印度洋海嘯之後，何祚庥表示“人類無須敬畏大自然”，最終在新京報引發了長達十餘天的論戰。

2005年，和三峽工程總經理、工程院院士陸佑楣共同向中央高層建議開發怒江水電工程。並質疑國家環保總局的一些統計數字真實性，指責有些人“極端環保主義”。此舉遭一些環保人士反駁，並展開辯論2006年6月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祝光耀說，儘管怒江水電站工程的評審正在進行之中，但將對原來的開發計劃作出非常大的修改和調整。

2005年12月4日，何祚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就當時嚴重的中國大陸煤礦安全問題表示，認為中國煤礦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貧窮使得工人可以接受不安全的工作，於是煤礦安全事故就像交通事故一樣無法避免，並認為發展中的犧牲是不可避免的，同時這種犧牲是一種貢獻（原話說“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有些人批評何祚庥把中國煤礦礦難歸因為貧窮而不是腐敗，認為有些礦難是可以避免的。

2005年，新浪網一則評論提到何祚庥這位理論物理學家經常以院士頭銜出席和自己專業無關活動，《南方人物周刊》曾對何祚庥的物理學水平進行質疑，因為何祚庥曾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證明層子的存在，而該論證在被國際上證明是錯誤的。

何祚庥認為自己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科學文化評論》提到以馬克思主義唯科學主義當作官方意識形態，來取締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條，來批判具體的自然科學，則會產生巨大的危害。例如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運動中，相對論、控制論、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大爆炸理論等科學被稱為“資產階級偽科學”、“唯心主義偽科學”。來自蘇聯的真正偽科學理論（如李森科理論）卻被作為“先進科學”大肆宣傳。一些從事科學研究的政治投機者常常以“偽科學”作為政治武器來打擊異己。例如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李森科宣布孟德爾的遺傳理論為偽科學。1951年，蘇聯科學院發動了對控制論以及共振論的批判，並將其宣布為“偽科學”。何祚庥曾使用馬克思主義反對現代量子理論。

中國官方聲稱，何祚庥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自然辯證法專家，在哲學、政治、經濟等方面也先後發表約300多篇科學論文。在反對偽科學的鬥爭中，他旗幟鮮明，積極參加了捍衛科學尊嚴，揭露和反對偽科學等活動，社會影響很大，是反“偽科學”的領軍人物之一；更有一些官方雜誌吹捧他關注科學領域中的哲學問題，是建國後中國科學方法論研究事業的早期開拓者之一。但是自從《丁肇中的“無知”與何祚庥的“無所不知”》一文出現在網絡上後，他逐漸淡出公眾視野。

附錄：丁肇中的“無知”與何祚庥的“無所不知”

作者:蒲鶴年

世界著名美籍華裔物理學家丁肇中先生，40歲便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接受採訪或提問時，無論是本學科問題還是外學科問題，也無論提問者是業內人士還是業外人士，丁肇中最常給出的回答竟是三個字——“不知道”。國人初識者，無不謂之“怪”。

例如，2004年11月7日，丁肇中給南航師生作報告，有學生問：“您覺得人類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質和反物質嗎？”他回答：“不知道。”又有學生問：“您覺得您從事的科學實驗有什麼經濟價值嗎？”他又回答：“不知道。”有學生又問：“您能不能談談物理學未來20年的發展方向？”他仍然回答：“不知道。”

據當事者觀察，丁肇中教授回答“不知道”時，態度誠懇，絕非故弄玄虛或“賣關子”。這位科學家曾解釋說：“不知道的事情絕對不要去主觀推斷，而最尖端的科學很難靠判斷來確定是怎麼回事” 。

此前，2002年9月 和 2004年2月，丁肇中教授分別在上海交大和山東大學回答對口學科師生們更為專業的提問時，情況也是如此。儘管師生們的問題基本局限在丁肇中教授獲諾貝爾獎的粒子物理專業，丁肇中教授竟然說：“拿諾貝爾獎，只是對很小的特殊領域有貢獻，一個人不可能因為拿了諾貝爾獎，就把自己當成了什麼都懂的‘萬能專家 ’，對任何事情都可以評價，我可沒這麼大的能耐”。

無獨有偶。2005年6月1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納什在北京工商大學發表演講後，一位經濟學專業研究生提問：“從博弈的角度，如何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以及這些對社會制度轉型和演化的影響？”約翰?納什聽完後思考片刻，坦誠地說：“我沒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

以其“博弈論”蜚聲世界的約翰.納什，竟被一名大學生的博弈問題“問倒了”。令人大惑不解。因為上述問題顯然具有自由發揮的餘地，似乎一般人也能敷衍過去，而大師級權威竟然自稱沒有能力回答，這豈不是自損形象？但納什卻坦然平靜，毫無愧色，更令人感到奇怪。

按我們的觀念，世界知名的科學家理應是“萬事皆通”的，然而大師們即使面對“本專業”問題，竟然不是“不知道”，就是“沒有能力回答”，表現得如此“無知”，簡直不可思議。

其實，這是我們少見多怪了。凡潛心於科學研究並頗有建樹的科學家，無不如此。

在知識大爆炸的今天，一個人（即使是超天才）窮其畢生精力，能在一個學科的一個分支上有所建樹並能提出部分真知灼見已屬不易，在同一學科的不同分支仍屬外行實為正常現象，更不用說其他學科了。科學態度與科學成就往往互為因果：只有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才能使得科學家取得成功，而取得成功的艱難歷程又進一步錘鍊了科學家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由此可見，大師們的“無知”不僅不是什麼怪異和丟臉之舉，而且恰恰是某種“必然性”的正常體現。也是任何具有真才實學的科技工作者最為明智的選擇。

對此，有人評論道：一個學者不管多麼偉大，也不可能無所不知。即使在自己有所建樹的本學科，也不可能做到無所不知，而且遲早會完全落伍。這應該成為我們的常識。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不但無損於一位大師的光輝，還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大師”所以成為“大師”的奧秘。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敢於對自己不懂的問題說“不知道”，不僅是一種氣量，一種品格，也是一種境界。一個人特別是像丁肇中這樣在世界上具有很大影響的科學家，如果在學術上沒有嚴肅的科學態度，對一些問題憑“想當然”表態，會產生什麼嚴重後果是可想而知的。那樣，失去的就不僅僅是面子，還有更可貴的品質和人格，還會給人類科學事業帶來無可挽回的損失。

“大智若愚，大實若虛”。認可了上述道理，我們不僅會對科學大師們的“怪”肅然起敬，而且今後會自覺地將這種“怪”作為鑑別真、偽科學大師的試金石。如果現實當中有人成了無所不知的“萬能大師”，人們就該當心了。

說到此，我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國的“萬能科學大師”——中科院物理院士何祚庥。

“以常為怪”必然起因於“以怪為常”。我們之所以不習慣丁肇中等科學大師的“怪”，部分原因是我們早已先入為主地習慣了何祚庥這位無所不能的奇人之“常”。

儘管在國際科學界不為人知，但在國內，何祚庥院士的“全能性”可謂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你看他老人家，幾乎是天天上鏡，日日露臉。一會兒電視台暢談社會主義經濟政策，一會兒因特網宏論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昨天侃克隆人技術展望，今日嗙《易經》文化反思。這邊廂呼籲對股民征所得稅，那邊廂力主發行國家福利彩票；上能為城市提出“交通、建築最佳模式”，下可為山區規劃“農具、灌溉最優方案”；“環境商機與氫能經濟”研討會指點江山，“納米光纖與沙漠產業”演講廳激揚文字；文藝理論學術報告座無虛席，月球開發科技講座引人入勝……

總之，何祚庥院士所到之處，都能從容不迫，侃侃而談；應答如流，頭頭是道。“只有問不到，沒有不知道”。涉及問題包羅萬象，解決方案隨手拈來。給國人樹立了“無所不通、無所不精”的形象。哪裡有問題難以決斷，那裡的決策者就會想起何院士。例如：正當南水北調工程拿不出理想的西線方案時，何院士很快就以 “驚天地泣鬼神”的魄力提出了“用原子彈炸開喜馬拉雅山引水北上”的“最佳方案”；當怒江建壩之爭正反雙方專家相持不下時，何祚庥、司馬南、方舟子等應邀前去考察定奪。何院士一行怒江兩岸“訪貧問苦”兼觀光不到一周，就得出了“怒江建壩是當地脫貧的唯一選擇，不僅可行且刻不容緩”的“科學定論”，還順手給反對建壩的生態環保專家們扣上了“偽環保”、“偽反壩”的大帽子。

如此全能之“通才”，真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因此，何祚庥不僅受到各級政府領導人的青睞，還受到年青一代追星般的崇拜。對於這些浮躁年代成長起來的新人類，何祚庥的話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例如，何祚庥關於“中國傳統文化90%是糟粕，看看中醫就知道了”的英明論斷一出口，一批年輕“學子”便立即行動，很快，論證“中醫是最大的偽科學”的文章就像文革大字報一樣,鋪天蓋地上了因特網。

那麼，自稱主業是理論物理學家的何祚庥院士在學術上有什麼造詣呢？

請看“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網站”“何祚庥主頁”上的介紹：

何祚庥， 195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該同志任全國政協委員，曾任理論物理所副所長。現任理論物理所研究員、理論物理專業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哲學博士生導師。過去的主要工作及成果：

何祚庥長期以來從事粒子物理及各種應用性問題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層子模型的研究，複合粒子量子場論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論的研究等，先後發表約250 篇科學論文。曾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及多種獎勵。他還曾從事原子彈和氫彈的理論研究，是氫彈理論的開拓者之一。

何祚庥還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家、自然辯證法專家，在哲學、政治、經濟等方面也先後發表約300 多篇科學論文。在反對偽科學的鬥爭中，他旗幟鮮明，積極參加了捍衛科學尊嚴，揭露和反對偽科學等活動，社會影響很大。目前從事的研究領域：近年來，何祚庥從事中微子質量問題、中微子震盪問題及雙β衰變理論的研究等。

主要著作有：《量子複合場論的哲學思考》(1997年)、《從元氣說到粒子物理》(1999年)、《何祚庥與——1999年夏天的報告》(1999年)、《我不信邪——何祚庥反偽科學論戰集》(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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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了不得，何祚庥院士竟然寫了“科學論文”250+300=550多篇。多麼驚人的數字啊！足以讓有史以來任何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慚愧，更讓中外文壇所有多產作家汗顏。

不過，作為一個有550多篇科學論文的中科院院士，其精選出來裝點主頁“門面”的主要著作——當然是最能反應其學術水平的代表作——竟然是幾篇“政治掛帥”大作，真讓人哭笑不得。須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沙子再多也變不成米。何祚庥同志的個人主頁做成如此慘狀既合情理也在意料之中。一生“以天下事為己任”的何祚庥同志，常年因“心潮澎湃、心繫萬事、心向八方”而“分心、憂心、煩心”，哪裡還會有精力和時間去做那些需要“淨心、靜心、精心”才能完成的科研工作呢？國人歷來寬厚，自然不會去與何院士較真，但這畢竟給“壞人”留下了攻擊的口實，那些求全責備者和“一小撮階級敵人”沆瀣一氣，一直誣衊何祚庥同志“不務正業”、“濫竽充數”、“除物理不懂，什麼都懂”；甚至誹謗何祚庥同志的網頁是“光屁股推磨——轉着圈兒丟人”、“光屁股打燈籠——亮臊”、“光屁股上聯合國——滿世界獻醜”；並戲稱其名字應改為“何知羞”。這完全是“惡毒攻擊”。

再看一下“氫彈理論的開拓者之一”的何祚庥同志在“兩彈一星”事業中處於什麼地位：

將關鍵詞“兩彈一星元勛”輸入任意搜索引擎，立即可查到：

“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錢驥、姚桐斌、趙九章、鄧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開甲、黃緯祿、屠守鍔、錢學森、周光召、楊嘉墀、陳能寬、陳芳允、吳自良、任新民、孫家棟、朱光亞、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懷。

十分不幸，名單上沒有何祚庥同志的大名。一項重大科技事業充其量能有幾個人可稱得上“理論開拓者”呢？“兩彈一星”元勛數量已多達23名，竟還沒有囊括 “理論開拓者”何祚庥同志。可見“理論開拓者”這個模糊概念的外延之大，足以使人們想起那個把行政領導、宣傳幹事、描圖員甚至廚師都算作科技成果功勳的年代。

不過，何祚庥同志憑藉在中宣部工作了五年和在中科院抓黨政工作多年的豐富經驗，經“後續努力”，其知名度遠遠超過了那些不重視宣傳和“包裝”的“兩彈一星”元勛們。更為驚人的是，作為“兩彈一星”元勛之一的錢學森先生，現在已成了《何祚庥同志反偽科學英雄事跡》中的反面人物，在多種場合被用來反襯何作庥同志的英明偉大。何祚庥同志頻頻在大、中院校作題為《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報告，每當他眉飛色舞地大講特講自己是如何同那個“堅決支持偽氣功的大科學家”作鬥爭的動人事跡時，人們已搞不清在《何氏詞典》中的“人、事、學問”是如何定義的了。“一小撮階級敵人”也趁機“誹謗”何祚庥同志，說他的報告一貫文不對題，應當把題目改為《作孽，做秀，做學賊》才合適，又戲稱其名字應改為“何作秀”。這當然是赤裸裸的階級報復。

其實，像何祚庥同志這種類型的人，在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存在。在低層社會，此類人物表現為信口開河，學一當十，連猜帶蒙，誇誇其談，不懂裝懂，好為人師。一般總能獲得一個滑稽的綽號，無非是“趙大忽悠、錢大吹，孫大侃子、李大掰”之類。但由於活動範圍有限，時間一長，這些人就難免暴露出“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本質，以至成為當地人的笑料。

但何祚庥同志卻能身經數朝，長盛不衰。雖一生未在自己所學專業有所建樹，卻能在幾乎所有其他領域充當權威和裁判，大有包打天下之勢。這本是古今天下奇聞怪事，但我們的各級政府和網絡一代卻習以為常。我們不得不將此現象稱為“何祚庥現象”。

在一個沒有偉人、沒有英雄的平庸時代，“何祚庥現象”或許既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又是這個時代的象徵。“適者生存”，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永恆真理。在我們這個早已形成“逆向淘汰”機制的政治生態大系統中，依附於政治的科學生態系統，必然也在演繹着同樣的自然選擇法則。在政界，何祚庥同志科學知識縱橫百科，口若懸河。因而被誤認為“著名科學家”；在學界，何祚庥同志政治理論涉獵諸家，妙語連珠。因而被誤認為“著名政治家”。隨機應變，左右逢源，上能見風使舵，媚君邀寵；下能逢場作戲，譁眾取寵，是何祚庥同志能夠立於不衰不敗之地的處世秘訣。

謹以下列問題，結束本文：

1、“假作真時真亦假”。丁肇中，何祚庥，同被尊為“科學大師”，表現卻有天壤之別，一個“無知”，一個“無所不知”。用現代中國“學術打假”專業行話問：誰真？誰偽？

2、何祚庥層出不窮的驚人科學高見（諸如人類不需敬畏自然，炸喜馬拉雅山,中醫是偽科學、大力提倡克隆人等）以及一貫“人到點子到”的拍腦袋作派是出於“藝高人膽大”，還是出於“無知者無畏”？

3、祖國大陸至今未有諾貝爾獎獲得者，但卻有了世界絕無僅有的“萬能科學大師”，我們應該感到自豪，還是應該感到恥辱？

4、孤掌難鳴。在當前普遍重視“包裝”的年代，何祚庥成功地將自己包裝成了“萬能科學大師”，煞有介事地到處高談闊論，指手劃腳。這固然是可鄙可笑，但我們的一大批唯物主義理論培訓出來的各級政府官員竟然言聽計從，奉為圭臬；更有一堆稀里糊塗的媒體記者誠惶誠恐，如蠅逐臭。顯現了一種群體盲目與無知，這是可笑還是可悲？

5、荒唐而又愈演愈烈的“何祚庥現象”與當前我國學術界的學術浮躁之風同根同源，還是互為因果？

6、《中國反偽字典》裡是否應增補（偽院士）、（偽科學家）、（偽氫彈理論開拓者）、（偽論文）、（偽萬能科學大師）、（偽打假）、（偽反偽）等詞條呢？

7、“大奸似忠，大偽似真”。在“偽萬能科學大師”何祚庥面前，張宏堡、張寶勝、嚴新、李洪志等偽氣功大師”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鶴立雞群的 “偽中之最”何祚庥大師，老謀深算，“高瞻遠矚”，賊喊捉賊，假戲真做，通過出賣上述鼠輩同類，金蟬脫殼，欺世盜名，搖身一變竟成了“反偽先鋒”。可謂對當今浮躁社會之辛辣嘲諷。中國各級學術打假戰鬥隊的科學紅衛兵小將們，我們到底應該將何祚庥立即列入重點打假對象，剝去其畫皮，還是繼續由他天南海北忽悠下去，直等到喜馬拉雅山被原子彈炸毀並導致震驚世界的大災難後再翻然醒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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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再加一句：何祚庥是中國科學界的“芙蓉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