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雨”和“風月” |
| 送交者: 披雲舞鶴 2004年11月05日15:57:3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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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和雨是常見的自然氣象,因為司空見慣,所以平時並不在意。但從初中的時候卻開始格外注意起來,那時候語文課本選了一篇黎烈文的序文,裡面有“風雨如晦”的字眼,先生說,這個比喻民國時代的黑暗。那時,我是不懂這麼多弦外之意的,揪着老師纏了半天。而照本宣科的先生也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但“風雨”這個詞終究烙在了腦海。後來隨着閱讀面的擴大,我終於知道這是《詩經》上的詩句,《鄭風·風雨》中說: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雲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雲胡不廖。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雲胡不喜? 其實,這分明是首愛情詩嘛,一個風雨瀟瀟的雨夜,一對分別已久的戀人重逢,因思念而積憂成病的女子見到了日思夜想的情人,按理說,應該破涕為笑高興不已才對,但為什麼“雲胡不喜”呢?熟悉女性心理的人都知道,女孩一般都喜歡正話反說,蓋由於女性天性含蓄,需要掩飾嬌羞的心情也,這點連春秋時代個性解放的鄭國女子也不例外,奇怪的是孔老夫子怎麼說“鄭聲淫”呢?描寫愛情的詩篇又怎麼會與政治黑暗聯繫在一起呢?蓋中國自古有詩言志,斷章取義的傳統也。《毛詩》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我覺得,可能因為一生試圖重興周公之禮的孔子曾經整理過詩經的緣故,後人才這麼附會解釋。世人講詩經,大都是沿着這個思路的。 相比之下,《詩問》卷二記載的王瑞玉夫人解釋得倒蠻有意思: 淒淒,寒涼也。喈喈,聲和也。瑞玉曰,寒雨荒雞,無聊甚矣,此時得見君子,云何而憂不平。故人未必冒雨來,設辭爾。 瀟瀟,暴疾也。膠膠,聲雜也。瑞玉曰,暴雨如注,群雞亂鳴,次時積憂成病,見君子則病癒。 晦,昏也。已,止也。瑞玉曰,雨甚而晦,雞鳴而長,苦寂甚喜,故人來喜當如何。 郝氏夫人的說詩真能“解人頤”,尤其是對第一段的解說,讀後不禁莞爾,這可比“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的說法不知道要強上多少倍。 這段話引自知堂的《風雨談·小引》,周氏說,他“取這《風雨》三章,特別愛其意境,卻也不敢冒風雨樓的牌號,故只談談而已,以名吾雜文”。可見他對《風雨》的痴迷和喜愛,以至於乾脆拿來作書名了。 對於風雨的意境,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體會,但意境美的說法總是不會錯的。把“風雨如晦”四個字從詩經里單獨抽出,來形容政治的黑暗,從詞義的發展角度來說,延伸得可謂形象逼真恰倒好處。非常有意思的是,《風雨談》的著者知堂早年曾經是五四文壇的一員驍將,但後來發表《閉戶讀書論》,宣布文學店關門,推想也是緣於風雨如晦的政治環境罷。他感到前行的艱難,“人的文學”於世之不行,故爾 “乘桴浮於海”,躲進小樓談書說鬼,流連於所謂的“小擺設”也。其實他的內心是非常落寞的,在《風雨談·小引》中,他說: 《雨天的書》恐怕有點兒憂鬱,現在固然未必不憂鬱,但我想應該稍有不同,如復育之化為知了也。風雨淒淒以至如晦,這個意境我都喜歡,論理這自然是無聊苦寂,或積憂成病,可是也“雲胡不喜”呢?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見的時候頗少,但是書冊上的故人則又殊不少,此時可晤對也。 自從周氏兄弟分道揚鑣後,知堂少了一個文學上的知音。魯迅能解知堂,恐怕連團結在苦雨齋周圍的學人都得承認。讀他們唱和《知堂五秩自壽詩》的詩,我們不難看出他們並未完全讀懂知堂。1934年,《人世間》創刊號上發表的重頭作品即是《知堂五秩自壽詩》,一時和者雲集,林語堂、劉半農、蔡元培等都有和詩,以至於引起了左翼青年的反感,廖沫沙、胡風等都有攻擊知堂之文,惜乎都未讀出弦外之音,倒是魯迅看得明白,他在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說: 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與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擔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 5月6日致楊霽雲的信中也說: 至於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 知弟莫若哥也,魯迅對其弟所表達的弦外之意還是較一般人理解的更為透徹,蓋誠如曹聚仁所言“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燒”是也。魯迅是荷戟獨彷徨的戰士,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知堂亦是,曲高和寡,知音稀少,這大概是智者無法逃脫的命運。就連和知堂走得比較近的林語堂,也未能真正揣摩透他的心思。周作人在晚年致鮑耀明的書信中說: 語堂系是舊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說後來專抄古書,不發表意見,此與說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樣的看法,沒有意見怎麼抄法?如關於“游山日記”或“傅青主”(皆在風雨談內),都是褒貶顯然,不過我不願意直說。 這正驗證了魯迅的說法。翻讀《風雨談》或知堂其他“文抄公”寫法的文章,不難發現,其實他在避居書齋的日子,還有“烈火在地下燃燒”,只不過隱藏在文字背後,不為世人所知罷。 面對風雨如晦的政治環境,周氏兄弟選擇了不同的表達方式。知堂選擇了談狐說鬼,把意見潛藏於文字的背後;魯迅則選擇了“直面慘澹的人生”,在風雨如晦的夜裡,像匹曠野的孤狼,不時嘯上幾聲。即使不准談風雲、風雨,談風月罷,也時不時拐出一腳,“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 這些談“風月”的文字發表在《申報·自由談》上,後收入《准風月談》。30年代,黎烈文主持申報“自由談”,托郁達夫向魯迅約稿,於是,“自由談”上不時有魯迅的文章出現。但後來,國民黨的文化鉗制越來越緊,到1933年5月,魯迅的文章接連被檢察官抽去,一篇也不能在自由談上發表。抵不住壓力,黎烈文在5月25日《申報》上,刊出了啟事: 呼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論必議長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報端又有所不能,陷編者於兩難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語云:識時務者為俊傑,編者敢以此為海內文豪告。區區苦衷,伏乞矜鑒! 有鑑於此,魯迅只能“遵命照辦”,莫談風雨,只談風月了。但魯迅畢竟是魯迅,“風花雪月”中照樣可以綿里藏針,蟄一下所謂的正人君子們。《准風月談》裡的《華德焚書異同論》等文章,就抨擊了民國政府效法希特勒,在中國施行法西斯統治的無恥行徑。 《准風月談》雖然是魯迅所有雜文集中諷刺時政最少的集子,但畢竟跟一般的文人談風月有着本質的區別,風月的外衣後,依然是匕首一樣鋒利,為“正人君子所深惡痛絕”的文字。以談吃茶為例,魯迅以為,這是有閒階級的雅趣,“是上等人的牌號”,是進化中的病態,“假使是一個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時候,那麼,即使給他龍井芽茶,珠蘭窨片,恐怕他喝起來也未必覺得和熱水有什麼大區別罷”。而在周作人那裡,卻是“可抵半世的沉悶”。不過這種風味之後,其實並不完全是無奈,也許該稱之為“消極的反抗”罷,和專門的談茶還是有區別的,只不過知堂極冷,魯迅極熱罷了。 但“談風月也終於談出了亂子來”,有人終於嗅出這是魯迅的文字,雖然他不停地變換着不同的筆名,但文章依然被不同程度地被砍削以至文意不通,也有人開始在報上口誅筆伐。後來,國民黨檢察官們發現刪削太費事,乾脆強行關閉了《自由談》,1934年5月,黎烈文被迫辭職。 在那風雨如晦的環境裡,周氏兄弟採取了不同的策略,比較在同一年裡出版發行的《准風月談》和《風雨談》,會發現很有意思,比如知堂在《風雨談·小引》中也說到了“風月”: 或曰:何不談風月?這事我倒也想到過。有好些朋友恐怕都在期待我這樣,以為照例談談風月才是,某人何為至今不談也?風月,本來也可以是談的,而且老實說,要比亂罵風月的正人與胡謅風月的雅人更明白得多。 知堂為什麼不按有些人希望的那樣談些風月?還有,“亂罵風月的正人與胡謅風月的雅人”是不是有所特指?我在這裡且拋一磚,希望有興趣的朋友能繼續探討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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