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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中國電影與性愛
送交者: 佚名 2004年11月09日16:55:21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商業贏利,電影製作者常常以滿足多數公眾的願望為藉口,利用性愛。我們得承認,在一定程度上,對於電影與性愛的關係如此表述是有道理的。性愛能被利用的價值,就在於它本來是屬於每個人隱蔽的領域,不允許被看、被說,電影卻大膽地將攝像機伸入了這一禁地。這麼說,電影是靠出售隱蔽的東西來牟利。有賣方就有買方,買方是誰?是觀眾。因為觀眾對他人隱蔽的生活狀態好奇,這就是市場。“性慾是消費社會的‘頭等大事’,它從多個方面不可思議地決定着大眾傳播的整個意義領域。”①而且,就人類整體而言,性愛是基本生存本能之一,就每個個體而言,性愛又是成長的關鍵問題,作為人類創造的藝術之一的電影內在地無法迴避。如果說文字藝術無法再現性愛場面的過程,雕塑、圖畫藝術也只能表現性愛場面某個瞬間,那麼電影藝術則似乎天生地具有視聽的優勢,可以放大性愛場面的每個細節,更易於表現性愛的欲望和要求。在任何一個有社會責任感及道德良知的藝術家手中,性愛並不僅僅是性愛,而是他表達觀念的一個途徑、通道。在非色情電影中,性愛作為一個元素,往往不是孤立出現,而是與對人性、權力、種族、性別、政治等的思考聯結起來。比如《被告》譴責的是性暴力,是圍觀者的助紂為虐、冷酷無情;《蜘蛛女之吻》暗示政治的自由與性愛的平等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紫色》藉助女性情誼傳達對性別歧視的反抗等等。

  因此,儘管性愛的規範有差別,對性愛不好把握尺度、卻又不能不表現(不管是出於商業的還是藝術的目的),這是所有國家電影業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的尷尬處境,中國電影也不例外。只要有性愛禁忌的存在,只要有電影審查的存在,這個處境就永遠無法擺脫。雖然說作品的道德價值的高低並不能決定其藝術價值的高低。我們應當持“審美的態度”,“從所表現的生活的觀點來看問題,並且暫時不作純粹外加的判斷。”②但是,藝術真的可以完全沒有禁忌嗎?雖然說藝術價值並不與道德價值等同,但作為人的起碼道德底線還是應當遵守的。我們必須尊重不同社會、不同文化大多數人的心理,因為一個缺乏禁忌的社會與文化對於個體、民族的素質,未必是好事。藝術表現當然不能、也不應當完全脫離我們的道德觀念,“人類文化的複雜性的例證之一就是:藝術有時被認為是善的象徵和盟友,有時又被認為是善的敵人。……藝術的精神從根本上說是合乎倫理的,同時又從根本上來說也是不道德的。”③因此,儘管可以有《洛麗塔》這樣剖析戀童癖的困惑的影片,有《教室別戀》這樣展示女教師與男學生偷情的影片,有《巴黎的野玫瑰》這樣講述瘋狂戀情的影片,但是,這畢竟是為大多數人所不容的行為,招致非議在所難免。百年電影史,也是一部電影與性愛曖昧史。是性愛為電影提供了豐富銀幕的佐料,還是電影進一步挑逗起銀幕下蠢蠢欲動的性愛?這是個永遠無法說清的話題。

  在性愛的問題上,中國電影面臨的處境尤為尷尬。就創作者而言,首先是試圖突破種種禁忌的努力,與世界範圍內電影表現性愛的深度、廣度相比,這種努力多少顯得有點無奈與滑稽。曾經因擁抱、接吻、裸露等淺顯的性愛行為而遭受非議、刪改的影片,在中國可以列出長之又長的名單。“《水晶鞋》風波”、“《寡婦村》訴訟案”、“《大鴻米店》事件”,新時期以來,在中國電影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關於性愛都有說不清、道不明的爭論。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尺度有所放寬,但依然是裹足難行。《非常夏日》是一部頗為獨特的影片:一個姑娘遭強姦,目擊者卻不敢站出來阻止;等到目擊者受良心譴責想要指證時,姑娘卻堅決不承認。按理說,被強姦者應當是一個被侮辱與被迫害的人物形象,但是這位姑娘卻沒有失去內心的平衡,她改變了面目,堅韌地生活。按理說,在當時勢單力薄的情況下,目擊者本來就不太可能阻止事情的發生,他沒有必要背負沉重的十字架,況且事情已經過去了,但是這位目擊者卻非要找到罪犯不可,以尋求良心的解脫。這樣的人物設計在國產影片中很有創意的。但是導演耿耿於懷的是,影片缺少兩場戲。一是強姦的戲,如果赤裸裸地表現了全過程,“會使影片局部的殘酷性達到極點。這樣,後面敘事中人物行為的理由和力度要比現在充分得多。”二是迴避了兩個人物討論性的問題。④ 這部影片看起來是圍繞着性展開情節,但實際上其意義卻遠遠超出了性本身。然而本不該缺少的戲卻因為藝術之外的因素的考慮,不得不刪除,這樣的遺憾怎不叫人感慨。只因為性是個禁區,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刪剪,這種低估觀眾道德水準與藝術水準的做法,不僅使中國電影變得膚淺粗陋,而且使中國觀眾喪失了對中國電影的信心。這實際上是動用了行政的強行手段,剝奪觀眾、創作者認識生活、對生活進行評價的權利的做法!

  2003年電影分級制重新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電影分級勢在必行,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一旦明確了分級制,中國電影就沒有題材的限制。沒有了題材的限制,中國電影在性愛的藝術表現手法上就會突飛猛進。能不能表現與表現得好不好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審查制度的松與緊並不能成為藝術表現力貧乏的藉口。幾經修改終於上映的《周漁的火車》與歷經七年即將公映又被勒令停止的《大鴻米店》,都將性愛作為宣傳的一大賣點。但是,兩部影片對於性愛意識、性愛場面的處理與之前《紅高梁》的野合、《菊豆》的偷窺、《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捶腳等情節相比,都顯得粗俗、鄉氣。值得一提的是《大鴻米店》,影片中五龍與綺雲米倉做愛的情節設計,應該說有點創意。非常態的偷情與非常態的做愛場面,本來更易於撩撥觀眾的觀看欲望,但是畫外亢奮的船工號子的出現,完全破壞了這種快感的抒發。五龍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欲望儘管值得同情,但是這種同情是有限度的,因為他的所做所為是以損害他人為前提的,人格顯得卑下。他與綺雲之間的偷情,是生理衝動的渲泄,是兩性間控制與反控制的較量;而船工號子卻是對昂揚、迸發的生命力的讚頌,在情感邏輯上兩者之間極度的不協調。在這裡,性就是性,沒有絲毫愛的成份,它粗魯而醜陋,與美感扯不上邊,但是編導卻一廂情願地、精心設計了光線與構圖,企圖進行審美升華。編導態度的矛盾與模糊,使得觀眾對人物不知該如何判斷,觀影情緒無疑是壓抑、鬱悶的。換言之,理智上觀眾可以肯定此片對人物的塑造有創新之處,但情感上因為無法認同於主要人物,而感覺不舒暢,甚至厭惡。

  這實際上暴露出了中國電影處理性愛場面時普遍存在的創作心態問題,即過於鄭重其事、急於讓性愛承載過多的東西,有意或無意忽視了大多數的、普通的觀眾在觀看性愛場面時的觀影心理。這本應當是處理性愛場面的起碼要求,試想如果性愛場面無法引發觀眾生理的快感,審美的快感從何實現?更不用談什麼升華意義了!當然,不一定所有的性愛場面引發的都是快感,這與創作的意圖、處理的方式有關。事實上,每個人看電影的目的都不同,但是有些目的是社會所贊同、鼓勵的,因此可以公開宣揚的;有些目的是社會所反對、禁止的,因此不敢公開說出口。有誰會大膽宣稱看電影是為了某個性感的影星,某個刺激的畫面?看電影的莊重感從某種程度上講是社會強加於人們的。“人們的性經歷中的大多數苦惱,是社會獲知個人行為後所做出的反應的結果,或是因為個人對社會一旦發覺自己行為後將如何反應抱有恐懼所造成的。”⑤人們在觀看電影性愛場面時,一方面因為覺得看了不該看的東西而懷有道德內疚感,另一方面卻抵抗不住對他人的、異常的性愛行為的好奇,兩者碰撞、交織的結果,造成了觀看時想看又不敢看、尷尬又興奮的心理——猶如小孩捂着眼睛不時從手指縫裡瞟一瞟恐怖畫面。這種矛盾的心理,不是 “窺淫癖”就可以解釋清楚的。我們應當承認,在觀看性愛場面時,審美不是唯一的目的,非審美的欲望遠遠地多於審美的欲望。大部分中國電影在處理性愛場面時,缺的不是審美的意識,而恰恰是對觀眾非審美的欲望不夠重視,甚至是低估。

  當然觀眾對電影表現性愛的接受心理也有個變遷的過程。與社會大部分人認同的心理往往使人無法辨清甚至不敢正視自己內心真正的需求,日積月累,便以為自己真的也是那樣想,於是也是那樣做。出於所謂道德的淨化目的,出於對所謂體面的過份要求,對性愛行為不僅禁看、禁說,而且連符合人之常情的兩性親昵行為都加以禁止的做法,成了人們內化的自律,在看電影時有意地壓制了非審美欲望中生理快感的滿足。新中國電影有一段時期,連正常的愛情描寫都受到批判,如《柳堡的故事》、《戰火中的青春》等。而像《紅色娘子軍》,本來在電影文學劇本的初稿中有過三個描寫吳瓊花與洪常青愛情的部分,但在討論時就受到批評,以至於在劇本定稿和後來的影片拍攝中,這些可憐巴巴的愛情部分便都被刪掉了。結果,有觀眾寫信給劇作家,說作者成功之處就是沒寫他們談情說愛,如果真寫下去,不知怎樣肉麻、亂套!雖然說性愛不能簡單地等同於生殖,但是中國人口在那些年的迅猛增長,與文藝創作上的禁欲主義表現相比,難道沒有絲毫的嘲諷意味?自覺的禁慾也好,表面的正經也罷,人們並不真的能消滅得了對性愛的本能渴望、正常需求。《芙蓉鎮》中那一對出身、文化、地位均不同的政治男女的苟合,不正說明了即使在那樣的年代,人類本能需求的不可抗拒?或許為了政治的需要,上下都在心照不宣地玩着表面禁慾的遊戲,欺騙的是那些信以為真的善良人們。

  日換星移,如果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觀眾還會因為《芙蓉鎮》的接吻鏡頭、《寡婦村》“少兒不宜”的宣傳、《瘋狂代價》的裸露而好奇、議論;那麼在今天,在一部分的觀眾眼界已經提高、接受心理已經成熟的情況下,以為有了遮遮掩掩的露點鏡頭、躲躲閃閃的做愛場面、直白無趣的調情對白,觀眾就會蜂湧而至,這種想法未免過分簡單。由於技術的發展,如今的觀眾可以不進影院而在私人場所通過影碟機看電影。盜版碟的興盛,給觀眾提供了觀看外國影片的便利。《感官王國》、《羅曼史》、《親密》之類的影片隨便在哪個音像店僅花幾塊錢都可以買到,這些影片豐富了人們的觀影經驗——原來性愛可以那樣用於電影!“清者見智,濁者見淫”,無疑此類影片的創作態度是真誠的、嚴肅的。如果說《大鴻米店》、《周漁的火車》之類的影片能在音像店熱銷,那只能證明由於轟炸式宣傳的誘惑勾起了觀眾對演員之間緋聞的好奇、對國產電影究竟會如何表現性愛的好奇,而不是對其表現手法、藝術價值的認可(網上大量的批評語論便能說明)。來源於外國影片豐富的觀影經驗,使中國觀眾對國產電影如何表現性愛充滿期待,但是目前大部分國產電影在這一方面貧乏的表現、弱智的招數卻令人一次次地失望,兩者之間的落差,是中國電影面臨的又一個尷尬處境。

  藝術與道德的矛盾、國內與國外創作環境的差別、觀影經驗的落差,這三個不同方面表現出的尷尬,不是依靠將來實行了電影分級制就能一下子解決的。不是所有的影片都適合集體地、公開地觀看,電影分級制是國家電影審查機構針對不同年齡、不同階層觀眾而制定的一種保護政策,通常的理解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但實際上它對成年人也起到了保護作用,因為每個人在看電影時並不能完全忘卻原有的角色身份,對性愛場面的觀看往往與對觀看者的道德評判聯繫在一起,因而如同性愛行為得迴避他人一樣,性愛場面的觀看往往也是如此。但是萬一被未成年人撞見呢?一來因為年齡的差距,不好解釋性愛對於人的意義,二來未成年人一般不懂得採取圓通的措施來維護成年人相應的角色身份所應有的尊嚴。該如何看待觀眾的這種觀看行為與觀看心理呢?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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