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忍不住先说点安东尼的事。 经过约半年的时间 （重大悲痛的最短心理修复期）， 福尔摩斯安东尼终于挣扎着又开始谈论世界杯了。 前几天他问我： 你知道英格兰队为什么战绩如此差劲吗？ 那还用说？ 当然是以鲁尼为首的英国队技不如人了。 可我不忍如此打击安东尼，而且他也并不想听我的评论，我只能策略地反问： 那你说呢？安东尼的结论是，英国队近年来由于各俱乐部在俱乐部赛中引进大量的一流外国球员， 从而英国的俱乐部赛是全球一流的，但也因此限制了本国有潜力的球员有更多的机会参加世界一流的俱乐部赛。 一旦到世界杯，外国球员撤退，而二线的本国球员又没得到充分的机会和锻炼， 当然踢不过德国这样的队了（我可以感觉到他对德国及德国队的微妙感情）。而本属为二流球队的德国队，由于俱乐部赛水平差，本国球员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自然在世界杯上大占便宜了。安东尼的观点我们只好见仁见智了。

现在回到卡马拉吧。 如果其他同事的故事都是喜剧或起码是悲喜剧，那黑人兄弟卡马拉的故事就纯属悲剧了。

卡马拉年54 ，刚果人，高，胖，黑， 会说中文。经常穿着我称之为“丛林衫” 的服装，宽松，大花，明皇，翠绿，艳蓝。他的爸爸很可能是非洲酋长一类的人物，有九个老婆， 因此他兄弟姐妹，侄子外甥众多，很多他都不认识。他很孝顺，经常给他妈妈寄钱。 但不能寄给他爸爸转交，因为很可能会转给其他老婆了。

 卡马拉转战南北， 经历坎坷，最后到了中国，是南京药学院毕业的博士，所以会讲中文。 从他的中文我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对客人可比西方国家好多了。 用纯加拿大人布莱德的话说，我们 （指加拿大）专门限制外国学生，从来不考虑对他们给予特殊照顾，而且还收很高的学费。 中国的政策太好了，对外国学生有那么多的优惠与照顾， 包括入学考试，甚至有人帮助准备并撰写论文，早知他也去中国读博士了。卡马拉的中文水平仅限于和我简单日常的插科打诨，，读的很少，写， 没见过。 可他在中国拿到了药学博士学位，并凭借着这个学位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一家大小都安顿下来了。

卡马拉曾和我是办公室邻居， 他每天早上必经我的办公室，每次都不忘特地高声和我打招呼 （对其他邻居也如此）。 我下班会绕到他的办公室和他道别。 有时忙起来忘了，他第二天早上会埋怨： 你怎么昨天走时都没告诉我一声！我们的办公室是露天花板的高隔断， 有时我们图省事就在座椅上隔空喊话联络了。他很幽默，健谈，我们经常一起插科打诨，缓解工作中的压力。

卡马拉胖在肚子上， 他曾让我回国时给他买减肥药， 并告诉我买哪一种。 他有三个孩子，最小的9岁，有时会来办公室， 非常聪明，活跃，经常大声问他爸爸一些根本无法回答的有趣问题。

卡马拉的悲剧始于去年。 他的妻子，只有47岁， 忽然诊断出晚期转移肝癌，撑了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 我们都去参加了葬礼， 他的女儿唱了一首长长的，悲伤，忧郁，尽情倾诉的歌。 我最受不了这样的场合， 最后入土安葬的仪式我都没敢往前去。 可怜的卡马拉，两周后又出现在办公室，尽量如以往一样谈笑风生。

在卡马拉妻子去世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接到老太太阿格妮丝的Email： 非常不幸地通知大家，卡马拉昨天突然去世。  我当时都傻了， 真不敢相信！

我都不知道，原来卡马拉有各种疾病，在去世前半年一直做透析。 他去世那天晚上还好好的，还要带小儿子去踢足球。 小儿子等了半天不见他爸爸从楼上下来， 上去一看，爸爸已倒在地上，人事不省。 那是圣诞节前。

我们的公用活动间摆放了卡马拉的照片， 他依然笑容可掬， 我每次经过都不敢正眼看他。他可爱的小儿子，虽然葬礼上和我们拥抱时很镇静，没和我们一起抹眼泪，想想他的圣诞节， 从此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

我好几次把别的部门的黑人认成卡马拉。 我真希望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