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

我们现在还能时不时地聚在一起的“荒友”中，有位个子矮小戴眼镜的女性。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叫她二姐。也确实，她比我们这些“文革”开始时是小学六年级小学生大三岁，属于“老三届”的。那也确实该叫她姐。可是为什么非是“二姐”？不清楚。大家就这么叫呗。

最初我对她印象不好。1969年秋我们这趟“知青”专列北上“北大荒”的时候逢车必让。在候车的区间停车的时候，大家都下来活动活动，长时间坐车也真乏。大家溜达的时候有个“顽主”（流氓的意思）看二姐像个“圈子”（不正经的女青年），便上前搭讪。没想到二姐大骂着绰起路基石就砍，对方落荒而逃。至此，二姐出了名，说他是个女“顽主”。您说，这种形象我对她能有好印象？

我们到农场后，二姐并不和我在一个连队。几年后农场大批“知青”抽调去挖“引嫩工程”，就是从嫩江挖条运河到大庆油田，为注水采油用。二姐就去了“引嫩”。此后我在农场和她再没见过面。不过再以后她和我的一个哥们儿搞对象。本来挺好的，她却提出对方“永远长不大”而分手。结果我哥们儿莫名其妙地精神失常。您看看这事儿。

黑子是我最要好的哥们儿，是我的思想启蒙者。不过人无完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耐不住寂寞，不去画他最擅长的油画，却去做什么买卖。结果就是接二连三的失败。郁郁不得志的黑子后来酗酒，离群索居。偏偏那个时候二姐常和他一起喝酒。我不清楚二姐这是为什么，但知道黑子当时求之不得。他俩总在一起“醉生梦死”；然而黑子因此得了肝硬化，在2012年秋天去世了。我真不知是否该为此埋怨二姐。

2013年春节我回北京和“荒友”们时常聚会。 吃喝的时候总有二姐。就在她经营的小饭馆里，她能不在场嘛。等大家喝得晕头胀脑了，她就把大家引到她开的小旅社里，让大家喝点热水，躺着休息。我是最受她待见的。她嘟囔着“半疯儿”长，“半疯儿”短（“半疯儿”是我的外号），总认为我已经喝醉；她要让我好好睡一觉，甚至在我的床边放个小桶，预备我呕吐用。其实我在50岁之后喝酒根本就不会吐了，但喝得多了会失去意识。

事后我总觉得二姐对我过于照顾，忽然有天猛醒，这是我哥们儿的面子。黑子生前一定是在和她一起喝酒喝醉了的时候，肯定每每在她面前提起我；说要好好地照顾我这个“书呆子”，是“百科全书”，但干别的一窍不通。嘿嘿，我确实比较“呆”。

二姐不容易。她返城的时候为了谋生看自行车。什么是“看自行车”？上个世纪80年代那会儿，北京的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那时商业区有很多存自行车的场地。存个车最初才两分钱。您说，看存自行车的场子能挣几个钱？二姐日子过得艰难。

后来她自己经营小饭馆啦。她是个能张罗的人，开饭馆的地段不错，生意兴隆。在北京经营小买卖的主儿都明白，要想做好小买卖就得四面八方“打点”到喽。税务局、工商局、派出所都得“意思到了”。在地面上您还得给那些地面上的痞子们“上贡保护费”。这些二姐都不含糊。她不但小饭馆搞得红火，还开了个小旅馆。

二姐个人生活不幸。回北京后她找了个“插队”返城的老“知青”结了婚。可没几年丈夫出车祸死了，留下个女儿。她们成了孤儿寡母。她也没再婚，总是和“荒友”们泡在一起。她的故事多了去了。可惜我那时在美国，没听到几个。我就知道她，一脚踏在凳子上，一手夹着烟，一手拿着酒杯；“左右开弓”。人豪放，酒量不让须眉。

现在我上了年纪，回国次数勤了，渐渐知道了她。她一见我来聚会就忙给我加菜，问长问短。二姐不在我面前说黑子。知道一说我会难过。我知道她想像黑子那样照顾我。我能说什么？她加上来的菜我都大口吃光。给我斟的酒都一饮而尽。我这次回去要给她买瓶好酒。让她好好喝。可能有人说“黑子就是喝死的，你还想让二姐喝完蛋”。就算是吧。能喝死也算好死。我们这些“荒友”见面就得好好的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