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8月1日北京时间早晨6时，爸爸走了，终年90岁。

四兄弟中，我是唯一一个不是他亲生的，但我与爸爸生活的时间最长，从1961年底到1978年初，一共十七年的时间，也最了解他。

大概是1961年底，妈妈带我从安江来到芷江，见到爸爸。她让我叫他爸爸，我不记得叫没有叫，但记忆中的爸爸不是他，心里有疑问，但也不敢问。

那时他是芷江师范校长，比较严肃，在家里有时脾气大。要求我很严格，比如不让我参加人家的婚礼，凡事有请吃的机会的聚会我都不能去。我儿童时代，只参加过一次人家的婚礼。因为从来没有吃到那么多的糖果，我便问：“问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糖果吃？”有人答曰：“因为今天有人结婚”。我便深深地记住了结婚才有糖吃。那年头，生活很贫困，糖果是很奢侈的。家里很久没有糖果吃，我便问：“我们家怎么总没有人结婚啊？”

爸爸有时生气会打我。我都记不得为什么挨打，反正没有少挨打。5，6岁的时候曾经很恨他，曾经偷偷地用小石头扔他。但他有时带我骑自行车，看电影，只是我没有觉得他很爱我。

1965年10月，城里的芷江师范与七里桥木油坡的芷江二中互换校址，我们搬到木油坡。

那年我8岁，搬家那天，他拉了一板车东西往木油坡走。我跟着他，我们走到飞机坪边上，他停下来休息。黄昏里，秋风有点凉，他在我面前蹲下来，认真地问：“告诉我，爸爸，妈妈，你更喜欢谁？”。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知如何回答，只喃喃地说：“都喜欢”。

打那时起，我觉得他还是在乎我的。

木油坡是原来飞虎队的驻地，到城里要穿过废弃的飞机坪，还有飞机坪边原来用来存放飞机凹，就是一个长八九十米，宽三四十米的四方形，三面是几米高的梯形坡，一面没有。坡上种有树木，这样飞机就不容易被敌机看见。当年曾经云集飞虎队战机，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机场，已经一片荒芜了，到处是荒草。白天散落着一些牛羊在飞机坪吃草。晚上则一片黑咕隆咚，零星躺着一些当年修机场遗留下来口径一米多的大石碾，远远看去是一团团黑影，你不知道那是人还是石碾。走到飞机凹时，更加黑暗，阴深深的。下雨刮风的晚上更加可怕。我总是紧张地握住爸爸的手，他则拿一个加长手电筒，但从不打亮，我们总是摸黑走路。他说，如果打亮了，我们就在明处，坏人则在暗处。我们看不见他，他可以看见我们，这很危险。但如果我们不打亮手电，他也看不见我们。等走近了，再对准他的眼睛突然打亮手电，他就看不见了，我们就占据主动了。这应该是他曾经在部队呆过学到的。

转眼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了，社会急剧动荡。请保姆变成了剥削，家里只好把保姆王姨辞退了。常德乡下的表哥把70多的外婆接走了，然后让60多的奶奶来接三毛，四毛到桃源乡下老家。妈妈留在城里县妇联，我与爸爸住在木油坡。

很快，大串联的红卫兵来了，举着红旗从学校经过。木油坡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打倒走资派商太生！”的大标语和批判他的大字报。我9岁了，认识很多字。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爸爸没有告诉我，也没有别人告诉我，我也不敢问。一天傍晚，一个经常来我家吃饭，与我们很熟的师范学校学生，说带我去大礼堂看很好看的节目。我懵懵懂懂地跟他去了，坐下一看，是批斗爸爸的大会。只见他低着头站在台前，很多人上台批判他，不时有人喊“打倒商太生！”的口号。我呆若木鸡，不知道怎么办，想走又不敢。我坐在最后面，他不知道我来，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

因为他做师范学校校长的时间不长，来了不久就被抽去搞工作队，大部分时间不在学校，所以没有得罪任何人。加上家庭出生中农，49年以前就是地下党，红卫兵找不到什么可以上纲上线的，短暂的批判以后，就让他靠边站了。

二，

我们最先住在木油坡下一排大平房的西端。到我上大学才知道，那原来是飞虎队队员的宿舍。木油坡东边大约三里左右，就是芷江受降纪念坊，日本1945年8月21日在此向国民政府投降。但当时我不知道，因为美帝当时是中国的敌人，到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国民党也是坏的，所以没有人谈飞虎队，日本投降，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文革开始不久，纪念坊也被红卫兵砸毁了。

木油坡四周都是农村，属于七里桥大队。爸爸本来就是农村来的，靠边站以后他在房子边上没人管的地里种大白菜。秋天栽下菜苗，叫上我一起把书拆开（当年除了毛选，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的，都不能留），立成三角形，盖住菜苗，遮住太阳的暴晒。傍晚，再把纸拿走，浇上水。菜很快长起来了，入冬以后用稻草将其扎起来，慢慢变成了卷心大白菜。快过年的时候，我们把大白菜砍下来，全部送到学校厨房。

除了种菜，他偶然练习写毛笔字，也让我和三毛写。他并不教，只是让我们跟帖写。一天一页，不完成就挨打。三毛很快跟奶奶走了，就只有我需要天天写了。他自己没有再写，但我却一直练了两年。虽然没有人教，但也打下了一些基础。这几年我能很快恢复写毛笔字，并稍有收获，没有当年的基础是不可能的。

爸爸是独子，从小就读书在外，不会做饭。当年，学校厨房星期天不开，得自己做饭吃。但他不会，他的厨艺观念就是，只要是肉，不管怎么做都好吃。文革期间没有什么肉吃，偶然买到一点肉，他就切成几大块，放在锅里煮熟，放点盐就吃。反正星期天就这么胡乱打发了。我比较好奇，想学做饭。我留心看厨房大师傅怎么做，向邻居女孩丁燕请教，自己开始做饭。曾经因为学厨房大师傅的快速切菜，把手指上的一块肉差点切下来。没有自来水，自己去三里以外的地方胆子担水，自己煮饭，自己炒菜，慢慢进步，后来也能炒几个菜，比爸爸的水煮肉要好吃。他倒是让我自己折腾，不管我炒得怎么样，他从不抱怨。后来我成了全家最会炒菜的人。

他的一些要求有些匪夷所思。比如他要求我把碗拿到一里多路远的河里去洗，理由是河水是流动的，更干净。即使是冬天，他都这么要求。我发现河水根本洗不净有油的碗，需要热水洗。但他不听，如果不去，就要挨打。他还会站在屋后看着，防止我在半路上的小溪里洗。知道一年多后，另外一位老师告诉他，碗需要用热水洗（当年没有洗碗剂）才能洗干净，他才没有要我去河里洗了。

文革以后，学校除了学毛主席语录，不再教知识。所有的小说，文学杂志，包括科学读物都是毒草，被烧掉了。他只留了一本《新华字典》，一本《成语小辞典》，还有一本《中国地图册》，一张世界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他教我怎么查字典。文革中我主要是看字典，看地图，还有看他订的《参考消息》。看多了就把中国地图装进了脑袋，世界地图也装了一半。上大学时，晚上一进宿舍，问先到的室友：“从哪里来？”，“西宁”，“哦，青海人”。他大发感叹，说从西安到北京的火车上，一说“西宁人”，别人要么说不知道在哪里，要么就说：“哦，广西人啊”。他对于一个堂堂的省会城市既然这么多人不知道，感到很生气。那年头，谁学过地理啊。

爸爸对于字典的爱好贯穿他的一生。我下农村时，他专门给为的包里塞进了《新华字典》，和《成语小辞典》，说有空的时候翻翻都好。2000年他和妈妈来美国给我们带儿子天源，他什么都没有带，就背了三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又大又沉，说是专门送给我的。他在家，有空就喜欢查这些工具书。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三

1967年8月20日傍晚，我吃了晚饭，跟着学校厨房甘师傅和他的两个孩子去河边散步，走到公路边，只见三辆卡车，上面架着机枪，满载全副武装的红卫兵从东开来，呼啸而过，往芷江城开去。甘师傅说：“不好，要出事！”。20分钟后，等我们回来时，隐约听到芷江城方向有枪声。

很快，从城里传来消息说，安江来的造反派在车站向来阻挡他们的人开枪，打死了一个人。不少人正逃离县城，造反派可能会来木油坡。一时间人心惶惶，很多人，包括甘师傅连夜跑了。爸爸没有跑，夜幕降临，爸爸把灯都关了，让我上床睡觉。他自己不睡，穿着黑衣服，拿着长手电，仍然不打亮，在屋子周围走动，不时进来看看我。他反复叮嘱我：如果有人来了，问你爸爸妈妈哪里去了，你就说不知道。

我有点害怕，开始睡不着，但后来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城里不断有人跑来，消息仍然不好。更多的人跑了。只有住在城边南门口烧水的王光权师傅，早晨来上班，见做饭的甘师傅跑了，另外一个炒菜的大师傅也跑了，觉得不可思议：“这有什么可怕的！”。然后下厨房为大家做饭。

虽然王师傅临危不惧，但大部分人没有这个定力，还是提心吊胆。跑走的人没有回，更多的人还在跑。很快，木油坡就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了。

就这样过了四五天，爸爸觉得造反派也该走了。便问我是不是可以去城里看一看情况，说你是小孩，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满口答应。于是爸爸给了我几块钱，我就进城了。那时我刚十岁，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到了城里，听很多人议论，造反派在北街尽头的县政府门口。我就往那里走。快到政府门口，见很多人围着。挤过去一看，还是那三辆卡车，周围是一些全副武装，身穿绿军装的红卫兵。女红卫兵腰间系着皮带，挎着枪，非常神气。地上画有警戒线，围观的群众都在警戒线之外看着他们。我听人说，造反派要走了。果然，一小时以后，他们登上卡车，架着机枪开走了。

我去菜市场买了一斤肉，再去饭馆买了一碗面吃了。提着肉回到木油坡，告诉爸爸：造反派走了。然后爸爸转告大家：罗维进城亲眼看见造反派走了，没有事了。大家这才把心放下来了。很多年以后，爸爸曾经多次提起过这件事，语气中带着赞许。我想这件事给他印象特别深。

1968年底，芷江师范，芷江一中，芷江二中合并为芷江中学，靠边站的爸爸被任命为校长。我们搬回了芷江城。搬家的时候，还是我和他拉板车进城。在路比较平坦的时候，他让我拉装载有两百多斤重的板车，我拉得不错。进城后，他很自豪地对人说：罗维这次拉着二百多斤重的板车走了很远。当时我11岁。

四

1971年春，我进了爸爸做校长的芷江中学。正赶上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开始恢复正常教学，学校开始重新招生。但文革摧毁性的破坏，老师们有些自杀，有些被遣送回原籍，有些戴着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而不能用。积压了很多年的学生一下涌进了学校，加上由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推迟半年毕业的六年级与提前半年毕业的五年级一起进入初中。我们初一年级从18 到26班，一共九个班，每个班50多人，大概有500人。比过去至少增加了一倍。作为校长，爸爸面临老师奇缺的局面。

为了解决教师荒，他开了教师培训班，请有经验的老教师给年轻的教师讲课。他不但给自己培训，还有给乡下中学培训年轻老师的任务。即使如此，有经验的老教师也不够。比如像英语这样科目，原来因为以俄语为重，本来就稀缺，现在要以英语为重，连培训班的老师都找不到。无奈的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吴云老师请出来教英语培训班。吴云老师是原来在芷江美国教会学校毕业的，英语非常好。抗战时期做过驻芷江的美国飞虎队的翻译。因为反帝反修，做过飞虎队的翻译的吴云便被打成了美将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政治上被判了死刑，一直不被重用。在文革期间木油坡的时候，他被分配每天给鱼塘割鱼草。他一介书生，加上年级大了，每天割不了几斤鱼草。爸爸偶然帮他一把，20分钟割的比他一天割的还多。

吴云老师当时仍然带着历史反革命，美将特务的帽子，爸爸让他来教培训班是冒了巨大的风险的。他深知这个问题的敏感性，所以把培训班选在很僻静的图书馆楼上。对外也不声张，只是静悄悄地做。学生都是各校抽来的年轻老师，渴望学好英语，能够尽快胜任英语教师的工作，非常珍惜有跟吴云老师学英语的机会，也就保密不说。于是，吴云老师的英语培训班当年为芷江各学校培养了急需的英语老师。

除了启用了吴云老先生，爸爸还把原来湖南大学历史系讲师，57年被划右派，发配到芷江的黄济洋老师也请出来教书。当时没有历史课，就让他教语文。他最先教的就是我所在的初十九班。

第一课是毛主席诗词浪淘沙－北戴河。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黄老先生上来就说，他这个人政治觉悟不高，过去犯过错误，是不适合来讲毛主席的诗词的。但领导一再要他来，他也只好勉为其难，希望讲得不对，大家原谅。然后还说，过去自己是教大学生的，那个学生都是成人，很自觉。中学生从来没有教过，也不知道怎么教。总之，他很紧张。但爸爸仍然让他教，我们学生也没有人为难他，他也就慢慢放松了。

尹世积老师也是一个戴帽出来工作的，他出来得更早。只是他做图书馆工作，而当年图书馆不向学生开放，所以风险不大。我刚考进北大的时候，他有一次来北京，专程到学校来看我，还给了我二十元钱。当年二十元差不多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将近半个月的工资。他这么做更多地是为了感谢爸爸对他的信任，虽然他很喜欢我，我是唯一一个他允许进图书馆看书的小孩。这也让我很早就接触到了很多当时外面看不到的书和杂志。

柳树武老师是部队文工团专业来的，说话有些娇气，行为举止也有表演的痕迹。怕晒黑，支农下水田插秧时，穿上高筒靴子，很多人看不惯他们，就向爸爸告状，说她不像一个老师，倒像一个资产阶级小姐。但她业务好，很努力，工作做得很好。爸爸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仍然支持她。她的教学，文宣队的排练，和文艺汇演都做得很漂亮。

老师不够，他自己也亲自来教。他做过我高中时期的历史老师。他虽然不是大学生，但对历史很感兴趣。家里常年挂着中国历史纪年表，他总喜欢去看。常常向黄济洋老师请教。有时候也对我讲些历史故事，还说”搂一把（618），好吃糖“，意思是说公元618年是唐朝元年。”一把揪死你“，意思是1894年是甲午中日海战。说多了，我也记住了。所以他毛遂自荐做历史老师，教学效果不错，学生反应很好。

其他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有所谓政治问题的老师，也被爸爸启用了。作为一个师范肄业生，他领导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按常理是不合格的。但他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为老师们担担子，尽量为搞好教学创造条件，调动了老师们的积极性，赢得了老师们的拥戴。

因为他的大胆用人，使得芷江中学率先让有真才实学的老师走上讲台，教学得以迅速恢复。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芷江考生是怀化地区考得最好的，大部分都是1971-73年在芷江中学读过书的学生。大家都清楚没有爸爸的慧眼和勇气，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的。

五

爸爸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许我们抽烟喝酒。哥哥当年就是因为这个毛病被爸爸多次严厉批评。他唯一的爱好是吃点水果，外人也不知道。不论什么原因，他坚决拒收礼物，别人也不知道该送什么。退休之前他也从来不接受请吃饭，包括亲戚朋友的邀请。不许我们参加别人的婚礼，他也只参加自己下属的婚礼，因为是领导，不去不合适。我从小到大只参加过一次婚礼，还是4，5岁的时候。他认为喝酒会误大事，吃请将来会不好坚持原则，我不吃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爸爸的坚持有时候近于不近人情。大概是76，还是77年夏天，教育局在芷江一中举办全县中学教师暑假培训班，时间大概两个月。上千教师云集芷江一中。学校为培训班提供食宿，教室和其他后勤工作。培训结束后，教育局领导为了感谢芷江一中的支持，请校领导一起吃一个饭。当时教育局出钱买了一些菜，请一中的大师傅炒了几个菜，在厨房边上的一个小房间摆了一桌，教育局长，副局长，大概还有培训班的负责人来了。爸爸作为一中的校长被理所当然地成为主要被请人，还有副校长一起，加起来也就7，8个人。现在看来是最简单不过的。爸爸早就告诉教育局，不要搞，如果搞他不会来。局长觉得不搞不合适，就还是摆了一桌，而且尽可能的简单。菜上来了，人也都到了，结果爸爸不去。先是副校长来劝，后来是副局长来请，再后来是局长亲自来请，他就是不去。三番五次的，妈妈都觉得不能这样，也劝他去。但他就是不去。还说，我事先说了不要搞，搞了我不来。他们自己要搞，不能怪我。

这场拉锯战最后搞得很尴尬，但他还是没有去。不知道后来局长他们怎么解决那一桌菜的。总之他是一个非常坚持原则的人，有时候不惜得罪人。这应该也是他在五十年代就是正科级，到八十年代退休时也还是正科级的原因（后来享受副处级的退休待遇）。但他觉得挺好，没有必要为了升官做违心的事。

退休后反正也没有人请了，他倒显得轻松多了。在大家的劝告下，他对亲戚之间的请客不再像过去那么拒绝了，反正他也没有权力了，倒显得这些请客比较单纯。

六

我上大学以后，爸爸被调到教育局当局长。他发现城里学校充斥很多水平不高，但是县领导的亲戚或朋友的人，使得有水平的老师进不去。不但不公平，也严重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过去的局长没人敢，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情况。他上任不久，就搞了一个所有老师必须参加的专业水平考试，他自己还参加了小学算数考试出题。只有考得最好的才能在城里小学任教，其余的都得到乡下学校教书。

一开始就有人劝他别这么干，会下不了台。他坚持要搞，后来考了。那些考得不好的领导家属们，纷纷找关系来找他，让他通融。他就躲起来。我大学放假回家，天天有人来找他。他每天一大早就架着梯子爬上天花板，然后让我们把楼梯移走，并嘱咐我们不论谁找，都说不在家。问去哪里了？就说不知道。

这事虽然深受大家的欢迎和支持，但他自己却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为了让芷江的教育能够搞上去，不惜自己冒风险。我很赞赏他的这种做法和胸怀，我对他说：爸爸，你如果因为这事丢了饭碗，我一定会养你一辈子。

最后他做了一点妥协，把不合格的领导家属们安排在近郊学校，但进城里学校必须要考得好。

七

八十年初，他被抽去搞了一年农村工作队。当时是每个工作队员负责一个生产队。他负责的是禾梨坳公社的一个很穷的生产队。

禾梨坳是大山区，穷山恶水。因为山高水冷，世世代代都是种一季水稻，芷江人叫中稻。但后来政府在平原地区推广双季稻，取得一些成绩，就盲目推广到所有地区，必须都种双季稻。把种不种双季稻上升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但在高寒山区推广双季稻不但受到农民的抵制，强行推广的结果也非常差。因为高寒山区没有足够长的日照时间，晚稻基本上刚刚灌浆，气温就低到水稻不能正常生长了，甚至打霜了，结果基本上都是颗粒无收。而早稻种的也是生长期短的品种，远不如生长期长的一季稻品种产量高。把本来贫困的地方搞的更加贫困了。但上面领导并不因为业绩不好而改变观点，还是强迫下面种双季稻，于是年复一年的恶性循环。

爸爸出生在一个农民家，读书期间，农忙时还回家帮忙，知道应该怎么种水稻。我原本并不知道他在禾梨坳怎么做的，那年他结束了工作队工作回家过年时，一个他工作的生产队的农民，找到我们家，带了一些土特产，说代表大家感谢他。因为这一年，他们生产队获得了大丰收，大家有饭吃了，要谢谢他的帮助。

后来我又读到了一个青年工作队员给他写的信，才知道他的生产队是全县唯一一个有工作队员而且增产的生产队，但却没有被评上优秀工作队员，他认为不公平，写信来表达他的敬意。原来，他在禾犁坳，让农民在山上种都种一季稻，只在山下路边种上双季稻。就这么一个小变化，让生产队大幅增产。但当时有人举报他没有在山上种双季稻，犯了路线错误。上面还专门派人来查，刚好那天山洪爆发，路都被冲坏了，检查的人上不了山，只好回去了。

本来要把他当成反面典型通报批评的，但因为他增产了，而且是唯一一个增产的。加上他资格最老，批评他有点棘手。于是就不批评，但也不评优秀，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农民感谢他，正直的工作队员佩服他。而他也不在乎评不评优秀，只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农民就行。

八，

我来美国后，有时打电话回家，爸爸一般不接，偶尔接了，也是说不了两句就喊妈妈，“罗维的电话！”，然后交给妈妈。最后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几乎都说：“没有”。

他一直都很开朗，对生死看得很开，除了低血压没有什么毛病。奶奶又活到99，所以我们认为他会活到奶奶那个岁数。但近年来他衰老得比较快，背越来越驼，路越走越慢。前年夏天他突然不行了，动究抽搐，以为要不行了。我打电话回去时，妈妈问他有话说吗，他一反常态接过电话对我说：“罗维，我都90岁了”（他算虚岁）。感觉到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想和亲人讲话。后来医生发现他脑腔里有血块压迫大脑，去除血块后，抽搐的情况有了好转。去年我回家看他，走的时候，握住他的手，感到他在用力抓紧我。今年五月回去，他已经不认识人了，但看见我还是很高兴的样子。他总是在那里战战巍巍地走动，像努力在争取什么。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是一个正直，坦荡，热爱生活的人。坚持实事求是，客观看问题，不媚上，不欺下，为了正确的理念，不怕担风险。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为社会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活得问心无愧。

我为有这样一个爸爸而自豪。

乐维

2015年8月4日于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