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妇人：艾伟德 Gladys Aylward

于中旻

“转载自 翼报 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a=20100901”

她，不仅住在华人中，还服事华人，最低下的华人，並且还入了中国籍。
北方有俗语说：“车船店腳牙，无罪也该杀。”是说到受卑视的行业：其中“店”是开客栈的；“腳”是行腳的，就是运输业者。这位远道从英国来中国的宣教士，居然开起客店，而且专招待行腳的骡伕。
她是艾伟德，曾在山西开设“八福客栈”。

艾伟德 Gladys Aylward, 1902-1970

艾伟德（Gladys Aylward, 1902-1970）於1902年二月二十四日，生在伦敦北郊。父亲是一名邮差。因为家境清寒，给富贵人家作伺候客人的侍女。在十八岁的时候，悔改重生，极想服事主，到中国传福音；她申请参加內地会，因缺乏正式教育而被拒绝。
艾伟德仍然不气馁，決心积蓄足夠的钱，自费前往中国。
那时，有人介绍她去看顾退休的宣教士夫妇，艾伟德欣然接受。在同那双老夫妇的交谈中，得到许多实际的知识。他们以为她不应该把青年岁月，浪费在这里。刚好有人告诉她，伦敦的扬何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夫妇，需要一名司客侍女。那家住在高贵住宅区 Belgrave Square，工资自然较高，更重要的是扬何斯本家中有许多珍贵的藏书，他自己是个颇有名的作家，写过不少有关东方的书，如果能夠借阅，可以增进她对东方的知识，作宣教士的准备。
艾伟德虽然学识不高，但她有语言天才，学得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语，而且懂得应对和礼仪，颇得主人信任器重。她到假期时，就去外面再兼作別家宴会帮工，以求在最短时间內，积聚最多的钱财，完成她到中国宣教的異象。
1930年初，在卫理公会的聚会中，她听人说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已经七十三岁了，卻欲退而不能休，因为她到处寻找，竟沒有人肯去帮助她。
艾伟德说：“那人是我！”
她立即写信去，表明自己愿意去。
艾伟德在等候回信中，就先去探听旅行的方法，知道如果直接坐船到天津，是最好的路线，但费用要贵，超过她能夠负担；最经济的方法，是乘橫越西伯利亚的铁路，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船到天津，去到工场，费用会省一半。
漫长的等待。几个月后，回信来了。珍妮欢迎她去；並告诉她，只要到天津，写信去，会有人去接她到珍妮所住的地方—那是在遙远的乡下。
1930年十月十八日，艾伟德带着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是她的衣物，另一个是简单的食物，和路上煮食的酒精炉。多孤单的行程！不是豪华的旅遊，沒有富贵的亲友相送，她身边只有二英镑和几枚铜币。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兰（Violet），送她从港口乘船到荷兰海牙，转铁路往俄国。
艾伟德把自己交托主。她乘的是三等火车，沒有一个相识的人，沒有懂英语的人可以交谈，只一路祷告。有一天夜里，火车停了下来，不再往前走。那地方是奇塔（Chita），西伯利亚草原的大旷野中，一个荒涼的镇，到处是军人，还听到稀疏的枪声。艾伟德只得在车站的寒风中，裹着毯子过夜。反复交涉，才得转火车去海参崴。在那里，一名俄国官员想姦污她。艾伟德抗拒。那官员离开她去了。
艾伟德登上一艘日本商船，求船长免费载她去神戶。从那里，乘船到了天津。
在天津，找到了差会办事处。问起珍妮劳生，那里的宣教士搖头说：“珍妮独来独往，在山西行蹤无定。写信给她，不知何年月日才有回音；你不如等在这里，有适当可靠的人来，带你直接去那里。”
在等待中，艾伟德出去遊览，找机会学些中国话。她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是有许多的牆：长城的牆，城镇都有牆，家家戶戶有院牆。怎样才可以打开这些围牆，进到中国人的心里？
有一个姓路的基督徒商人，要到山西，可以带艾伟德去到那里。

艾伟德的画像

於是，长途跋涉开始了。火车，转乘长途汽车，到泽州，內地会的宣教站。在那里，有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司米德夫人（Mrs. Stanley Smith）接待她：她是个寡妇，丈夫是“剑桥七子”之一，是那一代硕果仅存的资深宣教士。司米德夫人对她非常体贴爱护，简要的告诉她，山西的状況。司米德也告诉她，西式的装束在此已不适宜，帮她预备了高领的中国旗袍。休息几天之后，艾伟德坐上骡车，经过两天的路程，终於到了阳城。
珍妮．劳生住在城门外，骡队往来的大道上。艾伟德发现，那是一座大房子，有个大院，堆着两大堆脏乱的物件。珍妮说，那是她新租下的房子，因为说是“鬼屋”，沒人敢住，所以租价特別低廉，每年只一英镑。工人正在那里进行清扫修建，只有一个房间算得整洁可住。整理清洁是艾伟德的特长。她辛勤工作，不几天，就把全屋子整理得一尘不染。
珍妮在中国已经超过五十年，浓重的苏格兰口音，有时候不知不觉搀杂着中国话，性情也有些怪癖。
艾伟德问：“这是你的宣道所？”
“也许是，也许不是。”
这样一座大房子作甚用？
二人想到可以开一间客栈，接待往来的骡伕住宿，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的行腳，是福音的媒介，把好信息传遍各处。他们的廚子老杨，可以负责供应饮食。
珍妮说：“我已经想好了名字，叫‘八福客栈’。”
但只缺少一件：沒有客人住宿。当地的人，看到他们就喊“洋鬼子！”怎肯来与鬼同住！
客人哪里来？珍妮想出方法：让艾伟德去门口，看到经过的骡队，就拦住勉強拉他们进来。
起初，这使艾伟德有些难堪；骡伕们也不甘愿。但看到设备清洁，饮食可口，而且收费便宜。晚间，老杨还说圣经故事给他们听；不过，他说的常与圣经不同，会加上“挪亚洁淨圣殿”之类。他们也不知道，只是以为有趣。骡伕们欢喜住宿，並告诉別人来住。这样，不久就常常客满，骡棚也槽头满了。
不过，珍妮劳生的精神健康愈来愈差。她多年孤单工作，经历过义和团和毓贤的迫害，屠杀，所受刺激，给她留下心灵的伤痕太深。终於有一天，使气外出，意外受伤死亡。艾伟德来了还只一年多。
幸好老杨继续留下工作，客栈营业照常。管理的担子，落在艾伟德身上。这反而给她机会练习，中国话进步很快。她渐渐能夠传福音，领人信主。司米德夫人从泽州差一名中国信徒来帮助，並供给他的工资。

老杨忽然对艾伟德说：“也许，你该去拜访本地的道尹大人，表示尊敬。”以后，他连续催了几次。艾伟德抽不出时间，而且她也不以为有必要。
有一天，道尹忽然来到八福客栈。谈话中，他提出中国在推行“天足运动”，政府明令要妇女放腳，就是解放妇女的缠腳，並挨戶检查，以改正多年的旧风气。艾伟德当然是最好的人选。她还可以示范天足的好处。他应许派两名卫兵保护，发给薪水，还供给骡子作交通工具；按时直接向他提出报告。
中国老百姓怕官。老杨很欢喜，因这工作有些官的气派，能夠受人尊敬。艾伟德经过考虑，感谢神给她这特別的机会，就接受了，附带条件是不能限制她讲福音。
这样，艾伟德能夠周遊各村庄，镇市，进入人家，自由有效的见证耶稣。有些人信了主。
那时，监狱发生暴动，典狱官派人来找艾伟德，看她能不能以神的能力，解決问题。艾伟德不能推卻，看到监狱中的紧张形势；她叫出那暴动的领袖，要他交出武器，並保证不加究罪。这样，和平解決了问题，也领了囚犯信主。
有一天，走在街道上，看见路边有个妇人，坐在地上，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女孩子，讨价两个银元。艾伟德沒有两块钱，把仅有的九角钱给了她，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八福客栈，就叫她“九毛”，学名“美恩”。用爱心和祷告，那女孩复原了。
美恩看见门口有个可怜八岁的孩子，以为自己和艾伟德少吃一些，就夠养活他；艾伟德同情，也领养了他，起名“少少”。
艾伟德收养的第三个孤儿，取名“宝宝”。另一个八岁的女孩是“兰香”。
1936年，Gladys Aylward 归化为中国籍，成为艾伟德，中国人，不再是“洋鬼子”。卻正赶上共赴国难！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正式开始侵华战爭。
次年，战爭也临到了僻远的阳城。一个炸弹炸中了八福客栈。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失去知觉，醒转时，发现只受了点轻微外伤。
艾伟德和她的孤儿们，並几名基督徒，疏散到山地的北柴庄。居民指给她一个窯洞，用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艾伟德帮助伤患，竟成了唯一的“医院”。等日军离去后，她和难民们又再回到阳城。
意外的，有一天，道尹大人请艾伟德赴宴。他让艾伟德坐在首位，当着同席的人宣告说：“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个基督徒。”
艾伟德恭喜他，作了这关乎永恆的決定。

1939年二月，艾伟德听说日军已经放棄泽州，回到城市据点过冬。她记掛着內地会的同工，到泽州去看望他们。
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David & Jean Davis）夫妇在那里的宣教站继续工作。他们是英国人，宣称保持中立，得以平安。相见甚为欢喜。
有一夜，酒醉的日本兵，进入宣教站，在那里狂喊乱叫。艾伟德去同他们交涉，被一名兵用枪把打在头上，昏倒在地。醒来的时候，看到戴维斯在旁照应她，並沒有多大伤害。
后来，有两名年长的宣教士要回国，请戴维斯送他们到煙台等船。他嘱咐艾伟德代为看守，说明差会的政策严守中立。
几天后，中国军队要来借住，艾伟德以中立为由拒绝。率领的人是林南上校，一名情报军官。他谈吐文雅有礼，同艾伟德谈论善恶的问题，指日本军队是恶的，应该助善拒恶，並说中国的防卫战爭是“义战”。
艾伟德同他谈论，有时二人在泽州城中的街道上同行。
有一次，到山地去。艾伟德遇到了传奇性的游击队英雄雷将军（General Ley），深入內地，难得见到个欧洲人，而这人竟然原是天主教的神甫，而成为抗日游击英雄。
当在泽州的时候，时代（Time）杂誌的记者，访问艾伟德。时代的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 1898-1967），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极为同情中国政府。艾伟德说：她代表的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她恨恶日军的暴行，也不能缄默不言。当然，她是中国人，也把所知道的日军行蹤，报告中国方面。
在泽州，有二百名孤儿。1940年初，她的助理晉本光，带领一百名孤儿去了西安。现在，经过戴维斯同意，照艾伟德的建议，将剩下的一百名孤儿，迁往阳城山区。艾维德则暂时留在泽州，帮助照顾宣教站的约一千名难民。
几天后，消息传来，进行春季扫荡的日军，迫近泽州，只有一天的路程。来报告的人，手上还拿着一张告示，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她仓皇逃回阳城。日军飞机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仿佛被猛打了一拳，后来发现是受了枪伤。
艾伟德決定要去西安。行前去向新作基督徒的道尹告別。道尹关心的告诉她，路上要有足夠的口粮。艾伟德说：她预备带一百名孤儿同去！
“啊呀！那要攀山越岭，要渡过黃河…”
“但我不能不走。”
他所能夠作的，只是派几个人，扛几袋小米，送她一程；但只能到黃河为止。“以后，我只有为你祷告了。”
“我也为你祷告。”
同行约一百孤儿，最大是一名解放的婢女素兰，还有艾伟德自己收养的美恩和兰香，少少，宝宝和两名男孩子；最小的一个只四岁。
美恩问说：“要走几天？”
艾伟德回答：“骡队走五天。”那是说，他们走大路，也走得快得多。她一直笑着，但心里说：“这简直是疯狂。”既上了路，她从未走过的山路，只有仰望主的怜悯。
时间过去，艰难的山路沒有尽头。孩子们的鞋破了，腳磨肿了，衣服脏破，像一群小叫化子。仍然前进，缓慢的前进。
疲倦，行进越来越慢。除了他们一队人之外，再沒有別的旅人。一天，遇到了几十名军队，给孩子们一些食物，使他们欢喜了好久。
十二天过去了。
前面走的孩子，欢呼说：“黃河！”
从高处望见那蜿蜒的河水，使他们忘卻疲劳。想到要坐火车了，使他们倍加快乐。艾伟德谢过伴送他们的人，看他们回去。自己率领孩子们，向河边走去。
黃河的水波浪滾滾，但沒有渡船。只有等，挨着饿等。前无去路，是很可怜的事。连艾伟德也有些灰心了。
第四天，来了几名士兵。他们观察这些小难民，已经有好几天了。看到不像有危险，才来帮助。取出一面镜子，在阳光下向对岸闪照了几下；对面也有回应。不久，渡船来了。他们分三次渡过了黃河。现在已经脫离险地。
再走了两天，到了米脂，孩子们第一次搭上火车，都十分兴奋。有时，火车停下来，让他们去难民救济站吃饭。到了中条山脈的一个小村，火车不能再前进了，因为桥梁被炸毀；只有攀越崤山的小径，才可以到潼关；只是那条山径，连乡民都沒走过。
艾伟德带着孩子们，一步步的往前挨。到一个山村，再问往前的道路。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在不可知中走向不可知。艾伟德真想在路边躺下，任什么都不管了。在无可奈何之下，她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哭。哭过了，还得往前走。唯一的希望，是神的怜悯。在似乎绝望之中，路到尽头，一个下坡，竟然就是潼关！原来沒有地图走路，有这样意外惊喜的好处。
现在有铁路，又一个难处是，卻沒有客运火车。幸而有运煤货车。他们爬上煤堆，乘过了一段，才转搭客车，终於到了西安古城。一个沒有边界的大城。但他们还要从那里去扶风。
所有的孩子们，一个都沒有短缺。艾伟德感到松弛下来。感谢主。
在扶风附近的兴平，有个妇人说：“你看来病很不轻。”
艾伟德说：“近来不少人这样说。”

艾伟德醒来了。
看到身边有个穿白衣的女子，她问：“我在哪里？你是谁？”
女子沒有回答她的问题，只说：“你现在终於清醒了。”忽然就不见了。
来了另一个男人，俯身用英语对她说：“你现在好了。我是西安浸会医院的主任医生。你发高烧，营养不良，伤寒，加上肺炎。过度疲劳。还有一颗子弹穿过你的肩头，幸而不深。现在你会活下去了。”
“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
医生以为她的呓语又来了，喊护士拿镇定剂来。

艾伟德对过去约一年的记忆，仿佛一片空白。她能夠活下去，是一件神蹟。她大概在兴平工作了几个月，才倒下去。是新到的特效药磺胺辟定（sulphapyridine），助她脫险复原。在医院里又过了几个月。1941年底出院。
1942年初，艾伟德又在郿县的难民营工作；那里距扶风和西安不远，靠近她的孩子们。
次年，林南上校又找到了艾伟德。但艾伟德对他的情愫已经改变了：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不能嫁给他。他们仍然是朋友。一段情缘过去了。
1944和1945年，艾伟德在兰州和四川的成都，在贫穷人和痲疯病人中传福音。她曾往喜马拉雅山麓去，那里的隐修者，竟然预先知道她要来，准备接待，也准备了心接受福音。成都的一个教会，给他教堂后面的一间屋子住，算是受薪的女传道，也教青年人英文。
美国人战胜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艾伟德（右）在上海重遇美恩（左），喜见美恩的儿子（中）

1948年，国民政府快垮了。艾伟德也快垮了。司陶卫医生（Dr. Olin Stockwell）劝她回英国去休养，並探望父母。她离家已经十七年了。因为艾伟德一文不名，司陶卫为她筹措路费。只是她已经不是回家了；因为她是中国籍，不是回国，而成了出国，要去上海申请签证。在那里，她意外的找到了美恩；发现美恩已长成，结婚生子，艾伟德竟然作了“祖母”。
1949年春，艾伟德到了英国。经过战乱，她的父母和兄姐都还在，重逢自然快乐。但她为多难的中国忧伤，为他死去的孩子们忧伤。她的心爱中国；在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说出中国话。

The Small Woman 一书的封面

不久，有个新闻记者莱得梧（Hugh Redwood）特写艾伟德在中国的故事。英国广播电台 BBC 的柏格斯（Alan Burgess）读了，来访问她，请了一个名演员，作连续广播剧播出。艾伟德成了家喻戶晓的英雄。但她不喜欢那些称誉。她常受邀讲演。柏格斯又把她的故事写成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书由 Evan Brothers 出版。
1957年，五十六岁的艾伟德，预备再出发往香港工作。二十世纪福斯（20th Century Fox）要同她签约，把她的故事拍成电影。“竟然有这种傻子，把好好的钱，用来作小小使女的故事…”她想，只要是传福音就好。轻易的签了约。后来，她才知道，电影公司既不是傻子，也无意於传福音；而她，艾伟德，才是只知传福音的傻子。那部电影出品，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主角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 1915-1982），不是饰演艾伟德，而把艾伟德弄成英格丽；一部英雄美人的爱情故事：少不了林南同艾伟德的热吻；事实上，艾伟德终其一生，沒有和任何男人接过吻。本来的“八福客栈”，也不知如何变成了“六福客栈”（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这使艾伟德既羞惭，又厌恶，不愿提起。
到了香港，艾伟德发现进入中国大陆工作，已难以实现；只有流出的难民。她找到了从前收养的孤儿，已经作了传道人。她立即想到开办一个“希望会”的宣教团体。但她是中国人，居留签证申请被拒绝。唯一的道路，是到难民难官难兵难将充斥的另一片中国土地：台湾。
1959年，展望会（World Vision）邀请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听众惊奇的发现，她不是电影中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矮小苍老的小妇人！但她有机会传扬福音，帮助展望会的孤儿工作，那正是她所爱的。不少人为她在台湾的工作奉献。

1963年艾伟德访问英国Walker Street School，抱着一名中国孤儿，与校长在校门合照

艾伟德也受邀请到澳大利亚，纽西兰，又回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 BBC 的电视节目“This Is Your Life”播出她的真实故事。接着，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见她。伊莉莎白女王，邀艾伟德去白金汉宮，同她在花园里倾谈；她也不错过机会，请求女王帮助在台湾的孤儿们。
只是这一切努力，竟被她所信任的中国教棍，把几乎全部款项骗去！艾伟德再一次的受辱失望。除了神以外，还能夠信靠谁？她孤单，失望，觉得自己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
回到台湾，凯慈琳司密慈（Kathleen Langston-Smith）在那里等她。凯慈琳是英国一个邮政分局的局长，看到 BBC 的电视节目，受感动奉献来与艾伟德配搭同工，正好补足她不善管理的缺欠。感谢主。
1970年元旦，艾伟德觉得患了感冒。不过，她仍然去一个妇女聚会。回到孤儿院，她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医生诊断是流行感冒，转为肺炎。不久，艾伟德离开了世界，还不满六十八岁。中国人对不起她。她卻死在所爱的中国一角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