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报刊垄断的时代，那时候报刊不多，因此很是牛气，记者出去采访很受尊重，当然，那时候写稿要钱的事也很少，报刊以发行量为主要收入，很少为了五斗米向广告商折腰的。

我九十年代以后才从学校出来，没赶上这样的好时候，只赶上了一个尾巴。我毕业的时候，作为中文系的学生，能去报刊工作仍然还是很令人羡慕的。我就这样去了一家省级刊物，刊物是八十年代创刊的，我去那一年正好满十年，在业界拥有良好的口碑，稳定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刚开始我是被分在总编室工作的，所谓总编室，其实就是给编辑们打杂的，什么换发记者证啊，办理通讯员证啊，刻个编辑部的章啊，甚至杂志社全体同仁外出观光旅游，回来后也要我写个总结式的游记什么的。在我看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办公室助理的工作，我们与办公室唯一的不同就是人家可以调度单位的车辆使用，我们却没有这个权力。

我那时年轻，傻里傻气的，怀揣着当名编辑、名记者的高远志向，对这样的工作安排自然不是很满意。于是，我找了个机会出去采访了一个女刑警队长，晚上回家花了几个小时写出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第二天我拿去找记者部主任，主任看了一眼，说你放这儿吧。过了两日，我记得是一个冬日的下午，记者部主任和我谈了一次话，他首先问我，你写这篇文章花了多长时间？我说一个晚上吧。他点点头，接着说，这篇文章不能采用，因为通讯报道不是这个写法，你写的像是一个模范党员，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但是，我从这篇文章看出来了，第一，你的文字功底很好，基础不错，这很重要，相比较于学新闻的，我们更愿意要中文系的学生，就是因为学中文的更有潜力，文字功底更扎实；第二，事业心很重要，有热爱才有动力，看得出来你有事业心；第三，干这一行灵气很重要，有的人努力了一辈子也不行，就是因为缺乏灵气，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你的文章还是有灵气的。哎呀，对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他的这些话真是太重要了，很多年过去了，我忘记了很多事，忘记了很多人说过的很多话，却从没有忘记他说过的这些鼓励的话语。

早先我已听说过，记者部主任并非科班出身，那个年代，上山下乡，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培训，他完全是自学成才的。他的父亲是省文联主席，也是个作家，也许是家学渊源吧，反正他成长得很快，听说刚进杂志社时连语句都不通呢，但由于非常刻苦，很快写的文章就小有名气了。到我进杂志社的时候，他已经是社里的顶梁柱了，写过很多知名的深度报道，在一次跟省电视台合作的过程中，被电视台台长相中，要挖他过去，杂志社的总编辑不愿他离开，正在竭力挽留他。而那时，他也正处在去还是留的彷徨中。

那个冬日的下午，我不知深浅地追问了他去留的事，他也许是太苦闷了，讲了很多。电视台呢，不用问，出名的机会更多，是人人向往的好地方；可是他是在这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对杂志情谊深厚，关键是，他渴望进一步扩大杂志的影响力，把杂志办成中国一流的期刊，这是他的梦想，而且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实现这样的梦想，对此，他踌躇满志。他还谈到他是怎样地爱着这份工作，每次接到好的报道线索，他都激动不已，血脉偾张。他写过很多有反响的文章，其中有些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中是打擦边球的，不过他把握得很好，既获得了读者的认可，也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按他的说法，一本杂志不可能篇篇都是精华，只要有一两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就把整本杂志都带起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别人讲如何办刊物，在这之前，我只想要写好文章，可从没想过怎样办杂志呀。

这次谈话后，大概又过了三四个月，记者部主任终于还是走了，电视台给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没道理不走，只是走的时候好像不怎么开心。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听说他后来在电视台也干得风生水起，所做的几个大的电视报道甚至影响到了省长的决策。他走后没多久，我如愿进入记者部，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开始了我的采访生涯。说实在，记者工作是蛮有意思的，甚至是浪漫的，那些年我跑了很多地方，见识了很多人，采访的人有律师，有作家，有检察官，有下岗工人，有女保镖，甚至有吸毒犯，有杀人犯，五花八门的，终于体会到了那种激动不已，血脉偾张的感觉，那种感觉当然是来自对那份工作的热爱。部里的记者们都很拼，主任虽然走了，但做中国一流期刊的梦想还在，大家每天琢磨的都是如何找到重头稿件的报道线索，如何进行深度报道。我的稿子也开始写得有模有样了，有几次还被全国有名的文摘报转载了。

日子每天都是新的，我发现干记者这一行因为见得人多，对思考人生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一次出差，和一位从某地检察院来的大姐住在同一个房间。闲聊中，得知这位大姐有一个女儿，正在上中学，扬琴弹得不错。我问大姐，你让女儿学琴是不是希望她将来在音乐上有所发展？大姐回答，不是。那可是为了彰显她的多才多艺，增加女孩子的优雅气质？大姐回答，也不是。那是为了什么？只听大姐娓娓道来，人的一生不容易，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境，特别是女孩子，遇到不顺心的事容易郁结于心，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陷入困境，弹琴可以让她抒怀，让她排解郁闷，让她有一个发泄的渠道和寄情的东西。这位大姐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当我在异国他乡遭遇挫折的时候，更深地体会到了音乐带给人们的美好和抚慰心灵的作用真的不是言语文字所能够表达的。

书归正传，说起当记者这一行，那也真的是蛮辛苦的，到处奔波，熬夜写稿，吃饭不能按时按点，我那几年胃都搞得不大好了。有一次在外地采访，住在一家小旅馆中，突然发烧，病得很厉害，没办法，在眼冒金星的情况下，自己一个人强撑着上街买了退烧药。这样的时候太多了，好在那时年轻，得点小病不算什么，采访所带来的快乐抹去了奔波劳累所带来的疲乏和病痛。

几年后，杂志社改革，采编合一，我进入编辑部又开始了我的编辑生涯。与记者工作不同，编辑对细节的要求比较高，比如不能出错别字，差错率要控制在千分之几内。记得有一次，文章中有个大人物的名字出错，我没有校对出来，结果出刊后被一个读者发现，打电话到编辑部，我当然是被点名批评了。这个教训很深刻，没有办法，校对工作只能是认真认真再认真，慢慢的，你就能看出那些细微之处的错误了，这个真还就得需要时间磨，这也是记者工作和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当记者时，你按时交稿，不用管什么错别字的问题，反正有编辑修改和校对错别字。当编辑，校对错别字那是基本功，不然一本杂志，到处都是错别字，还何谈杂志的质量，何谈办一本优秀期刊，一流期刊？

也正因为做了编辑，我才知道作者是多么重要，自由来稿的质量大都不好，每个编辑都要培养自己的骨干作者，那些年，天南地北地找优秀的作者，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与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迎来送往那是必须的。以至于到现在我要是看到文章写得好的人，还总是想把他“纳入麾下”，这可能也算是一种职业病吧。

时光荏苒，转眼杂志也快创刊二十年了，那时，杂志社内部的人事矛盾开始突显，人员变得怠惰。为避免卷入人事纷争，我选择了去学校充电。在清华园，和一群来自首都各大媒体的人成了同学。在那里，我第一次听李希光老师的课就被吸引住了，李希光原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曾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当过访问记者，后应清华传播学院之邀来讲新闻写作课程，他可以说是对传统的新闻写作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提出要写故事化的新闻，这和中国传统的官样新闻是完全不同的，以至于我的一些来自大媒体的同学居然在新闻写作考试中不及格，让那些才子才女们大跌眼镜。我特别喜欢听李希光的课，特别是他给本科生开的课，非常的生动活泼有趣儿。每次都有慕名而来的旁听者，那些旁听者中有些是不远千里坐火车来的，当然大多数都是媒体从业人员，教室后面站的人乌压压的，到后来连过道也站满了人，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李希光每次上课前都要清点一下人数，有时候只好谢绝一些旁听者了。

在清华，我第一次接触到新媒体课程，老师是从美国回来的博士，讲的那些理论在我看来都很高深，现在都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的考试是做网页，哎呀，让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完成。倒是崔保国教授的传播学课程，最后让做的是案例分析，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分析广播电视，也可以分析报纸杂志。我选了《南风窗》杂志，这当然是因为《南风窗》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时政类杂志，和我们的办刊方向有近似之处。

这篇案例分析后来好像是被收录到某个大众传播学的教程里了，看到它，就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想起那个和记者部主任谈话的下午，想起他鼓励的话语，想起在杂志社成长的点点滴滴，想起要做中国一流刊物的梦想，想起为此付出的许许多多的努力，想起在清华园内读书的那个飘雪的冬日，从教室的窗口望出去，校园里苍松翠柏，银装素裹，静谧而美丽，庄严而大气……

后来的命运让我离梦想渐行渐远。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内杂志业的状况究竟怎样已经不清楚了。只是偶尔有个还在期刊供职的朋友会告诉我一些情况，说是越来越不景气了，她供职的那家杂志社原本还是国内行业内的大刊，发行量巨大，但现在说也每况愈下了，杂志社的人都在各自寻找着自己未来的出路，难道说由于新媒体的冲击，曾经辉煌的传统媒体已经式微了吗？哦，期刊，你的风采是否还能浪漫依然呢？

呵呵，本来想写个编者按，没成想写成了这么一篇啰啰嗦嗦的长文章，算了，也算是一种对过往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