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和安娥

  田汉（1898年3月－1968年12月）谁都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他是湖南长沙人，是中国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在1927年国民党发动的“四一二事变”之后，曾短期在中国国民党总政治部宣传处工作，负责电影戏剧方面事务。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经瞿秋白主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时被国民政府拘捕。他1937年作《四季歌》、《天涯歌女》歌词。1941年在大后方桂林组建新中国剧社。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田汉被迫害，于1968年去世。他死后，只有儿子田大畏被告知。有军方人士对他宣布“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他连骨灰都不敢取回，其他亲友均不知情。

  1970年中国大陆大规模批斗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因此，他在1975年被以“组织”的名义宣布为“叛徒”，并被“永远开除党籍”。

  1979年田汉得到“平反”。

  田汉是现代戏剧运动的开创人，和戏剧改革的先驱者。在他的戏剧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达到了统一，洋溢著浓郁的诗意，充满着丰富的戏剧性，又善于捕捉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感情变化。话剧代表作有《咖啡店的一夜》、《名优之死》、《月光曲》、《乱钟》等。

  田汉一生从事于文艺事业，创作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其中《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后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话剧作品还有《获虎之夜》、《回春之曲》、《丽人行》、《关汉卿》、《文成公主》及改编戏曲剧本《武则天》、《江汉渔歌》、《白蛇传》、《金鳞记》、《西厢记》、《谢瑶环》等。《关汉卿》代表田汉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在介绍田汉的婚姻中，我们发现他曾四次结婚，先后的妻子是易漱瑜（1920年－1925年，病逝）、黄大琳（1927年－1929年，离异）、林维中（1931年－1946年，离异）和安娥（1938年－1968年）。其中他和林和安的婚姻关系在一段时间内还是重叠的。看看有关资料是如何说的吧。

  田汉的第一任妻子易漱瑜是青梅竹马，可结婚3年后早逝。对亡妻的思念，让他写出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悼妻诗，而林维中就是被感动中的一个。

  林维中因不满家庭的包办婚姻，只身逃到了南洋读书。在那里，她读到了国内书刊《南国诗刊》。从书上，她认识了田汉的诗，被田汉的深情所打动，那一首首情深意切悼念亡妻的诗，诗里思念和哀伤，一次次地打动着身在异乡的林维中。

  林维中提笔第一次写了一封信给田汉，信中说：她愿意替他照顾他的母亲和孩子。陌生的女子的来信也同样感动了有丧妻之痛的田汉，这不能不让他动容，他马上回信并附上自己的照片。林维中在回信也附上了自己的照片，此后他们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鸿雁传书，虽然他们的情感日渐加深，但田汉却遵从亡妻的遗愿，在1927年2月，娶了易漱瑜的同学黄大琳为妻。（现在的人们会对田汉的行为意外，但编者一时找不到相关资料来解释此事。——编者）

  田汉再婚后的第二年，林维中利用暑假从南洋来到上海，在上海码头他们第一次相见，二人感觉都很好，不久陷入热恋。1929年底，田汉在报纸上发表一份友好离婚声明，同黄大琳分手。一年后，他与林维中结婚。

  其实在田汉与林维中结婚前，与《渔光曲》的词曲作者安娥产生感情并同居，只是因为和林维中有约在先，他便与林维中结了婚。那时安娥已经怀有田汉的孩子。怎么这么乱乎？那先说说安娥吧。她可是位才女，同时是中共党员。

  安娥（1905－1976），原名张式沅，在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时化名张瑛。1905年10月11日，安娥出生在原获鹿县范谭村（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在兄弟姊妹中，安娥排行第八。父亲张良弼，是清末民初教育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保定任直隶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长。应该说，是他给了安娥文学和思想上的启蒙。

  安娥天资聪慧，18岁考入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1925年，安娥参加了由该校共产党员邓鹤皋领导的学生罢课运动，赶走校长郑锦。12月间加入共产党。其时，安娥20岁。

  安娥的行为，对于整个家族来说，无疑被视为悖逆。尤其是母亲，她不能眼看着安娥因为闹革命而坐牢或是被杀头。阴历十一月的一天，安娥被守在传达室的母亲“捉住”，过了几天就被带回保定，不许她离家。后安娥看报纸时知道，“三一八执政府门前惨案，学生死亡二十余人”。她极为悲愤，遂从家中逃走。

  1926年，安娥被党组织派往大连从事宣传和女工运动，年底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之后归国。安娥（当时叫张式沅）当初是嫁给入党介绍人邓鹤皋的，后被派到莫斯科学习，曾在格别乌（克格勃前身）工作，因误传邓鹤皋牺牲，安娥又嫁给郑家康，跟着又离异。

  回国后安娥去了上海，年仅24岁的她开始在中共中央特科陈赓同志领导下工作，接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去当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同时也为中共工作）的秘书，利用这个有利位置，将重要情报直接呈交给中共特科陈赓同志。此时的安娥在人们眼中是神秘的，她有时穿着蓝布大褂，住在亭子间里，生活似乎很艰苦；有时又衣着华贵，打扮得格外漂亮，几乎使熟识的朋友都认不出来。

  当时，中共正积极争取田汉，安娥作为党对他的联系人之一，参与到各项艺术活动中去，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苏联之友音乐组”、“大道剧社”等进步组织，并在这些左翼文艺活动中逐渐展示出自己的艺术天分和创作才华，除发表小说外，开始涉足戏剧创作和表演。在与田汉接触中，两人产生感情，遂同居。

  1929年一个冬日，提案汉和安娥初次会面，两人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南国社”时期，安娥协助田汉开展戏剧运动，并用笔名苏尼亚在《南国》月刊上发表小说《莫斯科》等作品。1930年秋，“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转入地下，隐居在江湾一带，不能公开露面，组织上安排安娥做他的联系人（大概在这个时候两人正式同居）。1930年夏，赞助过田汉“南国社”艺术事业、并同他保持了五年通讯恋爱关系的林维中，从南洋回来。田汉为守婚约，和林维中成亲。那时，安娥已经怀有田汉的孩子。此时安娥对也深深地爱着田汉的林维中说：“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和他结婚吧！”

  1931年8月田汉和安娥的儿子出生，并起名叫田大畏。安娥回了家乡。1933年，安娥把儿子交给她母亲抚养，自己又回到上海。安娥见到田汉就说“孩子已经死了”。

  1933年，因为领导人姚篷子被捕叛变，安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作曲家任光的介绍，安娥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两人合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两人迅速走到一起并结婚。1934年，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时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在影片中由任光谱曲、安娥作词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也随之传唱全国。

  任光（1900年11月－1941年1月），笔名前发，浙江嵊州人。他中学毕业后入上海震旦大学。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入里昂大学音乐系学习。1924年毕业后，受聘于安南亚佛音乐钢琴制造厂任经理。1927年回国后，参加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及歌曲作者协会。1928年，在上海法商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从事创作歌曲，并为电影、戏剧配乐。

  九一八事变后，他与聂耳、冼星海等一起发起组织剧联音乐小组和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4年，因创作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曲而成名。1937年，任光因创作《打回老家去》，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安娥即资助任光赴法国学习，并由此分手，但两人仍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1940年，任光与新四军女战士徐韧结婚。皖南事变中任光阵亡，他的妻子被俘，后遭杀害。此是后话。

  1937年11月，安娥撤离上海。她和田汉在船上不期而遇。这次再聚决定了两人的爱情命运。途中，安娥告诉田汉：“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田汉听后十分激动，他们俩遂走到一起。二人在武汉再度同居。当然，此时和此后田汉并没有同当时的妻子林维中离婚。他和林维中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1940年，安娥将田大畏接到重庆后，田大畏已经9岁，这才初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后来，安娥为了革命的文化事业四处奔走，田大畏就在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合川乡下办的育才学校读书。直到1946年，田汉才与妻子林维中离婚，后与安娥正式结婚。

  田汉和安娥同居后，1940年5月他们来到重庆。随后，林维中带着两个孩子赶来，形成闹剧。林维中多次在街上拦住田汉吵闹；由此田汉写了离婚信，要郭沫若转交给林，但郭怕闹出人命，私自把信扣下。田汉、安娥不得已避出重庆，1946年2月，应周恩来电召，田、安回重庆，林每晚必至安娥处骚扰。

  1946年4月22日，田汉与安娥出席 “抗战八年文艺检讨”座谈会。林维中在会场外的墙上和安娥的住处贴了许多传单，控诉田汉始乱终弃。田汉在答应一年内付给300万元“赡养费”后（不清楚当时这钱的实际价值），与林维中协议离婚。

  田汉与安娥正式结婚是在1949年后；所以说田汉和安娥在1938年结婚不确切。

  说起田汉的婚姻，他对林维中造成的感情伤害最大。1935年田汉入狱曾写了一首怀念安娥的诗：“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那首诗被林维中看到，林维中感叹十年的深情也留不住田汉游遗的心。

  田汉的后半生一直与安娥为伴，林维中也没有再嫁。1968年，田汉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终年70岁。1979年，田汉被平反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办了追悼会，此时安娥已经不在人世，林维中参加了追悼会。当她看到田汉的骨灰盒里仅存放着他生前用过的一枚图章、一支钢笔、一副眼镜、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一本剧本《关汉卿》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波涛的情感，放声大哭。1985年9月15日，林维中逝世，终年85岁。田汉与林维中的女儿曾经说：“我母亲，谁也不爱，不管多老，她就爱田汉一个。”

  1956年初秋，安娥应上海越剧院之邀，赴沪改编越剧，年底回京时，途中突发脑血栓中风而失语，从此半身不遂。

  对待病中的安娥，田汉给予了百般的呵护。他鼓励妻子不要放弃，他找来最好的医生为她精心治疗，他为她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为的就是让她能同社会保持信息联系：当她到外地疗养时，田汉拖着病体，给远方的妻子写信寄东西。同为作家，田汉十分理解妻子想要继续创作的愿望，为了使她不完全脱离文艺界，他无论到外地出差和创作、参观游览、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地带着她，在田汉同常香玉等艺术家的合影中，总能看到安娥灿烂的笑容。“文革”期间，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劳动锻炼”。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跋涉到市郊看望丈夫。这说明他俩还真是有感情。

  1976年8月，在田汉去世8年后，与重病抗争了二十载的安娥去世。

  有的资料中讲，田汉陷害过吴祖光，或许不确。1957年，“反右”运动中，田汉参与批判吴祖光，1956年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发表谈话，并无出格之处，可讲话稿发表后，被冠以《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吴极为惊讶，传说是田汉定的标题，但据当事人张颖、屠岸回忆，此标题出自周扬之手。

  吴祖光据此被定为“反革命右派”，吴祖光晚年撰文称，田汉当时也差点被划成“右派”，为了上岸，故意陷害别人。其实，田汉并无此意，1961年，田汉曾对宗白华忏悔道：“我后悔呀！我真后悔！悔不该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批斗自己的同志。1957年批判吴祖光的时候，我也相信那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呵呵，往事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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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田汉的几次婚姻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位夫子对个人生活的态度。1927年，田汉与黄大琳结婚，在给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他说：“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1928年，林维中偷偷回上海，田汉和她很快陷入热恋，约定1930年林结束南洋的学业后，再行结婚。但是，1929年田汉与黄大琳离婚后，又爱上安娥。田汉在给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曾这样描述自己：“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

  一次内山完造宴请日本作家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在座，田汉酒后兴奋，大谈与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当场离席，并对夏衍低声说：看来又要唱戏了。谷崎擅写虐恋，对田汉早期创作影响颇大，1927年田汉访日，谷崎曾带他宴游，据田汉说：“日饮道顿，夜宿抵园，在‘酒’与‘女人’中间我忘记了一切。”

  田汉一生率直，将不拘小节视为破除虚伪，他曾在戏剧中借人物之口说：“生活欲不旺盛，烦闷也不能深刻。”他还真是有些放荡不羁。

  我体会，中国自从被列强欺侮以来，知识分子阶层中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批判否定的心理，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我看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不仅仅是思想左倾，后来加入中共的知识分子反叛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当时整个年轻知识分子的人群中存在着的反叛思潮。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几十年间，你会发现当时的很多文人们是离经叛道的。他们对待个人生活的行为真一点也不逊于现在的年轻人。然而，中国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思想反叛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呢？他们在民众中的比例毕竟太小了，影响力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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