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出春天，广州开鲜花，上海很洋盘，成都生悠闲，北京产黄沙。这是另类“五城记”的人文地理标签。

　　经济学家凡·勃伦曾著《有闲阶级论》，成都人有闲，但是否“阶级”，我不敢妄下论断。不过窃以为，成都人用“你吃饱了”来问候你，你以为他关怀你，其实他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收拾你于无形。你以为悠闲，就滋生出文化，而文化里便会盛开文人，这逻辑仿佛
与女人一定可以怀孕一样不可辩驳，虽然必要但不一定充分。换言之，悠闲不是产文人的充分条件，因为悠闲往往产生的是懒散和麻将。

　　成都悠闲而不大产文人，这是值得遗憾的，但有几位也值得一说。人望很高的巴金，他作品的缺陷，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李健吾(刘西渭)的评论中就说得明明白白，而且至今为止，对巴金作品的评论，没有比他更中肯的了。倒是李喆人真是成都人的骄傲，郭沫若称他为中国的左拉，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明的评论，因为在我看来，左拉除了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表现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我控诉”外，他的小说并不算一流。而李喆人的《死水微澜》应该算得上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这还不算，他开“小雅”来发扬川菜美食，著文介绍，更重要的是他对成都民俗风情、人物地理的熟稔程度、眷爱之情溢于言表，与成都有一定瓜葛的作家中罕有其匹，以学者型作家配之，堪称实至名归。

　　本来我不该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撒气在文学体裁上，因为文学体裁本无好坏优劣之分。但有一种东西我历来都比较反感，那就是铺张扬厉、大话套话甚多的赋文。偏偏这种文学体裁，我们四川老乡最爱作，似乎也最会作，但再会作也比不上庾子山《哀江南赋》那样动人心魄的千古篇章。司马相如、扬雄的赋空洞无物，活该如扬雄批评别人时所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鬼才魏明伦写川剧之勇于创新，善于学习，才气横溢，除了赵熙的《情探》之外，少有人比，他邀我看过《中国公主杜兰朵》，的确不负鬼才之名。而“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虽有赋文之外形，实在是情性毕露之檄文，至今仍可作为杂文之典范。但魏明伦最近几年频繁所写之赋文，虽词彩丰赡，但已是有肉无骨。人一生难免没有“遵命文学”、应景文章，但把这种事情做得洋洋大观而不休，殊不可解。

　　同样写过赋文，流沙河就与魏明伦不一样。一是流沙河不写无病呻吟之赋；二是大人先人的邀请，一律说“不”；三是少而精。有一次我约其写一短文，他名之曰《退休赋》，述自己退休后怡然自得的心情，兼及对当今权贵世袭子弟的批评，有妙句如下：“更有老子整人儿子整钱一家实行两制。”有些思想上的守旧人士，一惯以革命者自诩，自然时常抨击现在社会太“右”，而其儿子却利用其权力人际网络大捞不义之财。这一家两制，真是妙绝，婊子要当，牌坊嘛自然是多多益善。退休后，流沙河蛰居家中，不事张扬，常著小文明事理，与二三好友论天地，正符合他曾经所作的对联“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细品之下，其味无穷。他所写的《锯齿啮痕录》至今仍是反思“文革”灾难岁月的翘楚之作，而《庄子现代版》，在我看来，是两千年的庄子研究中，真正探究出他精髓的人，尽管有些地方我并不同意。我不愿说他是四川文坛的泰山北斗，这种“超拔”令他反感。但我要说在四川境内，我看到的各式稀奇古怪的人很多，独他使我心折，尽管外界对他有许多谣传和误解。

　　至于说阿来，那是藏族人民的“特产”，虽然可以拿来美化成都，但只不过现在供职在成都而已；说到余杰，自然在故乡发芽，却是到北京开花，他的作品没有什么地域性；现在不常作文而时常捣鼓石雕的钟鸣，其随笔实在别出新裁，另开一路；新文学版本专家龚明德对新文学中那些大言玄玄的圣人之言，发起总攻，可见《新文学散札》；诗人翟永明早已有名，不劳我来费口舌，倒是作家洁尘的文字，真是灵幻天成，无论是谈画的《碎舞》，还是说电影的《华丽转身》，其感受之细腻独特，文字魔力尽显。

　　活得悲惨的人，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惊叹于成都“季冬树木苍”的河南人杜甫，至今仍有一座供人玩乐缅怀的杜甫草堂；夸张“九天开出一成都”的李白，得了一个“青莲巷”的街道命名，作为对他的奖励；将成都写了个遍的李喆人只有一个寒碜之“凌窠”，它僻处在成都的沙河堡，许多人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或许有人会批评成都人，对待文人的态度未免过于轻慢，其实在成都人看来，所有的人事，就像一句广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就是成都人记念文人的方式，大大咧咧的——不是死硬的塑像，而是活生生的口碑。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