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生一百周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生日。往事历历，夜不能眠，几次想打电话问候杨先生，又恐怕打扰老人平静的生活。思之再三，还是作文回忆往事以为纪念。 

   我的外祖父钱基厚（孙卿）与锺书父亲钱基博（子泉)为孪生兄弟。早年都居于无锡钱绳武堂。抗战爆发后，共同避居于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609号（今复兴中路573号）。钱锺书是我大表舅。钱瑗长我45天，是我的表姐。 

抗战期间，我随祖父母住在法租界，距外婆家极近，所上民立小学就在他们家对面不远，我几乎天天去外婆家。1945年，祖父失业卖了住房，我在外婆家住了一年。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 

在民立小学我与钱瑗同班。她八岁时已读过四大名著，并开始读英文小说，可谓家学渊源，自小受到极好的教育，她的文学基础是一般人无法比的。她总是像亲姐姐一样关心和帮助我。钱锺书夫妇也很喜欢我。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说：“赵辛楣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钱锺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楣，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楣的经历。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也

会说：‘赵辛楣，就是我。’”这很可能说的是我。 但我当时只有五六岁，一切尚未成型，怎么能成为一个留洋知识分子的原型呢？ 但这是钱瑗告诉我的。 

1996年12月，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钱瑗。她因为多年的疲累，一直比较黑瘦，有时脸色甚至发灰。这时，由于长期卧床静养，皮肤又恢复了儿时的白嫩。望着熟悉的面孔，想着几十年风风雨雨，百感交集，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对望片刻，她不无伤感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人告诉你了。《围城》中的赵辛楣是参照你和你爸爸虚构出来的。” 

《围城》热销热播以后，社会上掀起一股钱锺书热。而且一谈钱锺书必谈《围城》，它似乎成了钱锺书的代表作。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我告诉朋友们：《围城》之于钱锺书，犹如“光电效应”之于爱因斯坦，哪怕获得诺贝尔奖，也还是爱氏主要成就中价值最低的。“广义相对论”是爱因斯坦的最高成就。《管锥编》是钱锺书的最高学术成就。我曾在信中将这个观点告诉杨绛。读信以后，她在电话中说我的信写得很好，看来对此并无异议。 

《管锥编》出版以后，我父亲许景渊（翻译家，笔名劳陇）在第一时间得到签赠。他读后对我说：这是一本文化巨著，恐怕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读懂。对于《管锥编》，我不敢妄加评论，只能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真正的惊世之作。 

钱锺书不仅博览群书，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而且能用以观察人生和社会。1957年5月，外公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外公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在我家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锺书夫妇一言未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锺书先生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一个月后，“反右”开始，我家损失惨重，外公钱孙卿、父亲许景渊、二舅钱锺汉、三舅钱锺毅都被错划为“右派”。三外公钱子泉于1958年初病逝，未及戴上“右派”帽子。而身处“反右”漩涡文学研究所的钱锺书夫妇，却安然无恙。孔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知”，即“智”的古字。钱锺书先生其实是有若愚之大智的。

                             大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