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城记的文化记忆 |
| 送交者: 李欧梵 2001年12月10日19:54:05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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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香港人的信心危机似乎日益严重,甚至觉得上海已经- -或正在- -取代香港。为了安慰香港的人心,且让我先批评上海几句﹕- -浦东的建筑物大而无当,APEC会议的会址更是如此,为「全球化」的批评者提供了另一个证据﹕「硬体」的「接轨」并不足以代表中国可以和世界并驾齐驱﹔上海的都市建筑和失去了「世贸双楼」以后的纽约在文化意义上相差甚远。 - -虹桥机场(我还没有去过浦东机场)仍然杂乱无章,甚至无法和香港的旧启德机场相比。 - -上海的街道仍然在「开发中」,单车不时走上行人道﹔汽车疾驰不让人﹔而人过马路更对周围车辆视若无睹。当然无法和香港交通的秩序相提并论。 - -上海的「成功人士」和「白领阶级」,在文化消费上仍然摆脱不了暴发户的习气。而贫富两极化的现象可能比香港更严重。 - -上海的文化消费生活虽然显得日益多彩多姿,但文化资讯远远落在香港之后。上海的文化人虽时常上网,但外文报刊和港台刊物仍然很难看到- -甚至连我在衡山路的咖啡店见到台北的《中国时报》都会感到一阵意外的惊喜,更不必提《纽约时报》、《纽约客》,或《伦敦泰晤士报文艺副刊》(TLS)。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对于这些唾手可得的文化资讯,大部分人仍然不闻不问。 这一切都是浮光掠影的表面现象,当然微不足道。从表面看来,目前的上海都市文化尚没有到「世故」(sophisticated)的程度。世故须要涵养,而涵养须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作人如此﹔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老上海,在外观上似乎无法和今日的上海相比,但我认为它仍然较现在更「世故」,因为它涵盖了中西文化多年在上海互动后的成果,而这个历史上的文化资源仍然可以为今所用。所以,我每次到上海,都感受到一种文化气氛,它虽然未成型,但在街头巷尾随处有形迹可寻。散布在衡山路附近的几家餐馆和酒吧- -特别是翻修后的老房子- -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前世」的故事,而这一种历史的阴魂,在我眼中正代表了上海的魅力。即使经过多年沧桑,在革命和现代化的轮番摧残之下,仍然阴魂不散,令我迷。 我认为这才是上海对香港的最大挑战。香港的世故,完全奠基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表现于各种经济消费时尚和品味上,然而香港的历史却逐渐被这种消费生活所抹杀了。我在香港的餐馆、咖啡店和大酒店中感受不到在上海所感受的气氛,虽然其服务还是第一流的。香港的文化记忆,似乎在崭新的博物馆中也无法保存。我只能从西环的街市或赤柱的坟场中去找寻。香港的空间有限,寸土必争,似乎对于文物的保护也毫不在意。 最近有幸结识香港文物保护委员会的主席刘华森先生,对于他的义务努力,不胜钦佩。然而香港仍然制造不出上海的「新文化」- -这个以里弄为基本元素的空间设计,最近甚受各国游客- -包括俄国总统普京和法国大哲学家德里达- -的宠爱,当然也受部分上海本地人的讥讽,称之为「伪古典主义」。我为了好奇,特别去参观了两次,并和一位在该地任职的建筑学家倾谈,经她指点迷津之后,我感受更多。 「新天地」是由香港的一位商人投资、波士顿的一位名建筑师构思设计、新加坡的一家建筑公司参与建设,并与上海市的党政当局积极合作而完成的。这个计划本身似乎就代表了某种「全球化」的意义。但更引起我的兴趣的却是它对上海里弄文化记忆的处理。它不能算是文物保存,因为当年的里弄房屋几乎全被拆除,而拆除后重建的小广场和小天井,和原先的里弄格局也相差甚远﹔真正住过里弄房子的人,都说与原来的真实气氛大相径庭﹔原先的里弄是阴湿的、压抑的,这在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的第一章中有极精采的描述。但是这个「新天地」却是一个开放的游乐场(只不过常去游乐的人多属白领阶级或外国游客)﹔它有点像香港的兰桂坊,但比兰桂坊更有气氛。且不论这个略带怀旧的新建筑是真是伪,它毕竟制造了一个文化的想像,它也没有抹除历史- -中共「一大」的会址仍然保存,但被「边缘化」了。 为甚么香港不能重辟新天地﹖原因之一是香港没有发现足够的历史,而香港人似乎也不再回忆自己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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