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无的意境追求和禅宗ZT |
| 送交者: aa*^_^* 2002年04月18日19:14:20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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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国家,也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一个宏大庞杂的佛教被中国吞进去几千年,却化出了一个禅宗。禅宗是释迦牟尼心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结合,就是中国的佛教。禅宗从引庄说佛,到儒佛相争,最终三教合一的格局成为了中国哲学的基础,它不仅仅对中国的哲学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而是渗透到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宗教政治等等的各个方面,而做为一种传统的中国的思想根深蒂固的植根在中国民众的头脑中。 在七世纪的时候,禅宗的六祖慧能以一首很著名的偈子,战胜了众望所归的神秀成为了衣钵的唯一继承人。此偈云: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中涤荡着空和无的气息,为“非心非佛”,了无一物之意。众人皆以为万物为实“有”,而不知其“无”,未悟之人只知万物之“有”,而觉悟之人才知道万物之“无”。但是说万物既是“有”则错了,是片面的;但是说万物为“无”也一样片面,这样“无”成了没有了“有”的结果。“无”在佛家里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东西,只有认识到万物非无非有,才是真正的理解了佛家说的“无”,这在佛经里又被称为了“非非”。 早期在佛家里渗透了禅宗思想的僧肇在他的《肇论》中的《不真空论》说道:“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这为中国哲学的思想史和文学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万物既非有又非无,有与无同时存在,“无”超乎形象,因为本身就不是一物,所以不可谈“有”,又不可以在“有”的基础上谈“无”。 禅宗与玄学的联系,便是由“无”和“有”,“有为”和“无为”的关系作为沟通的纽带的。虽然表面上字眼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其实质上的内在的涵义则有递进的关系。慧能的禅学里面说的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核心说的就是一个“无”字,要人透过“无”字这一关,体认禅道,返见自我本性。慧能所说的“无念”不是“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不是“空心静坐,百无所思”。“无念”既是不住念,心不执着于一念,“无念”即是“无心”,由于其本无念于此,无心所系,因无心,所以不会有外物束缚其心,束缚与桎梏皆来自于有,但连这个目标都消散干净了,是一个“无”字,挂寄又向何处去?所以希运禅师说:“当下无心,便是本法”,只要是不住于一念,则“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砍柴担水无异于坐禅礼佛。沩山灵祐禅师讲“无心是道”,南泉普愿禅师讲“平常心是道”,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无心”既是“平常心”。在《豫章黄先生文集》中说禅是以“无念为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本来无一物,便无处可做停留,又无处不可做停留。 宋代对禅在士大夫之中滥觞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的苏轼在《东坡集》中一段话说得很是清楚明白:“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是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而其留意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而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画,岂不颠倒错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苏轼在这里指出了老子对“五音、五色”的全面否定的片面,而是站在禅宗的“于诸境上心不染”的更高的角度上去看待君子之好。刘备喜欢编草鞋,嵇康热衷于打铁,阮孚爱好蜡屐,三个人或者是雄才大略,或者是旷达之士,或者是清谈名家,这些无非是一些个人兴味的喜好,只是“寓意”而已,并非住心于物,如“过眼之云烟,百鸟之感耳”,来则欣然而受之,去则不复留贪念。慧能所说的“无念”并非是什么都不想,不做任何事,指的是不住于一物,心无所住,无心作事,不胶着迷恋于现实中的一事一物,无所执着,以故能安时处顺。苏轼还在他的《百步洪二首》中讲:“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窝。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弛如余何?”这正是与六祖慧能负薪于市时所听到的《金刚经》中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宗旨别无二意。开悟就是要“无心于事,无事于心”,做到“空诸所有”,而不是“实诸所无”的境地。但凡是佛经教理里面所说之心,并非是我们平常所说个人意识的思维之心,这与翻译佛经时词不敷用有关,佛法所谓的心,性,说的都是与宇宙同根,与万物一体的真如全体的妙心。在佛家认为宇宙的本源,万物的真谛原本就是不可言说的一个“无”字,非究其形态的话,也无非就是一个“空”字。 这种心无所住的的对世界的关照方式,使禅经由老庄跟玄学的殿堂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和更高的层次。艺术并不是理性思维,逻辑推理,而是建立在直观觉悟之上,既非完全的有意识,又非纯粹的无意识的行为。道家尚且云“无法之法,是为至法”,而到了佛家,第一义只能以一个“无”字去解,不可以有任何言说,表达其实质的最好方式就是保持静默,一切佛经与第一义都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关系。依照禅宗的说法,修行的最好方式是不修之修,因为一旦有修而修,便是有心而为,是为有为。以无心做事,就是如同日出月落,叶凋花落一般,顺应自然,无目的,无意义,无计划,无功利,无结果的自然的作事,自然的生活。而在艺术中的表现就是处处不可体现出人为的痕迹,去掉人工的种种魔障和火气,在无所作为中流露出宇宙本源的运动规律,在空无一物处映照自然万物原本的状态。跟这些比起来,一切有为的,有心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有理想的东西就显得十分的局促和狭隘,小我跟无心,岂可相提并论。禅义往往就是在普通,自然,平常,缓和中,用一种欲说还休的方式,娓娓道来,被王渔洋赞为“辋川绝句,句句如禅”的王维即为一例: 一切在王维的笔下凄清,空寂,万籁俱灭,平近的就如同自己身边俯仰皆是的小景,但却从未体验到如此微妙细腻的感受。在他笔下的用文字构架起来的诗画中,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人的主观对自然的涉入,而仅只是以空明的心境映照自然之本来面目,此时人与自然合二为一,人只是作为一个自然的旁观者,原原本本,平平淡淡的诉说着自然的微妙和灵静罢了。而这就是一种“无心”、“无念”的状态,与自然契合为一体的跃然于纸上的“禅意”。这正体现出了一种佛家的寂灭空无的精神。禅与道经常互相融合,难以区分,但如究其要旨,还是有一些差别。庄子追求一种完善人格的建立,十分的重视自我,主体的舒适和愉悦,向往“真人”和“至人”的理想境界,要超越现实的种种束缚,从而获得逍遥游的精神上自由的快感。禅是视整个世界为虚空的幻境,既不重生也不重死,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到了禅这里都既有意义,又无意义,留与过都无所谓,因为都是内心幻化出的虚象,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寻求什么超越感,因为超越本身就是一种谬误。禅追求的不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因为即使是佛祖也是“干屎橛”,没有任何理想可言,重要的是获得一颗虚空的心灵和彻悟的境界。所以即使是描写自然的色,所要言说的却是不可直说的空。禅是比道更进一步,禅体现的是智慧的妙悟自得,而道则是人格上的平淡超脱。 空和无的观念在绘画上则体现在审美上的疏简和平淡,意境上的空旷和静寂,作画心态上的无所不住,又无所住,通过绘画来体会禅悦的思维方式。比如精通佛、道、禅三家学问的董其昌,由于其深通《楞言经》、《法华经》诸内典,以“心经偏圆,含裹十方”的禅理来妙解“虚灵”和“良知”,所以他的画面升华、玄淡、空灵、寂灭,如含橄榄,越淡越久越生津。董其昌用简淡,温润,天然的笔墨与禅旨相合,其诙谐和精妙的笔意,圆活灵妙的书法,都可以体会到他在笔墨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和内在丰富的修养和素质。他甚至鄙薄为真山真水传神,“曾参《秋水篇》,懒写名山照”,他以无心应对山水,又以山水为体味禅机的一个手段,不执着心可见矣。他的画面大部分感觉平淡无奇,石坡上的几棵杂树,一片淡然的远山,但墨光笔痕平淡中见淳厚,神采奕奕,有色彩无法表达的绚艳。不懂笔墨和禅悦的人看不透他画面里的一片盎然的生机,就会感觉到味如嚼蜡,实际上董其昌之稚拙洒脱,滋润清淡,正是他高妙之处。 大概在《沧浪诗话》里的“镜花水月”之说是对于空无意境的最好释义了:“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虽然一切只是镜中才有的世界,全部都是空幻和虚境,但是镜中所有的必定是“花”是“月”,美艳如花,皎洁如月,空幻之美,美之空幻,则是禅对这个世界的最基础的认识,也是所要表达的唯美的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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