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49）：华丽转身

贺长文

杜班长带着我和苏和巴特尔在大队各浩特中转了一圈，没想到这样的家访也出了成果。党组织恢复了学习活动，至于什么人可以恢复党组织生活由杜班长说了算，生产队最具影响力贡献最大的两位老党员书记吉格吉德和队长朋斯格都已过世。吉格吉德参加过第一届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与国家领导人合过影，是我们大队的好带头人，尽管文化大革命初始就靠边站了，但他在牧民中的口碑与威信不减，在病中煎熬时仍坚持工作，牧民有问题还会去找他。现在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只停留在组织学习阶段，悬而未决的事就是谁来当书记，谁来领导萨如拉塔拉社员的继续革命，书记是内定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党组织生活与我无关，但我的陪同工作没有结束，因为接下来要重整领导班子。有军代表在，文革初期群众运动中涌现出的领导班子成了空架子，这个班子的成员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管知青工作的马永清，与他的直接接触也仅仅是打井和送张忠这两件事。领导班子里的其他人我没有接触过也不熟悉。

跟着杜班长跑浩特比放牧要轻松得多，但我一时也难返马群了。夏天的草原最美，这个季节天高云淡，风清气爽，野花争艳，美不胜收，能放马驰骋身心总是舒畅的。算上来草原的1968年，这已是北京知青享受的第三个草原之夏。

轻松之中一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草原上的人们忙活起来——草原上出现了死鼠。知青们开始还不知道草原上发现死鼠意味着什么并有多么的可怕！此情一经上报，国家立即从北京等地派来医疗队进驻阿巴嘎旗。在大多数单位停工停产、学语录、打派仗的混乱时刻，这么果断迅速的派来医疗队，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死鼠意味着会发生鼠疫，鼠疫意味着会出现瘟疫。要知道世界上95%以上的瘟疫都是由老鼠传播的，曾有过瘟疫传播在人口密集区使近半数人染病身亡的记录。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黑死病”，十四世纪从亚洲传播到欧洲曾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的死亡。想一想2003年全国军民与“非典”抗争的时刻，想一想当时被救活的人後来的境遇，多么可怕啊！当时草原上若暴发了瘟疫，谁能逃脱？

我们很多知青以前根本就没听说过鼠疫，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好在发现死鼠及时，鼠疫还没有在人间传播。轻松欢快的草原上通过紧急动员，人人都关注老鼠，每天要往公社送老鼠，公社再将收集到的老鼠送到阿巴嘎旗检测，一时间防疫工作成了重中之重。无知者无畏，我们在晴朗的天空下，徜徉在草丛中寻找死鼠的时候，竟不曾有过一丝的恐惧感，这在今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在医疗队的协助下，没过多久鼠疫疫情就解除了，草原上的人们躲过了一场大灾难，生产生活、阶级斗争又恢复了常态。

草原知青的聚会和回忆录中很少有人提到过这段经历。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大瘟疫的幸存者从小就会唱“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歌词没有下文，所以我们至今记不得曾为此做出过安排和努力的人们。

书记尚未确定，党支部开始纳新。吉格吉德的儿子马克斯尔——我马群的大马倌，首先被吸收进党组织，这也符合当时普遍持有的“龙生龙凤生凤”的理念，党内党外都没有异议。要重建的除了领导班子还有民兵组织，草原民兵是一支守卫边疆的重要武装力量（实际作用有限）。对外是守卫疆土，对内是清理阶级队伍。两条战线都是与人斗，内外都要斗争，据说其乐无穷。马克斯尔入了党，顺利进入领导班子，也当上了民兵连长。

早在一年多前，毛主席就在滕海清等1969年5月19日向中央递交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上批示了“照办”二字（史称“五•二二”批示）。中央认为内蒙在挖内人党工作中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反乌兰夫、挖内人党、清理阶级队伍，方向还是对的。”军管後前指也是这么做的。 我对这些毫不知情，只觉得军管後在牧民中再没有开展过挖肃，军代表也在致力于重建秩序，这是件好事。

随着党、政、军（民兵）组织建设的推进，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逐步展开。

《毛泽东选集》首卷开篇便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主席1926年就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段语录被我们背得滚瓜烂熟。40余年过去了，现在还没有完全分清敌我。为了分清敌我，需要调查社员的阶级成分。敌我之分对内就是依照阶级成分来划分的。

对外苏修蒙修是明摆着的敌人，他们的敌对活动也需要做大量的取证调查工作。而所谓军管，军只讲“管”，不讲“做”，很多具体事情还要当地人来做。当时各单位挨斗的挨斗，造反的造反，人手不够只有从下面调人参与。这是人民公社初始阶段“一平二调”的死灰复燃（“调”指“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以及其他财产无代价地上调”）。旗里各部门先抽调了部分知青到阿巴嘎旗所在地参与工作。不知道他们是根据什么标准抽调知青的，是现实表现还是能力，是知青办推荐还是查档案？我想这时候若有机会到旗里参加军管会领导下各部门的工作，知青们谁都愿去。这些部门都是领导部门。我队的北京知青崔石竹就被抽到旗公安局参加了专案组工作。而後各公社也相继成立了专案组，由各生产队派人参加。但公社、生产队一级，我知道的当时只有公安这一块专门抽调了知青参与工作，其他部门没有组织知青参与。知青有文化，便于管理，来草原不久一般不会涉“案”。军管状态下，知青整体成了运动的依靠对象。後来各队抽上来的专案组成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北京知青。

崔石竹走得较早，我在生产队与她从未面对面交流过，甚至可以说下浩特後就没见过面。从走场地点回队後听说她去了旗公安局工作。

数月後的一天（据《伊和高勒知青记忆》文集125页额尔登乌拉生产队北京知青狄阜平提供的日记资料，（1971年）2月17日收到旗电报：革委会军代表、旗军管组，革委会决定25号办专案人员学习班。公社牧场大队各专案组一名，七天时间，公安机关报道。）通知我去旗里参加学习班，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听安排吧，高高兴兴到公社报到去了。培训班是在旗公安局举办的，时间并不长，先听形势报告，後做专业培训。形势报告讲到中俄边境大军压境，也讲到敌特活动的种种表现，尤其是列举了信号弹频现的事实，我有了境内阶级敌人活动猖獗、边境冲突一触即发的感觉。专业培训主要讲了些案例与纪律等，由一位军管前已经靠边站的蒙古族老公安扎木苏主讲。由于有案例，再讲些专业技术，报告讲得很生动，听起来全是新鲜事，激发了这帮知青的兴趣。参会知青普遍觉得报告时间太短，讲的案例太少，听得不过瘾。扎木苏的汉语很好，人也随和，与他接触就像与普通汉族干部一样没有语言等障碍。他的身边总围着不少好奇的北京知青，我没有什么机会与他直接交流。我因久不读报，对他讲的什么国际形势、远交近攻之类的内容，听起来像是天书，但他的报告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这两年我关心的只是放牧那点事，国际形势离我的生活太远。

从旗里回到公社，又从公社回到大队。各生产队搞专案的人只有一个，但阶级斗争是大事，排场不能小。队里腾出一间办公室，摆了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这在草原已经很难得了。草原缺树少木料，大队里的木制家具相对比较珍贵。我又从旁边的大会议室搬了一条长椅子（铁架上固定木条的那种），专案办公室的配备就算是到位了。坐在椅子上抬头即可看到窗外，与坐在蒙古包里的感觉不一样，起码我可以直起身子，不用盘腿席地而坐，肢体多少舒服些。在办公室里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从整日在野地里追羊放马到现在坐在办公室，对这种突然的转身，我还真有些不适应。我仍惦记着马群，但现在是真回不去了。阶级斗争比生产斗争重要得多，那是江山变不变色的大问题。中央提的口号“抓革命 促生产”也是抓革命在先，促生产在後，我怎么能放弃阶级斗争去促生产呢！

想着肯定回不去马群了，这一年的年底再次调整工作时，我报名放牛，生产队也同意了。牛倌每天去牛群的时间短，有大量的空余时间任由自己支配，专案反正也没多少事，这样我便可以办案与放牛两不耽误。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依稀记得还是分在小江布拉浩特。由于我还没到牛群便借调到公社，牛群只得暂由小江布拉代放。我的生活轨道开始由放牧转向搞专案。新的一年里我一天也没去过牛群，成了一名挂名牛倌。谁知从整年放羊，半年放马到挂名牛倌，骆驼没来得及涉及，便匆匆结束了我的游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