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50）：借调公社

贺长文

从旗里学习回来不久，公社成立专案组，我被借调到公社负责案子。同时到公社报道的好像还有五队的北京知青常启文。我人到了公社，生产队的办公室还留着，因为生产队的专案还是我负责，所以有机会我也回生产队。在生产队时我听从军代表的领导，但并没有什么案子，仅仅是协助军代表整顿了党支部、领导班子和民兵。公社也派有军代表——曹干事，但到公社後，我的工作并不由曹干事领导，也没归公社哪位领导或特派员管。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随着运动的深入，有突发事件时上报一下。谁通知我的？谁安排我在公社兽医站的办公室工作？许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这倒不完全是记忆力问题，主要是当时就没搞清楚，根本就没想这些事。就像被分配到萨如拉塔拉一样，上边怎么安排，听喝就是，个人也没有更多想法。通知我到公社兽医站去找郭万义我就去了。郭万义给我开的门。

办公室安排在一排土坯房里，窗户朝南。北面是个门洞，门洞出口在东面朝南。牧区的土坯房大致都是这种布局，防风保暖。住了一段时间後才知道这个办公室原来是兽医站。隔壁武装部的办公室成了军代表曹干事的卧室。我则住在这排房西南的一间朝南的土坯房里，这房大约6平米，除了炕只能摆下一张小书桌与一个炉子。公社是一级政府，所以其所在地设有相应的办公机构。因为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许多单位都只有一个人，如有个武装部长，有位公安特派员，好像都是光杆司令，没有其他协助办事的人员。不知是否是牧区工作的特殊性，也没有什么坐班一说。我没事从不串门，也不知公社书记等人的办公室在哪。

公社驻地没有世代相传的老屋，可能是干部的流动性大，办公机构与住户都没有院子。公社所在地有商店、粮店，还有小学校、兽医站，除去公职人员基本没有闲散住户。因为有几位单身干部，公社办有食堂。这可方便了我，让我过上了类似城镇居民的生活，一日三餐不用自己动手。放牧的日子里，一般一天只有一顿饭，很晚才能吃上，而且经常吃不饱。住到公社与住在生产队队部一样，我彻底摆脱了饥饿的纠缠，还有了个人单独享用的住房。

公社驻地在坡上，远远的可以看见三队队部的房子及牧民的蒙古包。三队的一些牧民与知青隔三岔五地到公社转一圈，极为方便。说我负责全公社的专案，其实主要还是管我们大队的事，其他生产队有线索报上来就处理一下。我基本没为运动的事去过其他生产队，记得只去过一次乌日根塔拉生产队，忘记为什么去了。途中路过一对赵姓北京知青姐妹的蒙古包，里面干干净净，摆设也比牧民的蒙古包要丰富漂亮，可能这就是精神的追求与文化的不同吧，留下了一点模糊的印象。1970年夏末，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已经普遍展开。五个生产队陆续有揭发材料提交上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多处多次发现信号弹。频频发射信号弹是有敌特在活动，这在旗里学习时就重点介绍过。但没想到我们公社离边境、离三线建设工地都远着呢，竟也有信号弹发射，那肯定也与边境的紧张形势相关联，一时显得案情急迫。牧民一般没有时间概念，发现信号弹的具体时间往往表述不清。草原广袤，人迹罕至，上报材料即使能讲出个地名来，也只是一个地域的大致范围，无法确定地面上的确切位置。而有关信号弹的数量、颜色，无论举报得有多详细，谁也提供不了残留的信号弹实物。开始我对每一条线索尽量详细记录，都想认真追索。可到哪里去落实呢？草原上交通不便，相距远不说，下队去核实没有汽车，只能骑马或骆驼去。而马和骆驼在公社所在地无法长期放养，更不用讲还要找个向导带路，找个翻译相随。可是不下到生产队，报上来的线索便无法追查。即便下到生产队见到牧民，牧民也复述不清楚，还是什么也落实不了，真愁人。一位牧民上缴了捡到的一件可疑物件——一个附有支架的金属圆筒，像是个仪器部件，怀疑是境外投放的。我用手掂掂，很轻；仔细看看，上面没有烧焦的痕迹，这东西肯定不是爆炸後的残留物，但我也推断不出它是做什么用的。我向公社驻地的干部们逐一请教，最後确认多年前曾有人见过这玩意儿，推测它是气象观测气球爆裂後坠下的残件。我那时哪儿知道还有气象观测气球这个东西，天上从来没看见过气球呀。结果虚惊了一场。

比起张家口内的贫困农村，草原的生活是富裕的，但生存环境很艰苦。外来人口多是年轻力壮的青年人，他们至多是家庭成分较高，本人不会有大问题，所以我没有介入对其他各队盲流家庭成分的外调。但现行问题不能回避。记得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不久，四队上报的材料里讲，一位牧民“污蔑毛主席”，这个大帽子在当时可是个不得了的问题。材料揭发的是一位牧民早请示时在主席像前讲了一些实际情况，什么吃坏了肚子，拉稀，工作没做好之类，经上纲上线成了污蔑主席。我扣下了这份无限上纲的材料，没去核实，也没上报。贫下中牧缺少文化，这算不上什么对毛主席的不尊重，没人追查这件事就过去了，估计即使报到旗里也无人重视。

地富反坏右里也有不老实的。这次运动一来我队牛鬼蛇神队伍中的富牧分子——阿尤喜被举报了，有人揭发她唱了黄色歌曲。我问苏合巴特她唱的到底是什么歌，他翻译不出来，说是什么花儿、蝶儿的，说不出具体的歌名，也说不清歌词，那怎么就能确定是黄色歌曲呢？问在什么场合唱的？回答是在赶牛车拉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七亿人只能唱有数的几首革命歌曲，情歌自然成了黄色歌曲。我虽搞不清判定的标准，但我想花儿与蝴蝶什么的就算是情歌，哼哼两句也算不上什么大的罪恶，反正也问不清楚就否掉了。牛鬼蛇神沙旧就更神了，据说他强奸了某位妇女。这两人都是50多岁的老人了，听起来不太合乎情理。生产队为此开会批沙旧。我回队参加了批斗会，但没有更深介入，因为情节有些不合理，又无法落实，从根子上我就没法认同这是严重犯罪。

我队的阿拉布英年轻时做过买卖，当过喇嘛，能说汉语，有这种经历与本事的人，在文革初期都被怀疑有历史问题。他是贫牧成分，是领导班子成员冈布茨楞的大舅子，曾与我一起在额尔敦高毕公社看守马群有半年之久。因为他能讲汉语，我们之间交流较多，对我帮助极大。我尊敬他，但对他的过去并不了解。运动一来，有人提到他历史不清的问题，但仅是怀疑，提不出什么事实依据。在地广人稀的草原，自己不说，没人知道你在外面干了什么。草原上当过喇嘛的人多了去了，不能因为他做过买卖，能讲汉话，当过喇嘛，就凭空怀疑。像这样的人我没去追问，也没有在本队范围内做些基本调查。实际上牧民中亲戚套亲戚的，也很难查清，真要去调查反倒会引发矛盾。

我们公社虽不属边境，但也能感受到边境形势的紧张，感受到潜伏的敌特在配合边境局势活动。因为信号弹事件不仅发生在我们公社，边境地区与南部三线公社也多有发生。信号弹事件普遍缺少其他直接目击者，在我们公社几个生产队几乎都没有旁证和物证。阿巴嘎旗的面积有阿尔巴尼亚那么大，仅有两万余人口，况且天色渐暗後多数牧民已钻进了蒙古包，能有多少人同时看到信号弹？落实信号弹的案子颇为不易，又不敢轻易放弃，所以还得当作一条线索立案。我在公社工作的那段时间，没揪出一个敌特或坏分子来，一条信号弹的线索也落实不了，工作无进展心里着急。我也搞不清牧民们是否就像是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一样，人云亦云。军管会与旗公安局可能注意到专案进展遇到的瓶颈，一次到旗里开会传达了这样的精神，即确认一个敌特是成绩，否定一条线索也是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办案人员的思想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