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53）：收获意外

贺长文

对调查结果，不知是查出问题好，还是查不出问题好。已经放空了一个，对下一站的调查结果如何，没有一点儿把握，我心一路不安。王庆竹报的成分是中农，调查结果最好就是中农。这样对两个重点人物的外调，我们就落实了一个，也算是没白跑一趟。

汽车下了灰腾梁进入内地，一路畅通。转乘汽车也很方便，只是我们下车後离王庆竹老家还有很远的路，这段路程只能步行。在草原习惯了骑马，骑到离蒙古包几米处才下马，腿部肌肉缺少运动便会萎缩。现在我们穿着棉大衣提着旅行袋赶路，走起路来腿脚发软，真不轻松。可这里远没有坝上冷，没走多远我们就出了一身的汗，口干舌燥。麦田里正在冬灌，我们愣是跪在地头，双手捧起水沟里的水喝起来。我们从草原来，虽不觉天寒，可沟里的水却依然冰牙。捧起凉水洗把脸精神精神，我们继续前行。摸到王庆竹老家的村子一打听，王庆竹的成分还真的就是上中农。中农、上中农，成分虽有差别，但差得不多。仔细一问原委，临解放的时候他才从外地回到老家，回来後分家时他被划成上中农。至于他在外谋生从事什么职业，生产队革委会的人也一无所知。我不懂怎样做调查，也没有深入到村民当中去访问，没有找更多的知情人了解情况，我们相信村革委会提供的证明。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复查家庭成分，村革委会开出了证明，调查也就结束了。我想既然村里给他定了上中农的成分，大约解放前也没什么劣迹，没有民愤。取到证明便准备打道回府。临别时无意中有人提及王庆竹的老婆是监管对象，在监管劳动期间跑了，不知去向，生产队正在找她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引起我的警觉，我决定推迟回内蒙的时间，顺便对他的老婆做个调查。村里的那些人也不想想，王庆竹在外面见世面时他老婆待在家里，後来两口子同时失踪，那还不是两人一起跑了？现在王庆竹有了下落，怎么不问问他老婆的情况呢？

1968年我们刚到生产队时，王庆竹的老婆还在。老两口有个儿子在旗里读中学，平时就老两口和和睦睦地生活。保民在他家住过，老太太对他招待得也很好。等到清理阶级队伍时，老太太已经去世了，所以这次的填表、调查与她无关，需要外调的人员当中也就没有把她包括进来。

我们赶到县公安局查当年的档案，结果还真查到了有关老太太的最原始的资料。翻开档案一看，我先吓了一跳。她的罪名是一贯道坛主。在我的印象中，小的时候看过这方面的宣传材料，好像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还办过展览，也看过镇压反革命的小人书（连环画）。一贯害人道定性是反动会道门，坛主定性就是反革命，要被镇压的。一个女人能做一贯道坛主的位置一定够厉害的，也够反革命的。仔细阅读案卷，我发现她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没有具体内容。主要的罪恶还是关于她生活不检点方面的材料。有如我在公社收到的揭发材料，都是些捕风捉影的内容，没有能够查到她反革命活动的证据。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王庆竹不帮助他的反革命老婆改造思想，反而携她外逃，逃避人民群众的监督，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有问题。虽然没有查出他的成分问题，没有查清他回乡之前的履历，但查出这件事也不虚此行。有新的发现，我很高兴，外调终于有了收获。

外调结束後，我和保民回北京转车。保民的父亲病了，他准备在北京多呆两天。我也想家，可没他那么迫切。任务在身，我准备在京休整两天，买到票即返回内蒙。到北京出了火车站我们俩就分手了。

初次外调，意外抓住了王庆竹的“把柄”，这对搞清楚他的履历一定很有帮助，也增添了我搞好专案工作的信心，我一路沉浸在兴奋之中。回到家一进院子门口，另一个意外迎面扑来——我看见了久别的父亲，父亲站在树下一抬眼也看见了我。那一瞬间，我不知如何是好，父亲也是一愣。自从妈妈去了干校，我与爸爸便失去了联系。片刻的凝视之後，父亲笑了。看着久无音讯、黑了、壮了、灰头土脸、风尘仆仆归来的儿子，爸爸打心眼儿里高兴。举手投足，一举一动，都能看出他的高兴劲。我也高兴。但长期分别、中断音讯後，双方似乎都有了陌生感。没有握手，没有拥抱，没有多的言语，淡淡地相对一笑，都十分尴尬。我对父亲一直敬畏，此时也不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受才好。他囿于自己所处的境遇，对我的工作没有多问。也许，这个时候能够见上一面，无需多言，对双方都是最大的安慰。

爸爸并没有被解放，从牛棚出来是工作需要。爸爸可以回家了，可是家已经冷冷清清，没有一位亲人在家里等他。我走後，姐姐去了山西五台山插队，保姆早已辞退，一直跟随爸爸生活的姑奶奶半身不遂後，因无人照料不久便离世了。妈妈远在云南干校。不知爸爸回家後什么感受。这一夜，我睡得并不踏实。原来热热闹闹和和睦睦的家现在变得空荡荡的。我对这个家也有了陌生感，好像不是我的家了。我不敢问爸爸单位的情况，更不敢触及他的历史与现状。他也不便向我了解草原上的生活，那么多的学生下了乡，他能说什么呢？我下乡肯定不是他所希望的。双方把话憋在心里又怎么能安然入睡呢？不过，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便感受到来自父亲的温暖。

我们都习惯早起。这日早起不用读书，爸爸拉着我说出去过早。过早是武汉话，吃早点的意思。爸爸一人在家，早出晚归，吃饭都在外面解决，家里无人准备早点。想不到我们这一跑就到了东单，从德外跑到东单为的是吃早点，令我不可思议，推测此店的位置到他要去的地方比较方便。东单路口东北角那会儿有间老字号的早点铺，爸爸给我买来了焦圈、面茶等老北京特色小吃。其实我们家是湖北人，湖北人并不喜好老北京这一口。但父亲喜欢美食，各地美食从不放过。这顿早点无疑是他对我的一种优待，是他高兴的一种表达方式吧。文革前我也没有享受过这样奢侈的早点，这一情景我终身难忘。现在我路过老北京小吃店总要进去品一碗面茶，尽管患有严重的胃病，面茶喝了烧心并不舒服，但我就是忘不了这次早餐。我想父亲，见到父亲的喜悦一时掩盖了我对母亲的思念，但房间里空荡荡的，只要静下来我就感到不安。姑奶奶的屋子空着，床上被褥没了，她瘦骨嶙峋的样子总浮现在眼前。家里没有了保姆，妈妈白天要上班，半身不遂之後白天谁在照顾她呀？单位楼道里满是大字报，妈妈忍受着对爸爸的批判，有时晚上还要参加最高指示的学习，不敢轻易请假回家，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呀？在京时间有限，我的情绪时起时落。好在我还有同学留京，我很想见到他们，也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其他同学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