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55）：荒原掘坟

贺长文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高潮迭起。前面的事尚未搞清，新的又来了，这回是“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运动的依据是中共中央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1970年1月30日[1970] 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1970年2月5日[1970] 5号）和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1970] 6号）。

一打三反运动的重心，在于“打”。据说到1970年11月底，全国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4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千多人，还有大批虽未判死刑却被逼得走上自杀之路的人。“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前，被分成小组，天天拖着脚镣、手铐，分别被带到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各单位欲把“一打三反”推向高潮，都要借用这批活靶子，以“教育群众”。

中央这些文件不许登报、广播，更不许转发和另出文件。[1970] 3号文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三反”的文件只发到县团级。我当然看不到相关文件，但回队後看到了有关文件的相关辅导资料——“六厂二校”“斗、批、改”的经验之谈。这六厂二校就是：北京针织总厂、北郊木材厂、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第二化工厂六个工厂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这些单位的“斗、批、改”运动是毛主席派出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抓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向全党介绍和推广“六厂二校”的经验，以此为样板来指导全国“斗、批、改”运动。

我们得到的消息与资料虽晚，但经验是普遍适用的。“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最高指示”要“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我们能不抓紧工作么？

王庆竹老婆的一贯道坛主问题不用查了，但王庆竹自己的历史交代不清，有包庇自己反革命的老婆的行为则需要查清楚。

王庆竹满脸的络腮胡子，在汉人中算是膀阔腰圆，很魁梧的那种。由于他年纪相对较大，履历复杂，运动中自然受到“关照”。据他自己讲，是在青海当劳工修机场。当劳工能穿上呢子制服吗？在原籍，我们第一次调查的不够详尽，比如家庭背景、在家受过的教育、有无亲属在世、他何时离家出走、何时返乡等等。在发现他老婆的问题後，对他老婆的家庭等也可以顺便做一些深入的调查，但这些工作都未能及时做好，当时只注意查了他的阶级成分。他老婆没有被镇压，可见应不属罪大恶极的那种，至于作风问题也只是绯闻。王庆竹常年在外，她年轻有点绯闻本算不上什么，可在狠抓阶级斗争的氛围中，这些都成了严重问题。

我对待王庆竹像对待普通社员一样，开始只是要求他如实填写履历（实际上所有盲流的履历都是我一边询问一边记录的）。外调回来後我认为他带着受监督的老婆出逃是个大问题，所以对他再次反复交代了“政策”，让他“竹筒倒豆子”（这是从资料上看到并能得以运用的词），痛痛快快交代，实际上我已把他列为有问题的审查对象。他见过世面，老道，总跟我绕圈子，避重就轻。我从没在他家住过，也没到他家吃过饭，没任何私交，所以对他说话时比较严肃。我没有高声吓唬他，也没有打骂，更没有给他戴帽子。尽管如此，对他无疑也是施加了很大压力。我暗示他老婆在原籍被监督劳动，想用这件事迫使他说清楚履历，但他就是不能如实陈述这段历史，对此我束手无策。我觉得没有掌握证据询问起来也没有说服力。我的手段只有照本宣科，交代政策。政策宣讲完，腹中空空，再没词儿可说了。问过两次，无新的内容交代，也就没必要再问了。我说服不了他，调查工作无进展，我们之间又陷入僵持状态，一晃数月过去了。一次回队得到了新的信息。有人反映他老婆下葬时曾随葬埋了什么东西。

这事查不查呢？不查就永远落实不了，这个问题就会长期搁置下去。搞清楚总比拖下去好，何况此事查起来并不复杂。

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红卫兵抄家、掘坟的事很平常。开棺验尸在侦探小说里也是有的，我产生了开棺验尸的想法。尽快沿这个新线索追踪一下，搞清楚了，没事还可以再继续找线索，心里踏实。当然我也抱有幻想，或许能像首次外调一样真的发现新的线索呢。我向大队班子成员、民兵连长马克斯尔报告了此事。他想的更简单，马上决定武装民兵择日在队部集合。

调动民兵我没这个权利，也没想过。原本仅仅想查实一下，现在成了大张旗鼓地民兵活动，我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民兵集合那天，有骑马的，有骑骆驼的，浩浩荡荡地从大队部出发去挖王庆竹老婆的坟。王庆竹老婆埋在伊和灶火後面的梁上，空荡荡的荒漠中要找到一处低矮的坟头本身就很难，更何况是座被风吹平的坟头。幸亏有白音巴图的大儿子给我们带路，他也是民兵，当时曾协助王庆竹下葬了他的老婆。我们很顺利地找到埋葬地，坟头几乎都被风刮平了，没有留下明显的标志。这是一片黄沙土地，因怕野兽刨食所以尸体埋得比较深。沙土地很好挖掘，很快一股尸体特有的腐败臭味散了出来，接着便看到由一领席子裹着的尸体。尸体已风干有点像木乃伊。死者的一只手里攥着两角钱，仅此而已。掘坟的事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结果。重新平复了坟头，线索断了，我的心也凉了。

我想着事情的来龙去脉，事前怎么没想到问问有谁帮助王庆竹下葬的呢？如果我能冷静地多思考一下，从帮助他下葬的社员处做些调查，可能就取消这次行动了。

掘坟的事，王庆竹和一起干活的社员远远地都看到了。草原空旷，没有秘密。这肯定使其颜面扫地，对他的打击一定不小。没有获得新的证据，我也没有再找他谈话，开始筹备第二次外调。

这次我选择了周钟林与何凤学做第二次外出调查。他们都是高中生，也比较成熟。

知青们总有些事要回京办，一个知青回北京其他知青很快就知道了，或托他们带东西回京，或托他们从北京带东西回来。钟林在下面放羊还好说，何凤学就在农场工作。农场社员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劳动学习，现在何凤学走了，突然少了一个人，很显眼。我对保密工作强调得也不够，肯定在他们出发前，外调的风声已经外泄，这对王庆竹无疑又是一次深深的刺激。

周钟林与何凤学刚走不久，草原上下了场大雪。大雪阻断了公路，国家调拨的粮食卸在600公里开外的赛罕塔拉运不过来，旗里命令各公社生产队组织骆驼队运粮。骆驼身高腿长，不惧雪深，经得住折腾，也能负重。我们大队骆驼多，自然要多出力。那天，大队领导、各浩特长都汇聚到大队部开会研究从哪些浩特抽调人和车去拉粮。这一去得个把月，还不能影响牧业生产，需要调配劳动力，调配骆驼。平时安静的大队部这天一下子喧闹起来。来了这么多人要吃饭，食堂首先忙起来。西边紧挨着食堂的是小卖部，小卖部的买卖这天也兴隆。小卖部的外间很大，一半是炕，领导班子就在这间屋子里开会做决定。这间房子晚上是农场社员政治学习的地方，农场社员里汉族社员多，还有几位东北蒙族社员，每晚他们就盘腿坐在炕上听知青念报纸。

下午拉粮食的事情定下来了，浩特来的老乡有的在买东西，有的在备车，准备天黑前赶回浩特。我在办公室里闲坐，与王庆竹同住的忠岱悄悄地溜进了办公室，神秘兮兮地说有重要情况汇报。自从他解除监管後，我们还没见过面。他的到来我有点儿吃惊。他还是被监管时的样子，说话小心翼翼的低着头，只是天冷他没有摘帽子。他说王庆竹这些日子有些不正常，不爱讲话，默默地把自己的东西统统收拾了一遍等等。我听後有点紧张，第一感觉是他那么壮实不会准备拼命了吧？我说：“你别干活儿了（指农场的活儿）。马上回去看着他。我就在办公室呆着，有什么动静你要马上向我报告。出了问题拿你是问。”我的态度很明确，也很严厉。由于我现在搞专案，过去一起劳动时又监管过他，所以虽然现在我们都是社员，是平等的，但过去的影响还是存在。忠岱有点怕我，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事情紧急，我虽不是干部，说话也挺硬气。他连声应着退出了办公室。忠岱犯的是生活错误，不是政治错误，而且他的行为在蒙古族牧民中算不上大事，是他自己没处理好才进了监狱。我有这样的认识，便觉得他还是可以信赖与依靠的。出了这件事，我当天回不了公社了。

平时很难同时见到这么多的大队领导，知道大队领导还在开会，忠岱走後我起身来到小卖部外屋门口，推门而入。领导班子的会还没散。与农场汉族社员开会学习喜欢坐在炕上不同，牧民喜欢蹲着或盘腿坐地。领导班子成员正坐在地上围成一圈说笑，中心放着一个大瓷碗，看样子会议开得很顺利，马上要散了。我进屋就说，各位达拉嘎（蒙语“领导”的意思），我有事要请示一下。领导班子的会议被突然打断，他们扭头看着我，有笑的，有感到莫名其妙的。马克斯尔一贯爱开玩笑，我们又一同放过马，他当然更加随便。他往碗里添了些酒，蒙语中夹杂着汉语笑着说：“马纳浑（蒙语，有哥们儿的意思），来，来，先把这碗酒喝了再说。”其他人都笑了，说些我似懂非懂的蒙语和我开玩笑。我着急汇报，接过碗，饮水一般咕噜、咕噜把碗里的酒干了。酒直辣到心窝里。我抹了一下嘴，便开始汇报王庆竹的事。王庆竹没有任何现行犯罪行为，更没造成损失，我仅仅是猜测，说清楚也难。我当时真是害怕出大事，才想趁领导们都在先汇报一下。听了我的汇报，马克斯尔年轻，懂一点汉语，先用蒙语告知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然後对我说，派两个武装民兵把他看起来。没等其他人发言，我脱口而出说，王庆竹既不是犯人又不是牛鬼蛇神，这样做不合适吧。我不愿采取过激的行动，只想防范万一。我这么一讲，马克斯尔不说话了，其他人也沉默不语。沉闷了一会儿我说先让忠岱在暗中监督着，其他人做好防备吧。我相信忠岱，他当过干部，本质上不是坏人，也能按我的要求去办。领导班子成员对我的提议没提任何异议，事情也只能先这么办了，我转身退了出来。

领导班子成员的心还停留在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上。我汇报的事太突然，他们不了解我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