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77）：余音终断

贺长文

9月底听说住在队里的知青买了篮球，支起了篮球架。草原上没有树，弄点儿木材很难，何况篮球架底座要用的是很粗的方子，所以能支起篮球架在生产队绝对是件大事。那会儿篮球运动在牧民中间尚未展开，篮球架实际上就是为农场知青修的。得到这个消息，我便想回去看看。草原生活节奏之慢城市人想象不到。筹划日久，回生产队那天正赶上阴天。9月末的草原已经很冷了。

回到自己的平房，袁大伟正忙着准备开拖拉机去呼市。这次远行他还要顺便带大江布拉及其夫人查干德勒一起去呼市看病，大江布拉的女儿拉哈木同行，所以袁大伟准备得也特别认真。大伟忙得不着屋，留下我独守空房，不由产生一种凄凉感。天冷心更冷，篮球在隔壁知青的屋里。心情不好，从屋里出来路过隔壁的房间也不愿意去借篮球。我直接出了门洞到屋後去看篮球架，全木制的球架，基座被几块大石块牢牢地压着，前面的一片空地已经平整过了。我试着起跳，感觉地面发软，身体发沉。随後我徒手做了几个投篮动作，转身去了食堂。走到半路呼地一阵大风刮来，尘沙漫天，吹得我向前一个趔趄。只听得背後喀嚓一声，我扭头一看，篮球架竟被大风刮倒了。不顺啊！转过脸看见对面顶着风来了个人在喊我，告诉我食堂有我的电报。我以前从没收到过电报。这回才离开公社电报就追过来了，心不免向下一沉，我借得风力紧跑几步到食堂取电报。

电报是父亲发来的，中央新政策，地质队与坑下作业单位招工可招子弟。他们是地质队、学校和研究所三合一的单位，正在招工，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桂林。桂林是个南方小城，山水独特，风景甲天下。不过这并不是吸引我的地方。父亲的单位是一号通令後整体搬离北京的，单位职工的户口都留在了北京。推想战备形势缓解後，他们有可能整体再搬回北京，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有了回到父母身边，甚至回到北京的可能。因为在萨如拉塔拉没有了亲密朋友，没看到上大学或回北京的机会，稍作思考後，我便做出了去桂林的决定，谁知後来还真有些上学与回京做教师的机会。周钟林走後这半年，我诸事不顺。这时的心情，与刚到草原不久收到妈妈来信问我去不去干校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时不愿跟着母亲去干校，现在有了迫不及待离开草原再次做新尝试的愿望。

我回到属于我们“达布嘎色赫腾”的房间，这里曾经因为无欲无求有过平淡快乐的时光。如今，王志强走了，李保民走了，周钟林也走了，赵全明独自在东面的马群，连常住的袁大伟也在车库里忙，准备着开拖拉机去呼和浩特，几个人转身都难的小屋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十•一”未至，我已感到初冬的空旷与风寒。

那几天心中一直想着一件事要办。

接到电报做出离开大队的决定後，我跑到小学校，问她愿不愿意与我通信联系。因为不明对方心态，心怀忐忑。我走进学校平房的时候，她正在摆弄学校刚买的手风琴。看见我来了，便问我会不会拉手风琴。我说不会。无言片刻，我告诉她我准备走，她表示知道了。我问，今後可否通信联系，她有点儿吃惊。回曰“走了还怎么联系？”这倒把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如何发展，怎么回答呢？来的目的性很明确，但几个月的考虑却欠深度，没两句话就出了结果，事前的考虑一点儿也没起作用。我感到意外，太没面儿了。我自然不会做出任何没有把握的许诺或保证，脸热心堵，剩下的只有赶快撤离。

这前後只用了几分钟便了结的事，却让我有了“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恨不得地上有个缝儿能钻下去。居然被回绝了！凭什么呀？

说来也怪，到草原後我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除了机剪羊毛是先学习後实践外，都是边学边干，甚至边干边学。建干打垒围栏、打井、给羊配种等等是集体劳动，可以边看边学边干。骑骆驼放羊，跨上骆驼就赶羊走了，而且是走场，没有一秒钟的适应过程，没有一句嘱咐。放马，还不认识马群我就开始独自放牧了，600余匹马怎么能几天之内熟记啊？做这些工作事前毫无准备，我都挺过来了，也干得看得过去。怎么偏偏这件事思前想後几个月却没办成。 回到自家屋里呆着心烦，我出门去找赵全明。我要把我的决定告诉他，并与他告别。这时我的相机已经换成海鸥牌的，因为它既可以装120规格的胶卷，也可以装135规格的。我用的是135胶卷，而且是处理的航拍卷，这种胶卷曝光速度要快一些。因为以前没用过，阴天拍出的照片质量差多了。我穿着棉猴带着相机，还想与马群合个影。我在公社北面的马群找到全明，冷风吹，秋草黄，我们抽着烟坐在地上聊。我不想刺激他，可他肯定有想法。然後我回公社住处收拾东西，因为急着走，也因为这是头一次自己“调动”自己，根本没考虑到还有档案里的鉴定问题。这些应该是领导填写吧？我没有多想，随它去吧。谁知出办公室门见到了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潘景林，我们平时并无来往。他主动走过来跟我说：“你走吧，档案的事我帮你办。”调动的事居然这么顺利，想也想不到。我与赵全明一起去了三队，见到金佳利。我们一起喝酒，要走了嘛，心里放松又憋闷。本来我与她的事只关乎我们两人，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却在他二人面前一吐为快，不是因为醉酒，是因为我觉得朋友之间不该隐瞒，不讲出来不够汉子。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吧。

等我再回到大队，我要走的消息已经传遍全队。别人告诉我，达布嘎老人从西部浩特特地骑马赶来，给我送来奶豆腐。他等了我一整天，没见到我，失望地打道回府了。我在达布嘎家只住过两次，加起来不超过半月，还丢了他的马笼头没有偿还，他对我如此上心，令我动情。我与阿拉布英一起放马近半年时间，他救过我的命。我在道日玛家放羊，她照顾了我一整年。他们的住地离大队部各有四五十里路远，而且不在一个方向，要不要再去告别一下，我的心很纠结。

离开大队前在平房住处再次喝酒，我又讲了两年前落马拖蹬遇险的经历，也算是把积攒几年的情绪全宣泄出来了。我没有醉，不知为什么，刻意为之，就是想让别人知道这几年我遭遇过的危险，坚持下来不易。

如果说人生如戏，这次的试探浅尝辄止就成了我在萨如拉塔拉草原上最後的绝唱。

别人回京或上学或被招工都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没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着急走，档案关系、粮食关系等自己都没有办，就这么糊里糊涂义无反顾地离开草原回京了。我感谢潘景林，我们的交情就这样建立了。

杨培生用大车将我和行李送到公路边的乘降点夏日乌苏。周钟林是在这里乘车向东到阿巴嘎旗集中，我是向西奔赛罕塔拉。四五个朋友送周钟林，喝酒照相很热闹。我则孤身一人伫立在风寒中等班车。未知的前景，未能与牧民老人话别的遗憾，情感的挫折„„心里像是打碎了调味瓶，五味杂陈。

古人言“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可我这次的余音何止三日不绝，几分钟得到的结果引来思想更大的波动。到了桂林，研究所拒绝招收我，工作一时没了着落。我不明白为什么调我回来却不收留我，心里很郁闷。爸爸的来电只是讲地质系统可以招子弟，并未讲可以进研究所工作。当然他肯定也希望我能留在他身边工作。父亲是“牛鬼”，他哪能知道中央有什么政策呢？即使中央有政策，父亲单位的革委会也不会出面调我回家呀。後来才知道是有人主动相助，而此人将我调到桂林却没能为我安排进研究所工作。以父亲的秉性与处境，这时不可能去求助革委会的任何人。求，也办不到。我最初想留在研究所工作的想法，不过就是为了有可能回到北京。

距前次回家探亲仅仅一年，我发现母亲在受到长期极大刺激後精神已经崩溃。这时我家搬进了新分到的简易楼房里，两家合住一个单元。南方简易楼房的墙壁比北京简易楼房的墙壁还要单薄，不隔音，楼间距也很近。我劝妈妈时都不敢大声说话，我想尽一切的道理去劝导她，没有任何“疗效”，我用被子捂住头大哭一场。我需要有知音，有事业，我害怕草原上终年见不到人的孤独，更惧怕人群中的孤立感觉。我後悔来到桂林，在草原我尚可随意吼叫，在这里压抑却不敢出声。说不清的原因，我写了封信给她，记不清的内容里有思念，有幽怨，有委屈，有无奈。情尚有，丝未断，但我很清楚，此信有去无回。

不久，非常偶然的原因，遇到贵人相助，我没做任何努力，如愿进研究所当了学徒工。几百号人里没有同龄人，孤独的我闷头干活。差不多一年以後，我有幸进入了同位素地质实验室工作。利用同位素找矿当时还是一项探索性的学科。从站在围栏外数羊群里有多少只羊，到超高真空环境下提取矿物岩石中的Ar以便“数出”其个数，工作前景一下子展开，虽然同样看不清前方。这里涉及到的知识领域远比萨如拉塔拉草原辽阔。海阔凭鱼跃，我把自己的身心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文革在继续，运动在深入，父亲没有平反，母亲病况“维稳”，但这些已成为我的心外之事，学习与工作才是重中之重。白日工作，夜晚读书，面对全新的知识有饥渴的感觉，所以能感到天天有收获。桂林的文革折腾得比草原凶，屠杀与武斗造成的冤魂不散。有运动就有压力，但我尽量避开运动。工作中有同事们的关心与爱护，学习机会很多。自己的努力逐渐得到认可，压抑感随着减轻，草原余情渐淡，萨如拉塔拉慢慢远去„„

再见，萨如拉塔拉！

别了，马背上逝去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