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历史的凹陷处：修车摊前对话

上海知青，余杰

十年前在修车摊前的一次对话至今还记得。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去看望母亲。路过上海浙江北路七浦路的路口时，我被一个熟悉的身影吸引住了。难道是他？我上中学的一位同学。

这位同学是一位近2米的高个子。上中学那会儿在我们这些孩子们中间他是鹤立鸡群，显得特别出众。1968年以後上山下乡开始後，他去了黑龙江插队，以後就没有了联系。在後来的交谈中我才得知，他从黑龙江插队顶替回来後，不久因为企业关门失业了。他说，那一刻望着从黑龙江带回来的老婆，一个身高马大的汉子流下了辛酸的眼泪。今後怎么办？

我停下了脚步，看着他蹲在地上，一脸油污，正忙着修理一辆自行车。我走过去的时候，似乎有种感应，他立即抬起头来。相隔多年，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这是我的摊头！”一开口他就告诉我，为了活下去只好在路边摆了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头：“唉，活着真不容易啊！” 我在他摊头边上一个小板凳上坐下。等到他修好车後，我们点上一支烟聊了起来。

上山下乡後，他被村里派去赶大车。他说，那时在知青中间，我挣得工分最高了。後来村里的一位姑娘看上了，很快就结婚生子了。没有想到十年後，可以回上海了。怎么办呢？他说，我才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自己想也没想就拉起妻子的手一起回来了。

一家人在这个大城市里要吃要喝啊。他告诉我，从回来的一天开始，真的是度日如年啊！老婆没有工作，东北农村里的人到了上海能够干什么呢？只好靠我到厂里挣得四五十元钱混吧。孩子一天天长大，幼儿园上不起，我们就不上，老婆自己带着。要上小学了，开销大了，日子过得苦啊！

他说，这辈子倒了大霉了。好不容易经朋友介绍，老婆到了一家小饭店洗碗去了，能够挣点钱补贴家里了。好景不长啊，厂子倒闭了，我这个做辅助工扫垃圾的人到了社会上还能干什么！

回到家，我整整一个月躲在家里抽烟喝酒哭泣。一个大男人混到连老婆也养不活的地步，真是苦透苦透了。还是靠朋友帮忙，我就在这里摆个摊头，修修自行车。原来在农村里的时候赶大车，自己学了一些修车的技术，这样混了几年。

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熬吧，熬到退休可以有退休的工资了。你看看，现在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路上跑的都是助动车了。还有那些可恶的城管，三天两头要来冲摊头；不给点好处一天也不会让你在这里摆摊头的。

他的眼眶有点红。他继续说，熬的日子你们是没有体会的。现在，老婆生癌症了，住不起医院只好在家里养着。儿子连个高中都考不进，只好到人家小公司里打打杂。小赤佬别的本事没有，女朋友谈好了，昨天回来讲要结婚。我看伊是热昏头了，小姑娘的肚子里已经有了。怎么办呢？你看看，我这个日子真难熬啊！

他说，兄弟啊，我不知哭了多少次了。现在已经麻木了，哭不出来了。大家都是知青，我现在连聚会都去不起啊，没钱。我不想大家吗？不是的。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很多。好几次我是忍住了泪水。可惜我无法记载他讲述时那个难熬的心情啊！

我们这代人中间，何止是这一位呢？有一位知青作家写文章说，绝大多数知青处在弱势群体。一点不错！

突然，他急速地收起工具箱，连招呼都没打撒腿就跑了。

我愣在摊位前，看见不远处穿着制服的人正在朝这里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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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复旦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先生一篇文章《落在历史凹陷处的“知青”一代》。他说：我们这一代大多数知青的命运——净走在历史的凹陷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