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睫毛长，比一般人长，你看到没，是不是特别长一点？我们东北有一句话，说眼睫毛长的人不认亲。”

流产的27年新乡“兵谏”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京师警察厅宪兵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公布了苏联煽动、制造中国内乱，策动、操纵中国内战，颠覆北京政府的大量证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譬如：指示国共两党在北京政府控制区域煽动、组织街头群众运动，煽动、组织农民运动，利用、引导、改造红枪会从事反政府活动；制造排欧、排外混乱，包括抢掠和惨杀；在全华各地建立特务组织、间谍网络；以大量军械、巨额资金扶植南北二赤（南赤国民党集团，北赤冯玉祥集团，含胡景翼、孙岳的国民二、三军），等等。

6天后，蒋介石、白宗禧、李宗仁、李济深、蔡元培等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实施清共并驱逐苏方顾问，表示与苏联划清界限（反共不绝苏，仍与苏联藕断丝连），13日，李济深又迅速返回广州组织清共。“四一二事变”6天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仍奉行联俄容共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对峙。

“宁汉分裂”后，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一度就东征、南征、继续北伐三个选择争执不下，大约4月底前后，鲍罗廷（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国民政府政治总顾问）传达了斯大林指示，斯大林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刻不容缓地继续北伐以支援正在北方与奉军作战的冯玉祥；冯玉祥、白宗禧等人也积极调停宁汉双方勿起战端。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遂决定分别北伐。

5月中旬，唐生智、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与张学良、韩麟春率领的安国军第三、第四联合军团在河南展开大战，双方接连在西平、上蔡、临颖等地激烈厮杀（有资料显示，白崇禧也率部参加了国奉河南大战），战境胶着、惨烈。5月底，安国军退往黄河以北。武汉国民军并未乘胜追击，而是回师湖北，将河南让给了自陕西出潼关的冯玉祥国民军。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矛盾严重，叛乱频发（如许克祥、夏斗寅、杨森等的兵变、叛乱），还有两湖，特别是湖南过激的农民运动也亟需处理。国奉在华中、中原一带进入休战期。不过，在华东，孙传芳、张宗昌率领的安国军（包括直鲁军）其后仍在与南京国民政府作战。

国奉河南大战期间及奉军北撤前后，张学良以作战失职、作战不利等罪名枪决了数名奉军军官，以致联合军团共同指挥官，第四军团军团长韩麟春与张学良大吵一场。张学良其实是在借机剪除异己，代之以自己的亲信。被杀的军官中包括十七军炮兵旅旅长陈琛。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的1924年10月前后，郭松龄、张学良就要杀掉陈琛，当时姜登选哭着给张学良下跪，为陈琛求情，陈琛才暂免一死。在一些描述中，相关情节被篡改为，张学良给郭松龄下跪为陈琛求情。

国奉河南大战后，张学良曾返京劝说张作霖停战息兵，退出关外。在《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中，张学良的说辞是：“中国打内战。。。不过是你要抢这个地盘，我要抢这地盘，各人争势力。中国大家要好好的，和和平平的，各人守各人的疆土。。。老百姓受苦是我们搞出来的。。。我看见老百姓受苦我难过死了。我们争的是什么？你也统一不了。”

看得我直想吐。谁是中国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张作霖？还是苏联及在苏联扶植下发动北伐的国民党？张学良难道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苏联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死敌吗？张作霖就该被国民党、被苏俄攻击、消灭而不应自卫、还击吗？中国就该被苏俄赤化、荼毒而不能拒绝、反抗吗？张作霖停止抵抗，退出关外，苏联就能放过他了吗？这不是爱好和平，这是强奸和平，强奸正义，这是混淆是非、颠倒因果，这是要求自己的父亲不顾民族大义、放弃保卫国家、人民的责任，这是巴不得老爸认怂鼠窜，甚至垮台、丧命。

北伐战争不是简单的内战；张作霖与国民军之战，是中国传统力量对抗苏联代理人的反赤化之战。

再看看张学良卫士郑景山的说法。据郑景山回忆，张学良是这样劝张作霖的：“日本人盼着我们打，（如果）我们向前打，（叫）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闻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个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收拾他，我让藏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郑景山说，当时在场的，有张学良的几个卫士，包括郑本人，还有东北军将领邢士廉（第2方面军副军团长，北京军警督察长）。

对照相关史料，张学良的这次劝说发生在安国军政府成立前的6月上中旬。

1927年6月9日，奉系高层在北京顺承王府召开会议，会上，张学良、韩麟春主张接受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军及阎锡山停战合作，张作相、吴俊升也愿意有条件接受，张作霖未作明确表态。6月11日，孙传芳与奉系直鲁军首脑张宗昌联袂到京，二人极力反对言和，对其它奉系将领进行了游说、劝说。6月16日，奉系将领在顺承王府再次开会，风向逆转，多数人反对屈从南方。杨宇霆说，应团结起来抵御南方，立即组织安国军政府，以号令全国。张宗昌也慷慨陈辞：“如今敌人，已不是北洋系了，不再有通融余地，非战不可，不战必亡，与其入棺待死，不如痛快大干一场”；张宗昌还建议，张作霖以“大元帅”名号领导安国军政府，如此则“人心即告安定，犹可戮力同心，奋勇作战，前途仍有希望。”

16日深夜，孙传芳、张宗昌等8位将领发出拥护张作霖就任安国陆海军大元帅的通电（“铣电”）。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劝说不成，在张作良意料之中，他当着手下面劝说张作霖，不是为求成功，而是为了师出有名。返回豫北后，张学良密令心腹将领们到新乡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张学良说:“最近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老郭（郭松龄）的主张对。现在要想停止内战只有以武力逼老帅停战了。”

奉军炮兵司令邹作华等人当即表示:“一切听从军团长的指挥！誓死追随军团长！”张学良和心腹们不久即拟定了“兵谏”计划。

也就是说，安国军政府刚刚成立，张作霖刚刚就任大元帅，张学良就开始策划“兵谏”了。

据这次“兵谏”的重要组织、筹备者高仁绂回忆，当时张学良有以下部署和安排:
公推镇威上将军张作霖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奉、吉、黑、热、察、直、鲁、豫八省军队起义；
公推阎锡山为北方革命军副总司令，率领晋绥军起义；
孙传芳负责消灭张宗昌在山东的军队，张学良负责消灭张宗昌在河北的军队；
高仁绂指挥在北京附近15个奉军步兵和炮兵团，消灭张宗昌在京津地区的军队；
如果张作霖仍然不采纳张学良的建议，高仁绂即率奉军包围张作霖居住的顺承王府，切断王府同外界的一切通信联络和交通，但不能向王府开炮。行动具体时间等候张学良的命令。

从上述计划看，张学良不只是要控制张作霖，逼其停战，他还要把忠于张作霖，最坚决反对易帜的张宗昌的部队彻底消灭。这不是兵谏，是政变，是火并；是要颠覆刚刚成立的安国军政府，逼张作霖交权下台，结束其政治生命。张学良要在已经风雨飘摇的奉系内部再制造一次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高仁绂当时负责京畿警备区，没有参加新乡会议，张学良专门派邹作华去北京向高仁绂传达指示，要求高仁绂为“兵谏”作好准备工作，准备内容包括：接收西直门的守卫、警戒，以在北京城郊区进行军事演习为名，逐渐形成对北京城的包围等等。

当时，张学良与“新乡兵谏计划”中提到的阎锡山接触频繁。阎锡山的代表李庆芳正奔走于奉系高层间，试图说服奉系易帜为国民军。临颖战役后的6月1日，阎锡山曾致电张学良、韩麟春，再次呼吁取消安国军称号，将安国军改组为河北国民革命军。大约同一时期，阎锡山还曾劝说张作霖易帜，服从三民主义，被张作霖拒绝。

张学良还联络了孙传芳共同举事。孙传芳26年11月中下旬投靠张作霖后，张作霖既往不咎，对孙传芳很热情，要张学良等人好好地招待孙。不久，孙传芳和张学良等人换谱结拜，相关资料显示，孙、张二人相当合得来。结拜应该是张作霖授意的，因为当时共同结拜的还有张宗昌、褚玉璞、潘复、杨宇霆等人，后面这四人中，和张学良亲近的只有潘复，其它三人都是张学良的政敌。

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与北伐军方结难解深仇；前面资料也显示，孙传芳是安国军内的反对易帜派。如果张学良联络孙传芳确有其事，那么，可能是在张面前，孙曾曲意迎合，表现骑墙，让张学良产生了错觉，以为可以把孙传芳也拉进来。孙传芳不太可能真正支持张学良亲苏亲南方性质的政变。

27年6月底前后，兵变计划应该已传达完毕。按高仁绂的说法，他不久就按张学良的要求准备就绪了，但直到27年秋，张学良也未发出实施“兵谏”的指令。

1927年8月底，孙传芳在龙潭战役中惨败于南京政府国民军，丢掉了他争雄中国的最后一点军事本钱。基于高仁绂的说法判断，仓皇北逃后，孙传芳以某种方式向张作霖透露了张学良“新乡兵谏”计划（孙应该只知道张学良的部分计划），已焦头烂额的张作霖把张学良叫去痛骂了一顿，似乎没有做过多的追究。有说法称，韩麟春1927年12月24日参加安国军政府高层晚宴后，身体不适，25日昏睡了一天，于晚间死亡。如果此说属实，那么韩应该是被毒杀的。不能确定韩麟春之死与张学良兵变计划的关系。 韩麟春的死亡时间和死因有多种不同说法，最常见的说法是，韩麟春1927年底突然中风，后于1930年1月18日病故。

流产的“27兵变”是滦州兵变后，张学良的又一次兵变尝试，也是九年后西安事变的一次排练。

奉军炮兵司令邹作华，滦州兵变时是郭松龄兵变军--“东北国民军”的参谋长；27年“新乡兵谏”，邹又是核心骨干，张学良的左右手；9年后，张学良故技重演，发动西安事变，时任国民政府炮兵学校（在南京）校长的邹作华，看穿了张学良以兵谏之名进行政变的意图，坚决投向了国民政府一边。

为什么张学良迟迟不发动“27兵变”，直到孙传芳告密？高仁绂事后认为，这是因为张学良受到封建伦理的影响，迟迟下不了决心。

高仁绂太“小瞧”他们的少帅了。孙传芳对政变态度不明，可能才是张学良不敢冒险发动的首因。25年10月，时任浙江督军的孙传芳反奉，月底，与山东督军张宗昌在徐州一带交战，孙张二人不打不相识；26年11月，败于北伐军的孙传芳投靠奉系时，引介者和说合人就是张宗昌；此后一年半，二人并肩与北伐军作战，合作融洽，惺惺相惜。对张学良，孙传芳恐怕是逢迎的成分居多。即使孙传芳加入政变一方，“新乡计划”的危险系数仍很高，副作用非常大，它极可能造成奉系的大崩溃、大瓦解，使奉系和张学良变得无足轻重；张学良背后的组织，需要保留一个相对完整、强大，能对中国政局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奉系。组织的态度可能是“新乡计划”搁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新乡计划”出炉前，组织就已经开始策划、尝试成本和副作用低得多的张作霖问题解决方案了。组织的方案将在一年后成功杀死张作霖元帅。

“新乡兵谏计划”是在安国军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出炉的。27年6月16日，孙传芳、张宗昌等通电拥戴张作霖担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的当晚，张作霖曾发出一份“讨赤通电”，通电中说：“

比者共产分子归降苏联，宣传亦化，甘心卖国。。。为驱除洪水猛兽，不能不战。为世界人类生存，不能不战。用是联合诸帅，共起义师。。。。
讨除共产，实为世界公共之事业，亦为人类共同之事业。。。
此后海内外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宗旨），即属救亡之同志。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惟独对于赤逆则始终一致对敌，决不相容。一息尚存，此志不改。。。

在6月18日的就职通电中，张作霖再次表示：“中央无负责之人，邪说乃乘虚而入。作霖睹兹赤氛日炽，不忍使五千年神明衣冠之胄，论为异类。三万里城社农商之盛，夷为荒墟。。。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公之责一日未尽。”

所以，和战分歧只是表象，张氏父子的根本冲突在于，儿子强烈亲苏亲赤，老子誓死反苏反赤。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张学良送的挽联是：“关怀之殷，有如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张学良与张作霖的政见冲突，比之与蒋介石，更为严重，更为无法调和（蒋介石反共但不绝苏）。

皇姑屯谋杀 上

有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的重要推断：没有来自奉系内部的支持和配合，皇姑屯暗杀不可能完成。皇姑屯事件不是单纯的外部暗杀，而是一次里应外合的谋杀。分析见下。

首先，暗杀者必须准确获得如下情报：
1。张作霖出关是乘坐汽车还是火车；
2。张作霖专列的出发时间；

张作霖曾一度打算乘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公路坎坷、汽车颠簸等原因而放弃；张出关的时间也对外界保密，出关前，他一再释放烟幕：先宣布6月1日启程，再改为2日，但2日上车的只有寿夫人（五夫人）等家眷，6月3日凌晨，张作霖才终于登上专列，离开北京。没有奉军核心高层或与张作霖关系非同一般的人做内线，上述二项情报，难以获得。

其次，暗杀所设炸药在张作霖所在的第10车厢（编号为80）经过三洞桥时准确启爆。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由内线提供张作霖所在车厢的位序、外观特征等情报。如果没有这组情报，暗杀者只能设置众多炸药，乱炸一气，甚至需要在制造爆炸后以人登车，进行二次暗杀。光知道张作霖所在车厢的排序是不够的，即使火车慢速行驶，用数车厢的方式来决定何时起爆仍是不可靠，和容易出错的；要克服盲目性，干净利索地一爆成功，必须知道目标车厢的明显特征或标识。如果那节蓝皮花车（第10车厢）有显著的外观特征，那么需要内线提供该特征；否则，就需要车上的内应在专列到达三洞桥前为该车厢设置醒目标识，以供暗杀实施者快速、准确识别。没有内线或内应，根本无法实施精准起爆。

第三，暗杀结果极为精准，也离不开内应的协调。威力巨大的爆炸几乎将张作霖所在的10号车厢完全摧毁，与之相邻的前后两节车厢也遭到严重破坏。按正常的想象，专列上人员伤亡一定非常惨重，但事实却非如此。专列上共四百多名乘客，只有两人死亡：张作霖和远迎到山海关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重伤不治（张作霖有可能同样当场死亡）。专列上再无第三个死亡者。爆炸发生时，位于死亡车厢的很可能只有张、吴二人，暗杀同谋和知情者已离开了死亡车厢，同时把暗杀目标外的其它乘客也支到、或安排到了离死亡车厢较远的其它车厢。爆炸发生前，暗杀同谋们有可能已秘密控制了死亡车厢，车厢内的张作霖、吴俊升可能已处于不自由，或不清醒的状态。

第四，暗杀小组可能还需要内线为其提供身份掩饰和行动的便利；暗杀所需要的大量炸药、起爆器、起爆线，埋设或装置炸药所需的工具，不太可能是自备的，最可能的提供者有两个：南满铁路的日本守卫队，或奉军中的内线。

由第二、第三项分析可知，张作霖专列上一定有暗杀者的内应、同谋；由第三项分析还可以推断，专列上的内应有多人，他们的力量足以完全控制或部分控制张作霖专列。

专列上的张作霖随行人员中，哪些人是暗杀者的同谋或内应呢？

1928年6月3日凌晨1点，张作霖元帅的专列驶离北京。元帅本人不知道，他非凡英豪的一生行将结束；但知道这是大帅生命最后一段路程的同车人，却不只一人。

莫德惠也在北京登上了张作霖专列。莫是东北元老，时任安国军政府农工部总长、奉天财政厅长、代理省长。此人有何特别？莫德惠是张学良在奉系高层的第一亲信，多次为张执行秘密使命，张被禁锢后，探访张学良最多的人，就是莫德惠。但张学良晚年却几乎从未提及莫德惠。晚年口述历史时，张学良为什么要小心翼翼地刻意回避莫德惠？因为莫德惠是解开张学良一生秘密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莫、张关系的细节，我将在下篇再作展开。

6月4日晨，专列到达皇姑屯车站，东北另一元老，张作霖最早的结拜兄弟，安国军政府实业总长，军政府前陆军总长张景惠前来迎接，并登上专列同行。二张是几十年交情的把兄弟，照常情和礼节，张景惠上车后，应该在10号车厢和张作霖多唠会嗑才对；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可以确定，张登车后即使进入过10号车厢，也很快就离开了。原因如下：
1。爆炸发生时，张景惠不在10号车厢；
2。皇姑屯车站距爆炸地点三洞桥不足1.5公里；
3。据有关资料，专列在皇姑屯车站停留时间很短，张景惠一上车，火车就再次启动了。

对张景惠这个人，我还将展开细谈。

列车驶离皇姑屯站，驶向终点奉天。张作霖元帅的生命，也就要走到终点。

“6月4日清晨，张作霖和专门从山海关赶来随他一起回奉的吴俊升谈笑甚欢，校尉处长温守善小心作陪。清晨的凉风丝丝吹来，大家在焦急中享受着这仅有的畅快。列车就这样沐着晨曦驶离了皇姑屯车站、进入了不远处的三洞桥。”

“在慈禧太后曾经坐过的蓝皮花车上，只有张作霖、吴俊升、温守善3人。张作霖拄着战刀，吴俊升站在张作霖的右侧，温守善双手紧握两把长瞄匣子枪守卫在张作霖身后，专列即将驶入三洞桥涵洞，3个人紧张地望着窗外，窗外已是细雨霏霏。”

“突然之间，轰隆两声巨响，天地变色！张作霖的专车猛然被炸裂，一时间飞沙走石。原本从容行驶的列车车厢东倒西歪，有的脱轨、有的爆裂出熊熊火焰。而张作霖所在的那节车厢显然已面目全非，车身崩裂出好几丈远。”

温守善。

温守善当时随侍张作霖。爆炸发生后，吴俊升当场死亡，张和霖重伤不治，而应与张、吴同在10号车箱的温守善呢？他几乎没受什么伤！

皇姑屯爆炸发生后，温守善是抱着张作霖返回大帅府的人之一。目睹张作霖死前惨状，照常理，温守善应该留下为故主善后，并扶助少主；同时，就算无力为主报仇，也要出份力，尽份心。可温守善是怎么做的呢？皇姑屯事件后，他迅速离开了大帅府，离开东北，跑到天津隐居起来了。

这是避祸远遁，防被灭口的典型做法。温守善知道什么重大秘密？什么人让温守善如此恐惧？是日本人吗？

还可以举出其它皇姑屯谋杀的知情者。

潘复，也叫潘馥，张作霖安国军政府的总理，也是北洋时代最后一任总理。潘复在北京也上了张作霖专列，车到天津站，潘复中途下车。这本来没什么不正常的，但在天津站下车的除了潘复，还有另外一个人--靳云鹏。靳是两任北洋政府总理，张作霖的准亲家。潘、靳两人同时在天津下车有何问题？潘复是自己主动下车，靳云鹏呢，则是被人诓下车的。巧合的是，在天津同时下车的这两个人，关系恰恰非比寻常，靳云鹏是潘复的奶兄，靳云鹏的母亲邱莹莹，是喂养了潘复6年的乳母。

靳去鹏被诓下车这件事，如果不是靳自已导演的，那么极可能是潘复不忍奶兄登上死亡列车而设计安排的。潘、靳两人的人际关系都极为复杂，不能排除靳云鹏本人知情的可能性，潘、靳二人中，至少有一人是皇姑屯谋杀的知情人，潘复知情的可能性更大。

潘复因为认识了张学良，和张学良投机才被张作霖所用。张作霖首次重用潘复，于26年9月任命潘复为财政总长，是出于张学良、李景林（曾任直隶督军）的联名保荐。26年底，孙传芳来投，在张作霖授意下，张学良、孙传芳，以及张宗昌、褚玉璞、潘复、杨宇霆等人曾换谱结拜，后面4人中，与张学良交好的，只有潘复。张学良执掌东北后，潘复被聘为张学良的高级顾问。

为了避免被误杀，潘复或靳云鹏选择了中途下车；温守善在车上是职责所在；莫德惠、张景惠二人为什么也要冒险上车，亲临谋杀现场呢？因为莫、张二人是皇姑屯谋杀内应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和张作霖身边的温守善负有以下任务：

1。在暗杀进行时，设法使张作霖留在死亡车厢，甚至将张作霖控制在死亡车厢，确保张不会意外脱险；
2。看护现场，消除线索和证据；
3。在暗杀发生后看守张作霖，即使张未当场死亡，也确保其不能说话，不能提供事关真凶、真相的证词，不能做出不利于已方的后事安排；
4。编造有利于已方的张作霖遗言，将凶杀嫌疑指向它方。

上述任务可由已在列车上的莫德惠、温守善等人完成，为什么张景惠还要在皇姑屯站上车？

因为莫、温等人上车后，无法再与同伙进行联系，不知道后续的安排，也不知道车到三洞桥时，如何配合暗杀；同时，假如张作霖中途下车、换车，他们也无法通知同伙。以下几个原因需要张景惠在临近暗杀前上车：
1。确定张作霖仍在专列上，仍在死亡车厢--第10车厢；
2。向三洞桥附近的暗杀者发出张作霖在车上，可按计划实施暗杀的确认信号；
3。如果需要的话，为死亡车厢设置清晰、醒目的标识，以便准确启爆（如果10号车厢外观本就与其它车厢明显不同，则此步工作不需要）；
4。帮助莫德惠等人加强对死亡车厢甚至整个专列的控制。

张景惠的内线小组还可能为三洞桥的暗杀实施小组提供了合法活动的身份，暗杀所需的巨量炸药、起爆器、起爆线、望远镜，及其它工具、器材、武器。内线小组与实施小组之间的联系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两个小组成员不必见面，他们之间的联络是通过协调者的电报转发来实现的。后一种方式更专业、谨慎、隐秘、安全。

车到三洞桥，隐蔽在周围某处的暗杀小组成员根据张景惠给出的信号、标识（或其它车厢特征），在10号车厢穿过桥下时准确启爆了炸药。

关于现场的爆炸，有两声、一声两种说法。

如果有两次爆炸发生，那么暗杀者就设置了两处炸药。三洞桥上至少有一处，另一处设置在哪里呢？第一次爆炸已经将三洞桥炸飞，在三洞桥上设置两处炸药来制造两次爆炸可行性较低（有说法称三洞桥南北两侧各设了一处炸药）；另一处炸药应该就设置在专列10号车厢车体内外。因此，专列上的莫德惠、温守善及其它同伙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设置、看护火车上的炸药。这一炸药可能在开车前已经设置在车体内外某个隐蔽位置；也可能在开车后伪装成其它物品（如麻将牌），或夹藏在某物品中，放置在10号车厢内；车内的炸药也可能是张景惠或其手下从皇姑屯站带上车的。

专列上的炸药可能只是辅助性的；但也可能更致命，因为它可以放置得离目标非常近，而且无需穿破死亡车厢的厚钢板厢壳（有说是防弹厢壳）。有这种可能性，三洞桥上的爆炸是为了遮掩火车上的爆炸。两处炸药确保了暗杀万无一失，天衣无缝。

如果三洞桥和死亡车厢上都设置了炸药，那么皇姑屯谋杀就有两组凶手，那么张景惠这批人就不只是同谋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