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不远游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名句。这句话的内涵表达了农业社会中根基型家庭以及平均式遗产分配的法则。

何为根基型家庭？简单说来，就是儿子成家后不离开父母的住宅，形成三代同堂的格局。只有在遗产平均分配的理念下才能保证在一个多子家庭中，子代的兄弟成年后甚至成家后能够都留在父母的屋檐下。而老一辈死去的时候，分家成了这个大家庭的必然危机，而且家产，农田，都会因此而被切割成更小的份额，不利于财富的完整保留。

换句话说，在一个法定长子继承的社会里，比如传统的日耳曼社会，三代同堂只对长子成立，因为他被指定来继承家庭，也就是农庄的财产。这种传统的优势是保证了家产的完整性，它的代价就是长子以外的男性子代被剥夺了继承权。他们只能去从军，当僧侣或者到美国去淘金。整个社会是把这种家产分配上的不平等认为自然法则的，当然也不会产生分家的危机。

在遗产均分式根基型家庭中，家庭的权力，或者说财富的分配权是归于父辈，更确切地说，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里，用孙子辈的立场来说，是归于爷爷的。叔伯间的矛盾甚至敌意都由爷爷来裁判，因为家庭的财富是不但是爷爷创建的，而且任何关于土地的交易也必须由他来操作，任何叔伯，乃至大伯都不可能在市场上代表这个大家庭进行土地交易。中国与俄罗斯的传统社会都是由这一形式的有产者家庭组成的。之所以要强调有产者，是因为他们才是国家的中坚力量。

在国家层面上，由于长子继承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那么多子的君王也必须面临国土被分裂的风险。而为了避免分裂，皇帝的通常做法不是用法律来肯定长子继承，而是用个人的威权来任意挑选接班人。因此在这种社会里，个人专制总是与接班人危机伴生。

家产均分的理念使得在社会中产生强烈的仇富心理，而根基型家庭的传统又在群体潜意识中形成了对明君的期盼。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得以在中俄两国以个人独裁的形式得以实践，也就是这两个国家至今都未能走出接班人危机的结构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