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标题：新冠疫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事故-病毒泄漏引发造成的吗？

本文写作较仓促，如有疏漏、错误之处，请各位网友不吝批评、批驳、指正，我相信，我们可以共同得出最合乎事实和逻辑的结论，我们可以做有独立思考能力、自我判断能力的人，我们可以不做信息控制体系愚弄、摆布的玩偶。

2021年5月26日，拜登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在三个月内查明，COVID-19是源自动物（人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还是源自实验室事故。

不愧是老到的资深政治家，调查设计得很“高明”，无论调查结果是两个选项中的哪一个，都不会对美国有害。如果病毒来自动物，那么自然与美国完全无干；如果疫情源自实验室事故导致的病毒泄漏，那么发生泄漏的，当然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对新冠疫情的产生没有重大责任，美国顶多只需要检讨一下自己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瓜葛，如合作关系、资助关系就可以了。

所以，拜登调查刚一立项，美国的责任就已经巧妙地撇清了。这一调查后续的意义，只在于决定：新冠疫情，到底是由动物背锅，还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完全背锅。

新冠疫情至少存在三种来源可能性：动物来源，病毒泄漏，病毒投放。在设立之时即自行切割“病毒投放”选项，这使得拜登调查天生不健全不完备。

世卫组织3月30日的调查报告有明显缺陷，拜登的调查呢？世卫调查报告的缺陷是结果的缺陷，而拜登调查的缺陷是调查本身在自我制造缺陷。

拜登的调查值得你期待吗？一个刚出世就自我阉割，自我制造残缺的调查，值得你信赖吗？他们是打算向世人还原疫情的真相，还是要编织出一个所谓的真相？

新冠溯源调查是一项极其重大，务必严谨、慎重的工作，正常的，自然而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在调查之初，不应先入为主地排除任何重大选项；任何选项的确认或排除，都应该发生在充分的调查、分析、讨论、辩论之后；如果选项较多，可以先通过初步的优先级评估，将部分选项列为次要选项，或列为第二阶段展开的选项。调查还未正式开始，不依据明确的、坚实的理由，莫名地冒然摘除某个选项，将其排斥、隔绝在调查之外，动机姑且不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极不科学，极不严谨，极为轻率，非常不负责任，非常不值得信赖的。

如果新冠病毒既非来自动物，也非来自实验室事故造成的泄漏，你的调查有什么意义？你是不是也非从你的选项中强行杜撰一个结论？

拜登为什么急于排除“病毒投放”选项？是“病毒投放”显而易见不可能发生吗？美国政、科、媒各界为什么一再刻意强调“实验室事故”-“病毒泄漏”，而一直避谈“病毒投放”？是他们手下留情？或者，他们的做法只是无心之举？

就基本特征和责任归定而言，“病毒泄漏”，“病毒投放”有着天壤之别。

病毒的泄漏地与病毒的存储地是位置相关的，泄漏病毒与拥有病毒是绑定的。“病毒泄漏”的潜台词是：新冠病毒就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如果作出“病毒泄漏”的“结论”，那么几乎必然，武汉病毒研究所不仅将成为病毒泄漏的责任主体，还将成为制造新冠病毒的元凶！！！把武汉病毒研究所“确定”为“元凶”之后，美国的各个病毒研究机构就全都洗白，全都安然上岸了，肇事嫌疑者们也不必再缩头缩脑、谨言慎行、小心翼翼、惶惶不安了，他们可以免于被世人目光聚焦、拷问了。

“病毒投放”的特征与“病毒泄漏”截然不同：病毒的投放地和病毒的来源地可以完全无关。如果新冠病毒是被投放的，那么它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同样可能来自世界上其它某个拥有P4或P4实验室的病毒研究机构；它的来源地与投放地完全可以远隔重洋，相距千里、万里；从来源地到投放地，新冠病毒样本可能还在一个、两个或更多中转地驻留过（新冠病毒样本是否可能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驻留过？本文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如果调查“病毒投放”选项，那么美国的众多病毒研究机构应同时被列为调查对象，它们的研究内容、论文，实验室材料，实验日志，以及实验室病毒样本的输出（、输入）记录，都必须被深入、细致地审查。这是拜登和美国政府不愿面对的，即使他们还未确认自身的责任，这种调查也让他们深为恐惧。哪个国家在病毒功能增益（G-o-F，Gain-of-Function）研究领域最活跃、最深入、最领先，历史最悠久，水平最尖端，成果最丰硕，这是不言自明的。

拜登的调查，和过去一年多以来美国科、媒、政界及WHO将“新冠实验室来源说”斥为阴谋论”如出一辙，都是抢先将证据链最充足、最完备，逻辑链最坚实、最贴合自恰的选项排除在外，以便编织、摆弄符合他们需要的所谓“真相”。

如果心里没有鬼，那么何须紧张？如果不心虚，那么何不沉住气，通过完备而深入的调查，分析、研究、评估所有的可能性，等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何必急不可奈地一早就排除这个，排除那个？为什么要急着排除？因为它显然不可能？还是因为它是你们难以面对的真相？

习近平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有难以言说的苦衷。美国呢？一年多以来，美国科、媒、政等各界的所谓主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力控制、垄断言论，将对新冠起源的质疑、探讨污名化为“阴谋论”，打着科学的幌子压制、禁止相关科学讨论、科学辩论，在各大刊物压制论文发表，在各大平台封禁异议声音。。。他们不惜在最著名的民主国家，做本应只在极权国家发生的事情，这是简单的动机所能驱使的吗？请静心想一想：他们不约而同，全力以赴，只是在帮习近平捂盖子？他们只是在为武汉病毒研究所两肋插刀？他们一直这么讲义气？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被收买了这么简单？他们真的是智商比习近平低得多的被利用了的白痴？他们连民主国家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脸面都不要了，回答我，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别人吗？

他们是否如你一直以为的那样，清白而又无辜？本文不多作展开，我只列一项资料。

2017年12月19日，美国政府解除了一项有关“增强型”危险病原体研究的禁令，重新允许科学家申请联邦经费，开展制造具有更强致病能力或传播能力病原体的研究。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说：“功能获得性研究非常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快速演化的、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的病原体，并制定有效对策。”

柯林斯认为，最新政策框架形成了对功能获得性研究（Gain-of-Function，G-o-F）的“强有力的监管”，而多学科审查流程将促使此类研究“安全、可靠和负责任”地实施。

始于2014年10月22日，由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功能增强”研究禁令就此宣告结束。

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调查石正丽等中国科学家是应该的。但是我忍不住想问问你们：我想你们不会都是独眼龙。为什么没有功能增益（G-o-F）研究纪录（作为主持者）的石正丽们是“重大嫌疑犯”，而你们身边那些从2011年起就开始了G-o-F研究的更具病毒改造能力、天赋、经验的功能增益资深老手、顶级行家们却没有一点嫌疑？他们为什么是根本不必怀疑，完全无须调查的天然“清白者”？ 你们的调查逻辑过于强悍，这是人类的逻辑，还是异形的逻辑？这是调查，还是演戏？

2017年12月美国政府解除“功能增益”研究禁令，2019年11月（或更早）在武汉出现了新冠病毒，这两件事纯粹是巧合？它们之间的潜在关联可以视若乌有？可以置之不理，或者装着看不到？可以不予调查，不必探究？

禁令解除后的两年时间里，美国科学家没有功能增益-改造出任何一种新型病毒吗？

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觉：石正丽是“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领域的业内权威之一，因此肯定是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即功能获得性研究G-o-F）的重要参与者。这个错觉我也有过。我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石正丽所做的工作是病毒搜集、分离、分析、发现，她做的是“读”的工作，而非“写”的工作。“写”的工作，即通过基因编辑、基因改造来赋予病毒更强的致病能力、传播能力，才是病毒功能增益的内容。石正丽没有以主持者的身份发表过任何功能增益相关的论文。如果我的这一认识是片面的或错误的，请网友们立即指出反例。2015年秋著名的北卡病毒嵌合实验的主持者是Ralph S Baric，第一作者是Vineet D Menachery，石正丽在该实验中的贡献只是提供了rsSHC014病毒的刺突蛋白质粒和基因序列。

有人还移花接木，捏造了如下谎言：美国某些机构曾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功能增益研究。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其一，至少从公开发表的论文看，一再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不是中国病毒学家，而是美国病毒学家!其二，美国人并未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功能增益研究，他们是在资助石正丽团队搜集蝙蝠冠状病毒！中方接受资助的交换条件是石正丽团队向美国人提供采集、分离得到的病毒样本。大批来自中国的病毒样本被运送至美国的各实验室，用于包括功能增益在内的病毒研究。自2008年4月至2018年9月，通过PREDICT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生态健康联盟联合创办），美国从中国共获得了上万件动物及人体病毒。

新冠疫情发生后，对2017年底重启“病毒功能增益研究”一事，美国政界、科学界、媒体全都讳莫如深、缄口不言，唯一的例外是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2021年6月8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听证会上，博明提议，美国应以身作则，停止功能增益研究，并恢复奥巴马政府对功能增益研究的禁令。博明说：“功能增益研究旨在帮助预测当前的大流行病，但实际上可能反而为这次大流行埋下了种子”。

显然，和绝大多数美国政客一样，拜登也揣着明白装糊涂，全当自己国家不是"功能增益研究"的主力军。把调查矛头对准别人家的孩子就足够了，自己家的孩子都是天生清白、无辜，天然应该免于调查的，即使他们完全存在肇事可能，即使他们的履历与制造新冠病毒最为吻合，即使他们是世界上最有能力制造出新冠病毒，并赋予新冠病毒种种非凡能力的人。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是不会让调查失去控制，自找麻烦，引火烧自已家后院的。

吸麻后，李铁和马子去飙法拉利。二人在车上嗨得过于忘我，玩得太大，没成想，玩出了一起严重车祸。李铁驾车仓皇逃逸。
李刚负责调查车祸事件。他召集手下开会，郑重其事地说：我要求你们加倍努力，调查全市所有的BMW、奔驰、奥迪、桑塔纳，9天之内，务必从中找出肇事车辆和肇事者，向我报告。我们一定要给遇难者的家属一个交代，给社会一个交代。
毕会后，李刚给夫人打了个电话：给我问问铁子，他今天是不是又开法拉利出去疯了？

从拜登的声明判断，李刚已经清楚李铁的所做所为了。当然，李刚主持的肇事调查是不会调查法拉利，不会查到李铁头上的。

拜登声明发出后，媒体、舆论随即火力全开，展开了对武毒所的口诛笔伐。武汉病毒研究所再次来到了风口浪尖，几乎成了所有海外媒体、海外网友认定的准泄毒犯。

可以开始正题了。

武汉新冠疫情，全球新冠大疫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事故”-“病毒泄漏”引发导致的吗？这个问题，我去年7月已经专文分析、否定过。今天，我不想重复去年的语言，我打算从新的角度，再次阐明：新冠疫情根本就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事故泄漏造成的！。

“病毒泄漏说”，即“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它丝毫不能解释武汉的疫情事实，它与大量的疫情事实毫无吻合之处，每每相反，处处矛盾。

假定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实验室事故在病毒所内或邻近区域产生了一个或若干个泄漏点，泄露点是带有新冠病毒的位置、物品或动物。泄漏点的新冠病毒将造成人类的初代感染。

泄漏点可能在实验室内或病毒所内，也可能在病毒所外。泄漏点可能是相对固定的，如沾染了病毒的地面、破损的带毒实验器皿，或排放到实验室外某处的带毒废液；泄漏点也可能是移动性的，如排出的带毒气溶胶，或者一批被私下贩卖的携带新冠病毒的实验动物。

被泄漏病毒（泄漏点的新冠病毒）直接感染的人将成为COVID-19的零代病人或零代感染者。为简化描述，下文中的零代病人也同时代表零代感染者。零代病人可能是病毒所的工作人员，也可能是接触过泄漏点的附近市民或其它人员。

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两个园区，一个是位于武昌区的小洪山园区，一个是位于江夏区的郑店园区。小洪山园区实验室的最高等级是P3，P4实验室在郑店园区，郑店园区也有P3实验室。

先说小洪山园区。

如果病毒泄漏发生在小洪山园区，那么疫情应该大概率首先发现于长江东岸的武昌区，而不是长江对岸的江汉区。然而，2019年12月30日前金银潭医院收治的27名新冠早期患者，除寥寥数人外，绝大多数却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包括荆州等地来该市场采购者）、市场所在的江汉区或周边的长江西岸地区。这是武汉疫情的第一个重大反常，这一情况差不多是在说，（主要的）病毒泄漏不是发生在武昌区的小洪山园区，而是发生在江汉区的华南海鲜市场一带。对这一反常，似乎可以作出如下解释：某个零代病人，他是偶然在小洪山园区附近被感染的，但是，他是江汉区人，他的工作单位在华南海鲜市场或附近，他的日常活动区域，也在江汉区，是他造成了华南海鲜市场及江汉区的诸多后续感染。这种解释成立吗？稍后我们将会明了，这个解释并不成立，因为它将得出一个错误推论：华南海鲜市场的早期患者是被某零代病人传染的1代或1代以上的续发病人。接着往下看。

如果小洪山园区发生了病毒泄漏，那么，零代病人将在各泄漏点的接触区域产生，他们将较高比例地成为重症患者。1代病人将在零代病人的活动轨迹上，活动范围内产生。大体来说，离泄漏点越近，被零代病人接触传染的频率越高，机会越大。当零代病人数量很小时，其活动情况的偶然性可能会在远离泄漏点处造成较多的1代病人；但是，如果零代病人较多，那么不同零代病人活动的偶然性将相互抵消，这时，1代病人的统计学分布也将体现出与泄漏点距离的相关性。或者说，离泄漏点较近处的早期病人（零代、1代）一般应多于离泄漏点较远处的早期病人(当然，随着传染代数的不断增加，传染区域的反复交叉，新冠患者的分布最终将趋于均匀）。上述判断不是绝对的，可能出现各种偏差，但截然相反的情况应该是很难发生的。我们再来看新冠27名早期患者的情况。这27人中，华南海鲜市场从业者超过20人，另有几人虽不在市场工作，但也与该市场有直接的接触（或暴露）史。也就是说，除少数几个例外，27名早期患者要么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要么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我们看到，与正常情况截然相反的早期患者分布偏偏就是发生了！还不只如此。27名患者中的重症患者，也几乎全都是华南海鲜市场从业人员或市场接触者，疫情早期，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重症患者极为少见。截然相反的早期重症患者分布也极为意外地发生了！

如果病毒是长江东岸的小洪山园区泄漏的，为什么长江西岸的早期患者远远多于东岸？为什么长江西岸的的早期重症患者也远远多于东岸？为什么长江西岸的早期疫情反而远比东岸严重？为什么会出现与正常情况截然相反的疫情分布？这是“病毒泄漏说”难以解释的武汉疫情的第二组重大反常。

有网友提出了以下情况：实验室发生了事故，导致若干实验人员被感染；但事故被控制在实验室内，病毒并未泄漏到实验室外和病毒所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实验室外的泄漏点感染，后续感染完全由被感染的实验人员引发。武汉疫情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导致的吗？这种情况其实也涵盖在上述分析之内，是一种泄漏点在实验室内，且零代病人样本数较小的情况。稍后我将对这种情况再作一个专门的分析。

华南海鲜市场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小洪山园区）的位置关系图1,2

还有更多的重大反常。由地图可见，小洪山园区附近有武汉大学医学部、湖北大学、武昌南站等经常发生人群聚集的场所。如果病毒是从小洪山园区泄漏的，那么大概率地将在这几个人群聚集场所首先形成疫情爆发点。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几个场所既没有出现疫情爆发，也没有显著的早期疫情。而且，长江东岸没有任何一个地点疫情爆发或集中出现早期疫情。爆发点在哪里呢？在长江西岸，距小洪山园区直线距离12公里的华南海鲜市场。为什么在邻近的人群聚集场所没有出现疫情爆发，而是在12公里外、隔江的华南海鲜市场发生了疫情爆发呢？这是“病毒泄漏说”难以解释的武汉疫情第三组奇特反常。

疫情在华南海鲜市场爆发了，但在与该市场相邻的汉口火车站、汉口汽车站却奇怪地都没有爆发性的早期疫情出现。这是武汉疫情的第四组重大反常。汉口火车站、汉口汽车站、华南海鲜市场与小洪山园区直线距离皆为12公里，三地彼此相距不超过1公里，汉口火车站、汉口汽车站比华南海鲜市场人群更密集，人员流动更频繁。是什么原因让新冠病毒放过了传播条件更好的汉口火车站、汉口汽车站？华南海鲜市场被新冠病毒“特意”“挑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华南海鲜市场有什么让新冠病毒青睐的，其它场所没有的东西？华南海鲜市场是被新冠病毒挑中的，还是被什么人挑中的？

不先在近处感染，不先在长江同侧感染，不先在大学园区爆发，不在火车站爆发，不在汽车站爆发，唯独在华南海鲜市场爆发并集中产生重症患者，这是为什么？“实验室事故泄漏”的新冠病毒是怎么学会挑三拣四，看地方下（感染）菜碟的？华南海鲜市场的哪一样，哪二样东西让新冠病毒青眼有加？趋之若鹜？

上述种种反常，种种与“病毒泄漏说”矛盾和截然相反的武汉疫情实况告诉我们：武汉的新冠疫情，包括华南海鲜市场的感染爆发，极不可能是小洪山园区实验室事故-病毒泄漏造成的！

澄清了小洪山园区，我们再来看郑店园区。请看下面这张地图。

地图中，数字1代表华南海鲜市场所在的江汉区，数字4代表小洪山园区所在的武昌区，江夏区在地图的最南部，地图已标明郑店园区所在的江夏区郑店镇的位置。可查知，江夏区政府与武昌区政府的直线距离为48公里，由此判断，郑店园区与华南海鲜市场的直线距离超过50公里。郑店园区也在长江东岸，相比小洪山园区，它与华南海鲜市场及江汉区的距离要远得多。新冠疫情不是小洪山园区造成的，那么，可能是由郑店园区造成的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如果郑店园区发生了病毒泄漏，那么，先行感染的区域大概率将是江夏区，在病毒扩散到长江西岸的江汉区，在华南海鲜市场形成爆发之前，它将大概率先行在长江东侧的江夏区、武昌区、洪山区造成感染，并在这三个区的某些地点形成爆发。这同样无法与疫情的实际情况吻合。不难判断，前面的四组重大反常对郑店园区仍然适用，而且更加适用。

“病毒泄漏说”（特指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事故泄漏）不成立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反证，即武汉疫情的如下零代病人特征：
1、武汉的新冠零代病人不唯一，或者说存在多个零代病人，他们都没有上代人类传染者，他们相互之间也不存在传染关系；
2、疫情的人际传播不是始自唯一的零号病人，疫情是从多个零代病人开始，多分支并行传播的；
3、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早期患者（包括市场从业者和其它接触者、暴露者）几乎全都是零代病人，流行病学追溯查不出他们的传染上代，也查不出他们彼此之间的传染关系。（新冠不会“人传人”的误判，就是从这一情况得出的）
4、华南海鲜市场的零代病人分处不同的商铺，这些商铺并非全都集中于一处，它们分处在市场西区的不同位置，在市场东区也有少量分布。

注：“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早期患者几乎全都是零代病人”，但新冠早期患者并非全都是零代病人，27名早期病例中，有一家三口病例，有母子病例，这二组病例中存在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可能被家人传染的1代病人。

从以上零代病人特征3、4可以推断出如下重要线索：华南海鲜市场有新冠病毒的多处泄漏点！华南海鲜市场的20几名早期病人不是被人传染的，他们是被泄漏点的病毒直接感染而成为零代病人的！

如果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事故泄漏的，那么，12公里或50公里外，隔着一条大江的华南海鲜市场的多处病毒泄漏点（每处泄漏点可能有若干带毒物品）是怎么产生的？

有人也许会提出下述解释：华南海鲜市场的多个泄漏点会不会是被贩卖到该市场的携带新冠病毒的实验动物呢？答案还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1、新冠早期患者无一是野生动物商铺店主或从业人员；
2、新冠早期患者无一有华南海鲜市场野生动物接触史；
3、武汉市卫健委首次通报（2019年12月31日）的27个病例，无一有活禽接触史；
4、5月25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承认：“自己在1月初曾经到武汉亲自采集了一些标本，提取的动物样本中没有检出（新冠）病毒，但在包括下水道废水在内的环境样本中，有检出（新冠）病毒”。

前面我们提到过一种实验室内部事故的情况：实验室发生了事故，导致若干实验人员被感染；但事故被控制在实验室内，病毒并未泄漏到实验室外和病毒所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生在实验室外的泄漏点感染，后续感染完全由被感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引发，即后续所有感染者都是实验室内感染者的直接或间接传染后代，1代病人的分布情况也完全由实验室感染者的活动轨迹和活动范围决定。

前面我们还提到过一种感染地在武昌区，活动地主要在江汉区的情况，我们将之具体化为：某个零代病人在小洪山园区附近被泄漏病毒感染。他（/她）的日常爱好就是逛华南海鲜市场，他经常频繁穿梭、盘桓于市场的多个商铺之间；而且，除了自驾去华南海鲜市场外，他几乎不去别的地方。该零代病人是后续感染的主要引发者。

武汉疫情可能是由这二种情况之一造成的吗？答案仍然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华南海鲜市场的20余名早期患者几乎都是零代病人，而不是1代或1代+病人。华南海鲜市场的早期患者不是被任何人传染的，他们是被该市场带有新冠病毒的某种通用物品直接感染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新冠疫情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事故-病毒泄漏”造成的。
2、没有任何疫情迹象表明，在疫情出现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曾发生过新冠病毒泄漏；
3、武汉新冠疫情源自蓄意的病毒投放；
4、新冠病毒的研发地、最初来源地是世界上某个P4或P3实验室。

（正文完）

附：COVID-19存在多个零代病人的几个相关依据

1、2020年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的陆柔剑等研究人员在《柳叶刀》（The Lancet）上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and epidemiology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mplications for virus origins and receptor binding”（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表征和流行病学：对病毒起源和受体结合的启示）的论文，论文指出：
a）2019-nCoV（新冠病毒的早期命名）是在很短时间内起源于同一个来源，且最近才出现在人群中。
b）蝙蝠冠状病毒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直接祖先。

（病毒的同一来源可能是什么？是某只动物吗？）

2、2020年5月20日，复旦大学卢洪洲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赛娟院士领导的联合攻关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题为“Viral and host factors related to the clinic outcome of COVID-2019”的论文，论文指出：
a）自2019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病原体可能已较为广泛地存在于人群中；
b）华南海鲜市场并非疫情最初的源发地；
c）病原体很可能在更早的时候从共同祖先的多个分支独立传播扩散，最终形成这次爆发。

（共同祖先来自哪里？共同祖先的多个分支指什么？它们和零代病人有何关系）

3、2020年2月7日，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中南大学、苏州大学和湖南大学的研究人员在Cell Host & Microbe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Genome Composition and Divergence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Originating in China”（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基因组组成和差异）的论文，论文研究了1月12日前提交到国际共享基因数据库的三个新型冠状病毒样本基因组：Wuhan/IVDC-HB-01/2019（GISAID登录号：EPI_ISL_402119）（HB01），Wuhan/IVDC-HB-04/2019（ EPI_ISL_402120）（HB04）和Wuhan/IVDC-HB-05/2019（EPI_ISL_402121）（HB05），在对这三个基因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注释、比较之后，他们指出：这三种2019-nCoV毒株的基因组序列几乎是一样的，在大约29.8 kb的基因组中仅有5个核苷酸不同。

（这三位病人体内的病毒，来自上一代感染者，还是来自同一病毒的copy？）

4、2020年1月27日，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唐金陵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说，“华南海鲜市场当时应该存在病毒的多点来源，而且它们之间比较分散，几十个病人又短期内同时出现，且没有彼此接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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