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台七大罪之六、彻底底的文化灭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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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台七大罪之六、彻底底的文化灭绝（下）

八、台湾人伟大的文化抗日

日本抢夺台湾，激起台湾人的剧烈反抗，一边是日本人步步紧逼，一边是台湾人步步反抗。

首先进行的武装反抗，同时又进行文化反抗。

台湾人知道，台湾的去向不由日本与台湾人的意愿，而是由战争的胜负决定，如果由台湾人的意愿决定，清朝割让台湾时，没有人愿意被日本人统治。他们也知道，祖国的强大，必然收回台湾。所以，台湾人走上一条保存民族命脉的文化抗日道路。

议会抗日和文化抗日是当时台湾人所能采取的最低代价的、最有效的、最能持久的抗日道路。日本人有武器，日本文化充满暴力，武装抗日会损失巨大，在没有外援时会失败。议会是世界通例，台湾本应设置；日本文化低于中华文化，如果没有武力的参与，在文化上日本人必然战败。

文化抗日是继武装抗日之后又一条坚定的抗日道路。

１、梁启超的启发与告诫

这个小标题也许不十分准确，台湾人的文化抗日是必然道路，可能是梁启超说出了早已藏在台湾人心中存在的想法，造成共鸣而已。

台湾人的抗日，从武装抗日到文化抗日，从被殖民的那天就开始了。有的媚日者否定台湾人的抗日，睁大眼睛看看吧。

对于日本人一步步的紧逼，台湾的有识之士感到灭族的危险，他们心急如焚，一边武装抗日，一边艰难地探索其他自救的道路。

1907年春，林献堂等人找到因“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的梁启超，语言不通，只能用中文交流，刚一坐下，梁就写下：“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立即感动在场的所有人。

林献堂痛苦地说：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政治受差别，经济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

梁启超说，三十年内，中国（祖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援你们，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在初期爱人如暴动，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火，终被压杀无一幸存，后乃变计，勾结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与英人分庭抗礼了。乃举例说，英国漫画家绘两位爱尔兰人，以一条绳索各执一端，将英首相绞杀，这意味着爱人议员在英国会议席虽不多，但处在两大党之间，举足轻重，势固得以左右英内阁之运命，你们何不效之？

林献堂等人闻之，真是妙不可言，自是铭心印。

梁启超要求台湾同胞，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国的手段，多多结识日本的政界要人，以此牵制日本殖民当局，使其不至于过分压迫台湾人民。梁启超所谈非暴力温和的民族运动路线，给台湾同胞指出了一个抗争的新方向。

初次见面，梁启超对台湾同胞诚挚的关怀、深切的同情，使林献堂极为感动而更加钦佩。梁启超的宏观大略，又使林献堂大受启发，他因台湾总督府压迫虐待台湾同胞而深感悲愤但又不知如何解脱的抑郁心境，豁然开朗。这次会见，更加坚定了林献堂斗争的信心，成为其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林献堂立即邀请梁启超侍机前往台湾，向台湾人民宣传进步思想；同时希望梁启超为他引见日本政要，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的开展打下基础。

1911年，梁启超出访台湾一个多月，亲眼目睹了日本统治台湾的真相，加深了对日本殖民统治本质的认识，日本殖民者17年来的残酷统治，使台湾同胞受尽了欺凌和压迫，台湾同胞集结在胸中的一股悲愤之气也因梁启超的温存与慰抚，暂时得到了宣泄。同时，台湾同胞眷怀祖国、热爱民族的丹心，也总算找到了倾诉的对象。梁启超不但被视为祖国的象征、中国文化的代表者，更是有如可以一诉衷曲的亲人。所以，梁启超出访台湾，极大地增强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思慕和热爱！台湾知识界与梁诗词唱和，把幽怨之情付与其中。

梁启超游台期间，受到了各地诗社成员的热烈欢迎，大家纷纷聚会、咏诗。梁启超更是百感交集，以诗寄情、以诗言志，留下了诗89首，词12首。由于日本特务的监视，大家不能直抒胸臆，只有在诗词中隐晦地表示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极度不满，体现台湾同胞的哀怨之情，也表达了台湾同胞思念祖国的心情。

梁启超的到来，也使那股“欲救台湾先救祖国”之风在台湾越演越烈，最终使得许多台湾青年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直接拿起杀鬼子。

台湾的现状完全不是日本人所“美化”宣传的那样。梁启超亲眼看见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斑斑劣迹，进一步认清了日本政府虚假宣传的实质。梁启超深深哀叹，“吾兹行乃大失望”，“吾旬日来刿心怵目，无泪可挥”。虽然台湾同胞“皆我族类，性质习俗，同我内地”，但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却“入冬北风起，饿殍阗路歧”，“旧田已卖空，新田取难袭”。苦难的台湾同胞为了谋生，不得不“鬻身与官家，救死倘犹及，悠悠彼何人，哀哀此束湿”。台湾同胞的悲惨遭遇，使梁启超“重伤累感，岂笔札所能传者”，深表同情；同时，他又鼓励台湾同胞，振奋精神，“勿以亡国二字为口头禅，勿谓为大国顺民，可以耕食凿饮”，采取适当的斗争方式，改善生存环境，改善生活条件。

梁启超游台一月，耳闻目见，莫不失望，以致“无限懊恼，无限愤抑”、“归舟所满载者哀愤也”。梁启超就考察所得，整理出了50万字的《台湾游记》，与商务印书馆商议出版。因游记记叙了台湾的真实状况和梁启超的真情实感，对日本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不利，被日本政府扣押了，原稿不知去向。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如果出版该游记，将是对日本与台独的巨大打击，让人看清楚日本人是如何阴险，媚日恨中台独是如何斯德哥尔摩。

梁启超在台湾所见深刻了解了日本人的真面目，最后走上一条反日之路。可以说，梁启超主要是因为台湾而反日的。

２、“六三法”撤废抗日活动

当时多数的台湾人认为，台湾的未来一定会由中日战争的结果决定，所以他们听从梁启超的建议，不做无畏牺牲，降低了武力反抗，转向了思想抗日与文化抗日。

日本在台是独裁统治，法律根源是「六三法」、「三一法」和「法三号」。这些法授权台湾总督的行政命令就是法律，总督可以无恶不作。

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间，按当时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法令与政策，台湾人不是日本人；台湾人根本不够资格做日本人，所以，全台湾的人民，没有一个是「皇民」；最多只有「皇民化的台湾人」。因为只有日本人才够资格做天皇的子民，故谓之「皇民」，适用日本的「内地法」管辖。台湾人没有投票权，没有选举权；但却每年要输出50%以上的稻米和95%的糖给日本。

所以李登辉说台湾和日本是同一个国家，那就是谎言。因为这就像你养了一条狗，你当然可以说，你和你的狗是同一家的，但你绝不会认为你和狗是一样的。

“六三法”残酷迫害台湾人。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新形势下，林献堂、蔡惠如、蔡培火、林呈禄等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发起了“六三法”撤废运动，以削弱台湾总督的权力，提高台湾人民的政治地位，赢得一些自由和民主。“六三法”是包括《匪徒刑罚令》、《法院条例改正令》等残酷地镇压台湾人民的法令。

1918年8月，林献堂到日本，与在东京的台籍留学生频繁接触，并且在东京神保町中华第一楼宴请20多名台湾留学生，讨论“对台湾当如何努力”的问题。在此期间，大家通过了施家本提出的“撤废六三法”议案，成立了“启发会”，并在“启发会”中设立“‘六三法’撤废期成同盟会”，由林献堂出任会长。

台湾文化反抗运动的旗帜刊物《台湾青年》，在岛内被禁止出版，无奈只得于1920年远赴东京创刊。杂志在销往台湾的过程中，文章还屡遭总督府查禁。请愿废除“六三法”的政治组织，只能将总部设在东京。

为了推动运动的深入，唤起民意，1920年1月11日，蔡惠如在东京以启发会为基础，组织台湾留学生，又发起成立了“新民会”。新民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领导台湾的民族运动。7月16日“新民会”出版了台湾近代民族运动的启蒙刊物《台湾青年》。据《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载：“向来，这些旅居日京的台湾留学生对社会问题、政治运动等事没有什么深刻的关心。因此，时常被中国留学生，以及朝鲜留学生等嘲笑，说他们都是‘唯唯是诺，屈从于日本统治之下愚’，也不敢起而抗辩，可是智能的开发，必然要引起对事物的批判，恰好民族自决主义的浪潮影响到他们来，或是受了中国革命新展开的刺激，学生的思想倾向竟然一变，主张：‘台湾非属于台湾人的台湾不可’，唤醒了民族意识，时常聚集，酿成了朝向图谋提高台湾人的地位，企图自由解放的运动的空气。”“新民会”的成立和《台湾青年》的出版，推动了台湾民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0年秋，林献堂又赴日本，向日本政界要人呼吁撤废“六三法案”。由于得不到支持，11月28日，新民会与台湾青年会共两百多人，在东京集会，讨论“六三法案”撤废问题，大家展开了激烈辩论。反对撤废“六三法案”的人认为，即使废除了“六三法案”，台湾人民依然跳不出日本国法律的限制；保留“六三法案”，可以表示台湾为日本殖民地的特性，正好抵制日本对台湾的同化，保持台湾的民族性。这种观点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最后，由林献堂裁决，决定不再进行“六三法”撤废运动，为了不刺激日本统治者，也不公开宣布台湾“自治”，而采取请愿的方式要求设置台湾议会，实现台湾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要知道，“六三法”对台湾人残酷地杀戮。保留“六三法案”是为了抵制日本对台湾的同化，保持台湾的民族性，就是宁愿暂时当日本人的奴隶也不愿当日本人，宁被“六三法”杀戮，也不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看到这一段，我真的惊叹，这是台湾人表现出来的傲气，也是台湾人的智慧。

３、议会申请抗日活动

随后，林献堂出任新民会会长。新民会借助林献堂的声望不断壮大。在林献堂的领导下，“新民会”确定了三个行动目标：一、为增进台湾同胞之幸福，开始政治改革运动；二、扩大宣传主张，联络台湾同胞之声气，发行机关杂志；三、图谋与中国同志多多接触之途径。其中，第一个目标即为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第二个目标则表现为《台湾青年》的创刊。自此，台湾的民族运动由“六三法”撤废发展为台湾议会设置运动。

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台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1921年1月30日，由林献堂领衔，178人共同签名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正式提交给日本帝国议会。请愿书称：“帝国议会于1896年以法律第六十三号付与台湾总督以发布命令代替法律之特权，使行政立法二权握于同一之统治机关，……民众所受之痛苦，实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救亡之道，惟有就台湾住民公选议员，组织台湾议会以行之。”他们要求日本人给台湾人参政权，由台湾人自己组成的台湾议会，决定台湾的地方事务，对台湾的法规及预算具有决定权；运动的目的是使台湾人民获得一定限度的内政自治权，争取以合法斗争方式获取政治权利。

但是，日本议会根据台湾总督府提出的意见，“断不允许设立类似帝国议会之台湾议会”，决定“不采择”该请愿书。随后，日本政府又以敕令第241号公布了所谓“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官制”，由总督自任会长，总务长官任副会长，另由总督任命在台官吏7人、日本人9人、台湾人9人为评议员，在总督监督下，就总督的咨询，提出施政意见。日本殖民者想用“台湾总督府评议会”之类有名无实的机构搪塞了事。可见，台湾总督逼不得以搞一个“台湾总督府评议会”，比中共的“人大政协”更加花瓶。

1922年2月，林献堂、蔡惠如等512人再次联名上书，又遭到了日本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否决。同年5月，林献堂回到台湾，当众披露了第二次请愿的结果。日本人对此十分恼火，台湾总督府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社论和文章，指责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求独立”，是一种“叛逆”行为。日本人还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林献堂施加压力，企图使林献堂屈服，放弃台湾议会设置运动。

1923年1月，运动的另外一些积极分子蒋渭水、石焕长等发起组织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准备开展第三次请愿运动，被台湾总督府根据“治安警察法”第一条勒令禁止。蒋渭水亲往东京，会合蔡惠如、林呈禄等人，重新建立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设置台湾议会的请愿书。同年12月，蒋渭水等回到台湾，继续开展活动。

然而，日本殖民当局为阻止运动，阴谋制造了所谓“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治警事件，于12月16日，在全台除花蓮、臺東、澎湖外，同日同時展開大檢舉，逮捕41人，将蒋渭水、蔡惠如、陈逢源、赖和等人逮捕入狱，傳訊58人，共有99人遭受迫害，其中有18人遭受起訴。

另外，殖民统治当局对其他参加请愿的人员进行打击，“服务官方机构者，立即被解职，服务于银行公司者，透过该银行公司，各予以免职，有关公卖事业者则剥夺其特权，与银行有借贷关系者，拒绝其资金之融通，且严禁有关政治之演讲。”这表明，想走台湾议会的路子也是完全行不通的。从这里看到，日本人打击的是台湾的资产阶级，与共产党的作为相同，日本人与共产党是同盟者。

治警事件并没有达到日本人恐吓台湾人的目的，议会设置申请更加如火如荼地进行。

總督府在治警事件中行動規模之大，事後又封鎖消息，導致全島一時人心惶惶，連帶使第四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邉舆B署人數大為降低，僅71人簽署請願書。在此環境下，《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三大報也沉默以對。然而該事件也激起了請願者的雄心，到了1926年進行第七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邉訒r，參與的人數已近2000人，幾乎為第一次請願的10倍。同時12月16日也被稱為「民眾邉蛹o念日」，而許多入獄者在獄中所創造的詩文也被甫創刊的《台灣民報》加以刊登。該事件中的首要受害者蔣渭水也稱之為「台灣大狩獵」。

到1934年，林献堂等再次上书请愿，要求设置台湾议会，但遭到日本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再次拒绝。

如果台湾议会设置成功，也会像英国漫画家绘爱尔兰人那样：两个台湾人以一条绳索各执一端，将日本殖民总督绞杀，将殖民总督的许多恶政绞杀：官卖鸦片被绞杀，寺庙整理被绞杀，工业日本农业台湾被绞杀，文化歧视被绞杀，甚至连皇民化运动也被绞杀，30万棵神木不得砍伐，警察不再被叫做大人，日资糖厂不敢再残酷盘剥台湾农民，大米多留在台湾。

议会设置其实是一种抗日活动，日本殖民者早就看穿了这一点，极端阻挠。

从1921年1月30日第一次到1934年9月2日決議停止為止，14年15次议会设置申请活动，在日本殖民者的阻挠下最终未能如愿，却严重打击了殖民总督的嚣张气焰，大大地教育并团结了台湾人民，使台湾人在无望中看到了希望。

“六三法”撤废运动和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就运动的性质而言，是台湾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就运动的方式而言，是一种请愿的和平方式；就运动的渊源而论，则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温和主义斗争路线在台湾的实践。虽然，由于主客观原因，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不可能达到，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台湾同胞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向往民族解放的愿望和要求，促进了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增强了台湾人民的民族觉悟和斗争意识，具有进步意义。正如台湾学者王晓波先生所说：“在殖民地体制下，台湾议会的不能成功，只能‘缺憾还诸天地’，但从民族运动的观点视之，却是一项成功的策略。”

它是大规模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所能采取的和平抗争方式。这一斗争阶段和这一斗争方式，是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上不可缺或的一页（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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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民欢迎议会申请失败归来的成员）

４、文化抗日的短兵相接——台灣文化協會

當代台灣各項社會邉拥哪柑迨翘ㄍ逦幕�协会，也是最直接的抗日团体。

日本的文化同化，引起台湾人文化反抗，在全岛掀起“汉学运动”，以读汉书、写汉字、作汉诗来对抗殖民者的文化同化。为了抵制殖民者扼杀汉语教育，许多知识分子办起书房（私塾），甚至还办了不收学费的义塾。书房、义塾办起来很简便，有一两间民房或祠堂就可以上课，无需正规的校舍和设备。许多家长 都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学习，因此书房、义塾发展很快。

台湾人掀起学习中文的热潮，各种各样的诗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刊物、各种会党、各种团体纷纷成立。这是台湾汉文化复兴运动，教育了台湾人民，扩大了反抗力量。

（台湾文化协会001.png）

林獻堂、蔣渭水、楊吉臣等为首的1000多名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于1927年发起创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其目的在于“唤起汉民族的自觉，反对日本的民族压迫”，还提出了“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文化協會不断发展壮大，遍及整个台湾岛。

文化协会兴办各种文化讲习会，宣扬中华新文化。如“台湾文化协会”台北支部就在每星期六晚上举行讲演会，演讲者有的抛弃和服，穿着上海服装，以至上海服装一时成为台湾的流行服装。文化协会举办的讲演会很多，仅1925年一年，就有315次，演讲人有1165人，听众高达117880人。加上学校在夏季举办的文化讲习会、文明剧演出、电影放映等活动、中华新文化的宣传深入到台湾各地。1926年11月，新竹街的文化協會支部也成立了新光劇團。這些演劇的腳本多半以諷刺性的方式譴責社會制度、鼓吹民族意識，這種宣傳方式也得到不錯的效果。文化协会的成立推动了议会申请活动，同时也出版了不少台湾历史书，唤醒民族意识。

台湾总督府为此忧心忡忡，他们不得不承认“今日台湾人，除特权阶级外，大部分醉心于中国，乃是不争的事实”。

在文人们的启发和推动下爆发了农民运动，各种農民組合相继成立，台灣的農民邉右婚_始是帶著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反抗日本殖民及日本资本的残酷剥削、争取社会公平，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更重要的是唤醒了被最残酷剥削、生活最苦、社会最低层的广大农民。

為了抗議日本殖民地政府繼續卖阿片（鴉片）毒害台湾人，1930年前後，蔣渭水等人以台灣民眾黨的名義打電報向「國際聯盟」（相當於現在的聯合國）求助，國聯真的派了調查團委員會來台灣。報紙上報導了『石塚總督招待阿片委員一行』和委員在台灣調查的情況。把殖民者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国际上，日本人邪恶无底线，直到1941年才逼不得以停止鸦片销售。在台湾的鸦片停止了，但是日军所到之处（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依然传播鸦片。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以來，雖然標榜從事的是文化啟蒙，但是，台灣總督府深知，文化協會乃當代台灣各項政治、社會邉拥哪阁w。日本殖民政府批判文化协會是「追慕中國之念甚高，與中國人日益親和，期待國權回復。」

矢內原忠雄在其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對「台灣文化協會」如此評價：「是自助的啟蒙的文化邉樱�目的在痔�灣人的社會解放與文化提高，平時的工作，則在各地召開講演會。文化協會很久成為唯一而且全部台灣人民族邉拥膱F體。」

文化协会成立以來，是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統一戰線，可惜受到世界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思潮浸蚀，部分会员被阶级斗争学说所迷惑成为左派，各种左派中中共的力量最大，后来左派夺了文化协会的权成为新文协，新文協受斯大林的操控，成了台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主义者的右派人馬一起退出文協，另組臺灣民眾黨。台湾的文化抗日运动被共产主义思潮迷惑导致分裂，削弱了台湾人的力量，日本人趁机出手，文协走上了失败的不归路。

文化協會成立之始，殖民政府就采用武力威脅的手段对付，原本被台灣總督府認知為「怕死」的台灣人，卻在殖民者的打压後產生了政治自覺而更加凝聚。此後，台灣總督府改採软硬兩手策略，對於反抗邉又械臏睾团捎枰园矒幔瑢�於激進派則極力打壓，如此的策略使反抗邉映蓡T彼此猜忌，左派分裂文协正应其时，終至彻底分裂。在反抗邉臃至厌幔�殖民者更集中力量打擊激進派，使其走向極端，而後將其一網打盡。殆激進派被瓦解後，再禁止溫和派的活動，如此完全瓦解了反抗勢力。

1929/2/12，殖民者对台灣農民組合大檢舉，逮捕59人（8人被釋放），農民組合成了非法組織，激進成員只能潛行於地下進行活動，殖民者有效瓦解了台灣農民組合。

1931/2/18，殖民者禁止臺灣民眾黨，同年對台灣共產黨展開大搜捕，該年9月於羅東逮捕台共最後一位領導者蘇新後，台共瓦解;文化協會重要幹部此時也多被逮捕，組織瓦解。

当时，在日寇的残酷剥削下，台湾的无产阶级连饭都吃不饱，又没有社会地位和号召力，还没有文化，哪有能力对日寇进行文化反抗？无论是“六三法”撤废、议会设置申请、文化协会的斗争，都是所谓的地主资产阶级在冲锋陷阵，是这些人在救台湾。而左派阶级斗争的刀必然砍向这些人，做到了日本人想做都做不到的事情，左派马列主义者是日寇的帮凶！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大罢工、使得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冶萍停产、危害中国抗战、帮助了日本侵略者那样，阶级斗争危害的一定是自己的民族。

激進團體「無產青年團體」阻礙民族自救，他們認為林獻堂、蔡培火所推行的民族解放邉樱瑹o法撼動台灣總督府的專制統治。

左派的马列主义者真无脑，台湾问题是外来民族残酷压迫本民族的民族问题，左派硬要调转斗争对象，搞成民族窝里斗的阶级斗争，分裂了救护台湾的力量，客观上无疑是帮助了日本殖民者，最终导致台湾人的民族自救惨遭巨大挫折。近代的中国，也是外来民族残酷压迫本民族的民族问题，中共硬要调转斗争对象，搞成民族窝里斗的阶级斗争，分裂了救护民族的力量，客观上无疑是帮助了外来侵略者。可见，马列主义荒谬至极，害人至极，人要弱智到什么程度才能上得了马列主义的当？

文化协会的斗争虽遇挫折，台湾人并未停止民族自救，并未停止文化抗日。

进入40年代，日本已经统治台湾45年，从1919年颁布《台湾教育令》实行同化教育算起，也已经20余年。那么，同化教育的效果如何呢？日本官方统计表明，到1938年，全台湾享受日本优待的所谓“日语家庭”，仅有171户。1940年初，殖民当局要求台湾人改用日本姓氏，半年之内，改姓者仅168人，不及当时台湾人口的3万之1，估计连政府部门工作的人都未能全部改姓；而这一政策实施于朝鲜，同一时段内，改姓者达80%。可见，日本此前对台湾的同化政策相当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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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人夹道欢迎国军高举托庇神威重归祖国）

之后，日本人改用“伪善”的面孔，于1941年成立了“徨民奉公会”，才使得日本的同化政策得以顺利推行，并在台湾制造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媚日恨中群体。可见，日本政府是一个与绑匪无异的组织，日本文化是绑匪文化。

葉榮鐘在其〈台灣民族邉邮贰狄晃模瑢�於「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邉�」、「《台灣青年》」的角色與作用，他說：「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邉樱�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青年》雜誌是台灣非武力抗日民族邉拥娜�大主力。若用戰爭的形式來譬喻，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邉邮峭饨还�勢，《台灣青年》雜誌(包含以後的《台灣》雜誌，《台灣民報》以至於月刊《台灣新民報》是宣傳戰，而文化協會則是短兵相接的陣地戰。」

台湾社会精英的文化抗日活动惹恼了日本人，招来迫害。仅在台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8月）前才草草结束的高雄州特高事件，日本警察利用这起无中生有的诬告事件，把当时南台湾4、500名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地主资产阶级）大肆拘捕及刑求，於審訊期間死亡的有鳳山企業家李元平與地方名人黃宇宙、黃德、莊榮愿等人，其中以李元平遭遇最慘，被警察以刑械攻擊並以老虎鉗硬拔去六齒，最後被警方放出的四條軍犬啃食撕裂而死。另外經過日警嚴刑拷問，審判入獄後在1945年9月釋放前便去世者有歐清石、許明和、張朝輝、王永漳、洪雅、黃允南、黃石松、李水、陳寄生、林園庄等。

文化抗日运动领导人蔣渭水，每次都冲锋在前，十年间入狱十多次，年纪轻轻（43岁）即莫名去世；还有赖和（49岁）出獄後不久便去世，他们都是莫名去世，英年早逝，我们有理由怀疑日本人下毒暗害了他们。日本人下毒水平很高，且心胸狭隘，极度嫉恨造反者特别是抗日者，蒋渭水等已是日本必杀之人。

日本人残忍至极，台湾人已经被杀怕了。传说日本人有黑名单，一旦美军在台湾登陆，日本人将会对名单里的人一网打尽，无论是祖国派（要求台湾回归中国）还是台独派（要求台湾独立），通通死啦死啦的。黑名单的传说让台湾人心里满怀恐惧，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的。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台湾前，号称终身不说日语不穿根木屐、以非暴力形式与日本人抗战几十年的祖国派领袖林献堂，紧张得必须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黑名单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日本人对不与他们一条心者怨恨至极，他们不但恨透祖国派也恨透台独派。在高雄州特高事件中，日本人本来想将台湾“不服从”的社会精英一网打尽，包括陳逸松與林獻堂等人，只是日本人突然投降，来不及而作罢，林献堂能活到台湾光复已属万幸。

文化协会的斗争虽遇挫折，台湾人承受巨大威胁，并未停止民族自救，并未停止文化抗日。在日本殖民者的各种挤兑下，《台湾新民报》于1944年被迫停刊，台湾人失去了自己的喉舌。当时，眼看日本人就要战败并滚蛋，台湾人也懒得与日本人争取。尽管日本人还在疯狂作恶，但是台湾人都知道，日本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已经赢了。

不说三个月，台湾都要三四十年才把武力反抗基本压下来，台湾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

51年的日本殖民台湾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耻辱史，一部台湾人血流成河的抗战史，竟有65万人倒在日本人的屠刀下，每8人中有1人被杀，其惨烈程度不输于一场大型战争。

人类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是勇士们的奋斗得来的。让我们记住历史，记住那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在台湾文化战线上与日寇鏖战的勇士，记住那些为反抗倭寇暴政而战的勇士，记住那些为世界正义事业而战的勇士。

一个民族如果遗忘历史，遗忘真实，这个民族不会伟大，甚至这个民族没有办法生存、没有资格生存。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台湾为什么地震那么频繁？日本为什么地震那么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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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庆祝抗战胜利）

九、日本人所到之处皆是灭绝他人文化

日本人认为，中国不是没被征服过，当时蒙古满族都得手，我们为什么不能得手？蒙古的统治你们能接受，满族人的统治你们能接受，我们日本人有何不可呢？我们日本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满族。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日本人的文化的低劣性让中国人无法接受，日本文化的阶级性、残暴性、淫荡性、无是非性等等是中国人无法接受的。日本人残暴的屠杀，想用恐怖屈服中国人，引起更大的仇恨，日本人的奸淫，致使人神共愤，日本的失败就是最终的结局，只等中国人还清业债。

日本人企图灭绝日本话之外的所有语言、灭绝所有他人文化。

日本人在强推日本文化的同时企图灭绝他人的文化，不但在台湾这样干，在朝鲜也是如此，日本人所到之处都是这样干。1919年3月1日，日本人禁止朝鲜人在学校内使用朝鲜语，引发朝鲜人民全民大反抗。

1907年第一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为实现彻底驾驭朝鲜的目的，推行鸦片、娼妓的政策，到处兴建“红灯区”，推行“朝鲜民族衰亡策”，这是种族灭绝招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这一政策实施得更快。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便利用战时体制，一鼓作气地推行“朝鲜民族衰亡策”，迫使朝鲜青壮年充当炮灰或苦力，并强征朝鲜未婚女子到日军中从事“特殊任务”，即充当军队性奴隶（“慰安妇”）（48）。

日本人在东北也强制灭绝中国人的文化。

日本在东北文化统制政策更是遭到东北人民的不满和不满。学校的老师，经常在上课时向学生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化，提醒学生“我们是中国人”，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虽然伪满洲国先后颁布了《治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等法律，但是，东北人民反抗思想文化统制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东北的“思想犯”年年增加。据统计，1937年至1940年，东北地区有26万多人，以“思想犯”、“政治犯”罪名被治罪。1942年发生的“思想犯”事件比1941年增加了2倍。东北文化教育界人士早就认识到：“无论世界若何之强国，若不察吾国之民性，垂涎吾之富有，而企图巧取豪夺，虽施以警神泣鬼之智，终亦不过徒惹吾人之反感遭失败耳”。东北沦陷后，在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与伪满洲国文化统制、奴化教育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如：1932年夏，辽宁成立了东北民众救国会安东救国分会，团结了一批教育界人士，他们秘密宣传救国思想，为抗日义勇军捐款。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制“成效”甚微。

总之，日本在东北和台湾的文化统制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企图从根本上征服中国的重要战略步骤。日本推行的文化统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毒化了抗战空气，削弱了个别意志薄弱者的民族自信心，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泯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气节（注100）。

日本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没有屈服，不但国民政府没有屈服，沦陷区的人民也没有屈服。原因是什么？日本文化的肮脏性所致。所以说，日本人的战败是文化性的战败。

　　有的台湾人想：“日本人以前的确对我们不好，又杀我们、又砍我们的神木、又把我们当三等公民、又运走我们的大米，不过日本人已经战败，已经知道错了，下次日本人再来（殖民）我们的时候，就会对我们好了。”这是大错特错的。人的行为是由人的思想决定的，而民族的行为是由民族文化决定的，日本人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的文化，一点点的改变都没有，日本人再次殖民台湾的时候，还会重复以前的动作，杀戮与掠夺是必然的。甚至比以前更加黑暗，高科技年代的黑暗会比低科技年代的黑暗更加黑暗。

注释：

注39：安德鲁·罗伯茨：《毫无悔意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

https://cul.qq.com/a/20161116/030330.htm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roberts20161116.html

日媒歪曲二战历史 俄外交部：日本有些人仍活在假想中

https://mil.ifeng.com/c/7yvWGXDKDWu

注51：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佛教的思想特质

https://weibo.com/p/2304181596a37890102xf62

注63：第二章日治時期臺灣的煙酒專賣事業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jZm9bWjqXuAhXaIDQIHVyFA7sQFjAAegQIARAC&url=https%3A%2F%2Fnccur.lib.nccu.edu.tw%2Fbitstream%2F140.119%2F34377%2F6%2F26150406.pdf&usg=AOvVaw0o_ob5gwJlmbM2TwdWMdLx

注65：日本据台半世纪，比武力镇压更可怕的是奴化教育

https://read01.com/Q3N6P8E.html

注77：《张春英：梁启超与台湾》

注89：《乙未殇思》第三集《青史之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vOEBMAEwHA

注100：史桂芳：奴化教育——日本的洗脑工作

http://mb.yidianzixun.com/article/0HT77Too

注101：史桂芳：奴化教育——日軍對中國人的精神犯罪

金剑

2021年5月4日星期二

2021年7月30日星期五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