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迟来的证实

（说明：原创曾在万维网【教育学术】论坛登出。这是在收到一些读者反馈后做的修改版）

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直接去农村插队了。地方是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叫祝三庄的村子。这个村子比较大，又分成了3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有大约50户人家。这里虽然属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女孩子受教育的水平普遍很低，大部分是文盲，能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已经是佼佼者了。大部分女孩子，从很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帮助家庭分担繁重的、完全为了基本生计的劳动。而她们中的一些曾经获得过很有限教育的人，从言谈举止中往往能自然地显露出不同的见识和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和接纳的态度。

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在生产大队办的学校上了三年小学后就辍学了。她的名字叫秀莲。

秀莲能上到小学三年级，是因为她有一个有见识的父亲。他是小队里分管副业的副队长，在当地是能人，从来无需参加农业劳动，却能够呼风唤雨，而且关于他欺男霸女的故事一直不绝于耳。他在公社、县城的层面上经常行走，来往都是骑“洋车” （自行车）。平时穿的确良的白衬衣和迪卡料子的灰裤子，戴上海牌的手表，很威风和潇洒。

如果不是他的到来，秀莲也会像其他村里的女孩子一样，到了年龄就嫁给从小就定好了娃娃亲的、另外一个村子的男人，过一个从农村女孩子成为一个农村妇女所经历的普通生活。

他的到来，使得秀莲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改变。

他叫阮宗植，是一位来自县里的老干部。我们背后都叫他“老阮”，而不喜欢他的人，背后都叫他“阮麻子”，因为他年幼时得过天花，落下了一个麻子脸。不过，因为他肤色比较黑，麻子看上去不是太显著。

老阮是老资格、老革命了。他看上去坚毅和富有心机。

老阮到我们这里来，是被发配来的，因为他在县里犯了错误，是“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他在我们这里工作的职位是“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长”。所以，生产队干部们都称呼他“阮队长”。

秀莲爸通过自己的关系和影响，把老阮安排住在他家里。当时是1974年夏天，秀莲18岁。

当时的秀莲，在众多农村女孩子中是比较出众的。可能是由于家境优越，她身高中等偏上，而且身材匀称，没有农村普通女孩子由于年幼时过度和过早劳作造成的劳动型身材，也没有任何营养不良的痕迹。特别是，她完全没有农村女孩子们，因长期经历风吹日晒的环境而形成的古铜色皮肤。太阳的暴晒似乎只可以让她暂时看上去粉红些，过后她又恢复原样。正如她的名字，她的容貌是清秀型的。这些，加上她非常得体的言谈举止和劳动中的干练、泼辣、不惜力地投入，更优化了她的综合素质和气质。她还具有坚强和决断的个性，遇事冷静和能够权衡利弊得失。

1975年，我们32个从省城来的、年龄在17-18岁的高中毕业生，以“知识青年”的名义到祝三庄插队落户时，19岁的秀莲已经担任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而我们祝三庄的3个生产小队，是那个生产大队下属的10个生产小队共4个自然村的一部分。

与她的父亲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秀莲在当时所有艰苦的农业劳作中都身体力行地投入其中，劳动强度往往超过一个壮年男劳力：

春天里的春耕和麦收。

夏天里的水稻育秧和插秧、施肥、上黄河大堤防汛抗洪。

秋天收稻、打场、出粪、积肥。

冬天凿开冰层和冻土挖河清淤、拉石头、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不缺席、不偷懒、不诉苦。一切都不在话下。

印象更深的是她一个单薄的女孩子面对全生产大队的社员和10个生产小队的干部们可以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有乐有怒地发布长篇即兴宏论，内容包括生产动员大会、防汛大会、学大寨大会等。这个形象，让人联想到战争年代的女游击队长或者女团政委。可以想象，如果身处在那个年代，秀莲也会脱颖而出。

秀莲非俗人。

非俗人，当然会引起俗人们的议论。而这些议论在没经证实前，就是谣言。

首先，秀莲怎么这么快就入党了，还一下子就成为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谣言1：据一些社员（村民）们说，是秀莲爸有心机，给老阮创造机会，让他与他闺女秀莲怎么怎么样了。而老阮作为有前科的人，当然是轻车熟路和老马识途，也就顺水推舟地乐得新人。那个年代中共还没有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这种机构，对老阮这种干部一直缺少管束，而老阮只需要瞒着远在县城的家里夫人就万事大吉了。作为回报，老阮就利用职权火速发展秀莲入党，再给秀莲大队书记的官做。这是对秀莲的回报。

对这个谣言，我亲自做了部分的证实。

在劳动间隙的休息时间，当地的农村青年男女们喜欢与我们知青聚在一起聊天，或者听我们胡扯和看我们嬉闹。作为年轻人，秀莲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如果她与我们知青在一起，其他当地的青年就会离开或者坐到远一点儿的地方去。

在一个凉爽的、有蝉鸣的、秋天的下午，秀莲坐在我们中间休息时，发生了下面的问答。

我：秀莲（由于年龄相近的缘故，我们从不称呼她的官职），怎么这么年轻，你就入了党，还当了大队书记？

秀莲：其实嘛，我连入党申请都没有写过。而且是先让我当的书记，然后老阮和齐书记（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请人替我写的申请书，事后补交上去的。书记嘛，让咱干，咱就干，干不好，再下来。没啥。

所以，秀莲的快速入党和提干，的确是老阮促成的。

谣言2：老阮知道，年轻、聪明、干练、充满青春活力的秀莲，不可能长期委身于自己。而秀莲也要求老阮对她的未来继续负责。因为在当时，一个没有相当教育基础和家庭背景的农家女孩子的归宿就是永远呆在农村。这是一个暗淡的未来。为此，老阮向秀莲做了一个郑重的承诺：将来老阮的儿子长大后一定娶秀莲为妻。

这个谣言似乎难以置信，毕竟老阮的儿子当时还很小，据说还在上初中，而且这个承诺是关于很久以后的事，不可能及时得到验证。另外，这个老阮私下做出的承诺怎么会“流落民间”？也许是秀莲或者她的家人们故意放出来的，造成既成事实之势，又或者便于让众人监督履行？

谣言3：据说（略去）

谣言4：还据说（也略去吧）

34年后的一个夏日，我又回到了祝三庄，见到了几个年轻插队时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当地的伙伴。自然地，我们的谈话谈到了秀莲。

我：秀莲怎么样了？

答：她早就离开这里去县城里当城里人了。

我：她的大队书记工作没有干下去？

答：文革中提拔的干部都下去了，不用了。

在村里人的帮助下，我们联系上了秀莲。当天，我们赶到县城，请她全家出来聚餐。

她来了。当然，在岁月的消磨下，秀莲已经老了，虽然依稀还能看出过去的痕迹。她谈吐的直率、豪爽、实在、自信的风格却没有改变。

她的丈夫也来了。他正是“小阮”，就是老阮的儿子。

以前，我从没有见过小阮。但是，面前的小阮与他父亲老阮当年的样子，包括声音，几乎一模一样，无需再问。唯一不同的是，小阮脸上没有麻子。

谈话中，我与小阮谈到当年插队时，他的父亲老阮的故事（当然是与秀莲无关的那些部分）。在唏嘘中，小阮告诉我，他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

回到现时中，又过去很多年了。

当时再次见到秀莲时都谈了什么，很多都淡忘了。

可是，一直难以忘记的是那天见到小阮时的震撼：谣言中传说的事情的确是真实发生了。虽然，这个验证到来得很迟。

可以相信其它谣言也是真实的吗？

此刻，我更加怀念年轻时因为缘分而使我们相遇的那些淳朴和诚实的农村青年们。

【画外音】一些读者认为，秀莲是成功的，因为本身优秀的她，通过自己的聪明抉择和努力，最终实现了从底层农民家的女儿，成为县城干部家的媳妇和城镇居民这一社会地位的质的跃迁。但是，在我看来，秀莲作为一个人来说，她的故事从她一生的整体来看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又仅仅是中国传统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所产生的悲剧海洋中的一滴水。虽然，这一滴水，对秀莲个人来说，也是一片海洋。

在中国社会，社会阶层固化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使得底层民众很难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和改变。这种困境源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源于专制体制本身对民众人为地做出的系统性的和不公平的制度规定，因为政策性的社会阶层固化有利于专制统治。

具体地，首先，中国的户口制度严重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流动和发展。城乡户口之间的差别使得农村居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经济机会。这种制度性的隔阂使得底层民众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因为他们在出生时就被划定了一个不利的社会阶层。

其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也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优质教育往往集中在大城市和富裕地区，而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匮乏，使得底层民众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这种教育的不公平导致了知识和能力的不均衡，进而影响了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社会地位。

再次，医疗保障制度对官员级别的待遇不同，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并巩固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官员级别越高，享受的医疗保障就越好，而底层民众则面临着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这种刻意创造的阶级差别不仅是对社会公平的嘲讽，也是对人性和人道本身的肆无忌惮的忽略和藐视。

此外，家庭背景对个人的发展一直产生着巨大影响。在中国社会，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息息相关，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往往决定了此人的教育资源、社交圈和职业机会。因此，那些出生在贫困或者底层社会家庭的人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他们很难摆脱家庭的束缚，实现个人的上升和改变。

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严重抑制了社会的动态活力。只有消除各种制度性和结构性的不公平，才能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去追求有尊严和真正幸福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