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破家值万贯”。一个家经营了十几年，杂物多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那时候的人生活清贫，物品再多也多不到哪去。

首先那室内的一应家具都是公家配给的，从桌椅板凳，到书架床铺。个人物品最主要的就是那四季衣服和床上铺盖。其次就是吃饭的家什，那些锅碗瓢盆多也不算多，可是装箱时很麻烦，要里三层外三层的裹报纸。

家里的大洗衣盆是陶瓷的，上面有个裂纹就打了几个锔子。正在考虑带不带它呢，某天一没留神它就“啪嚓”一声大碎八块儿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妈妈赶紧去隆福寺人民市场买了个新的洋铁洗衣盆回来，据说也叫马口铁。感觉还是这个好，轻。原来那个，空盆我两只手端起来都很费劲，盛了水后要两个人抬。

最难处理的就是那两书架子的书。一是太沉不易搬动；二是没东西可装它们；三是在当时那些书都是没用的东西，很像鸡肋。封存好几年了，谁也不敢看，看了就是罪过。后来家长决定，除了马恩列斯毛和部分经济类书籍带走，其余的统统就地处理，其中主要是小说。那能怎么处理呢，只能当废品卖了。

那一阵在我们院儿收废品的生意异常火爆。按照惯例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来钟废品站都会来一辆平板三轮车停在红二楼前，各家有废品的就拿去处理。我们家卖破烂儿后来主要都是我哥的事儿，偶尔我和我弟也去掺合。记得卖一个牙膏皮是3分钱，一般攒三四个一起去买。最值钱的就是报纸和废纸，论斤卖。废纸家里倒是不多，就是一些旧作业本和草稿纸。可报纸攒得挺快的，那时候家里订两份儿报，一份是参考消息，另一份是人民日报。两三个月就是一大摞。一般拿绳子捆好后我爸帮着送过去，然后我们在那排队等着。一般也就三五个人，或七八个人，这还是上午。下午基本就没什么人了，所以两点来钟收废品的就撤了。

可是打去干校前一个来月开始，每次收废品时红二楼前都要摆长龙。在我家决定卖书那一天达到了高潮，队伍从楼的东头一直排到西头，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卖书、卖报、卖杂志。估计都是先卖杂七杂八的生活破烂儿，拖到最后一刻才不得已出手这最不情愿也是最麻烦的东西。首先它多还重不好搬运。我们家有一个小孩用竹子的小推车，能做两个小孩的那种。先把车从楼上搬下来，我们小孩再帮着一捆一捆地往楼下抱书，将车装得满满地再推过去。把书从楼上搬下来的头几天就开始捆书。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绳子，就是用那种挺细的纸绳子捆，得捆好几道，捆儿也不能太大了。

楼前面排队的大都是些半大孩子，大人没这闲工夫，除非没孩子的或是孩子还太小的。所以楼前很热闹，孩子们办事也不耽误玩儿，跑打闹吱哇乱叫的间隙别忘了去挪挪东西跟上排多就行。

还有很多家庭其实也并不要举家迁移，但是他们也随大流儿卖书，主要都是闲书，当然是小说居多。正因为如此，造成了文革后期偌大的一个大学宿舍院儿里要想借本小说也很难。大多数人家的都卖了，少数没全卖的也是深藏不露。

那时候家里订阅人民画报和大众电影的并不多，谁家要是卖这些一帮孩子就跑过去翻着看。没一会儿大人就来干涉了，一是毒草不让看，二是都给翻乱了人家不高兴。

我们家楼上四层住了一对五几年为报效祖国从印尼归来的华侨，他们没有孩子，只得自己排队卖。这夫妻二人只住一间单房，与他人合住一个单元。他们那一间屋里除了一张双人床、一个写字台、一个小柜子、一摞皮箱子外，就是两个书架和一堆摞在屋角占有一个多平方米、小一人高的书报杂志，其中多数是外文报刊。这回卖破烂儿他们可受累了，那么多东西，一趟一趟地搬。后来怕小孩子乱翻，女人看着，男人来回上下地跑。我装着没事人儿似的在他们家的外国画报前来会走了两趟，就见了一些花花绿绿的封面，没敢动手翻。这位阿姨平时在楼道里见了我们小孩一般都不理睬。可是那位叔叔就不一样了，特喜欢小孩，见面总要说笑两句。所以我们小孩也不见外，学骑自行车时就上他们家去找他借车，那时他家有两辆女式英国凤头自行车放在楼道的门洞里。

那天卖破烂儿比较慢的主要原因是等钱。废品站已经根据需要而作了调整，由以前的一辆平板车改为来两辆平板车了。但是，以前众人卖的破烂儿都不值钱，而那一天书刊特别多，虽说是按废纸价收购，但是架不住那东西特别压秤。好像记得他们说，一般他们出来收废品时也就带几十块钱，最多上百块。非常时期来我们院儿那天带来三百元，可没想到还没到11点钟就囊空如洗了。马上打电话让人送钱，可钱还要先去银行取。那时候用得起自行车的人不多，所以等那送钱的腿儿着赶来，众人已经等了有一个来小时了。这期间他们是一边收一边就往回运。没想到这笔援款还是不够用，到了下午两点来钟又没钱了，而且东西多的运不过来。于是他们满载而归地去取钱，并又带回来几辆平板车增援。那一天他们一直干到天黑，而后又接连来了几天。

我们家的那些小说我是一本都没捞到看就这样扫地出门了。我们院儿那么多书就这样成了废纸去做了纸浆。经历了这些，文革后期青少年闹书荒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