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不准备详细描述这一晚上他们对我的款待了，这款待是成龙配套、一丝不苟、而又严格地符合礼仪的。我只准备提两个事实，第一，在夜里两点的时候（爱莉曼已经告辞了），阿丽娅开始切另一部分肉，为我们做酒后食用的酸面片汤。第二，本来我至少近一个月，消化不大好，我一向没有夜餐习惯，但这次被拉了来，甜食、肉饼、奶茶、抓饭、酒菜、面片汤，我一点没含糊，舍命陪君子，全吃了个超饱和。我本以为第二天非得急性肠胃炎不可的，结果完全相反，不但未有异常，而且治愈了酵母片与胃舒平没给我治好的肠胃病。噢，我还要罗嗦一句，饭菜确是第一流的，但他的酒实在可怕。他透露说，我们喝的是医疗用的酒精，正是那个要了他的小摇床的卫生学校的朋友“关怀”给他的。
　　席间，马尔克向我敞开了心扉，挥动着双臂与我畅谈，大部分话是用汉语说的。我曾经建议用维吾尔语交谈，一是给我自己创造更多的学维语的机会；二是我觉得他的汉语说得不算流利。但是他坚持要说汉语，遇到表达上的困难他随时插入维语还有别的语。他说：“我们实际上是汉族人哪，我们爸爸是汉族人啊，我们爸爸是黄胡子啦，黄胡子，老王，你知道吧？”
　　“黄胡子”，据说原是东北抗日联军和难民，被侵华日军打散，从海参崴、伯力一带逃亡到苏联境内，穿过西伯利亚，到达苏联的中亚，从阿拉木图一带回到我国新疆伊犁地区的。但新疆少数民族用“黄胡子”这个词儿，常带有贬意，因为有许多关于“黄胡子”的吓人的流言传说，历史上不只一次有人利用这些流言来煽动民族不和。马尔克这样坦然地承认自己是“黄胡子”的后代，这倒是很惊人的。另外，他的汉语腔调也很特别，既不像新疆汉人的口音，又完全不是当地少数民族学说汉语的口音。他把“我”全部说成“我们”，也挺有趣。
　　“我们的妈妈是俄罗斯。”他继续介绍说，“她的名字本来应该是娜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但是她直到死，人们只叫她娜塔沙。”他叹了口气，然后用我虽然听不懂，但我听得出他的发音并不标准的俄语咕哝了几句，估计那意思是祝祷他那到老得不到尊敬的母亲的在天之灵安息。”她本来是一位伯爵夫人的使女，为了逃避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跟随主人来到新疆。我们没见过我们的爸爸，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来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后爸爸是塔塔尔人，他骂我们。”这时他改说塔塔尔话，大意是他是他母亲被黄胡子强奸的产儿。然后又用汉语说：“我们说不上，我们不信。老王，我们一点点儿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呀，胡大知道！”
　　在维吾尔语里，“知道”和“做主”可以用同一个词。我认为，他这里用的“知道”二字，受维语的影响，包括着做主的意思。“反正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嘛。”忽然他又“暗引”了一段语录，“我们不愿意做汉人，也不愿意做俄罗斯，也不愿意做塔塔尔，后来我们就成了维吾尔了。我们也不愿意做农人，我们愿意做木匠……”说着他来了劲，走出室外，从另一间充当库房用的屋里拿来一个精美绝伦的折叠板凳，一个小儿摇床，一个雕花镜框架，“这才是木匠。现在的木匠能叫木匠吗？现在的木器能叫木器吗？我们是人！我们要做好好的木匠，好好的木器。我们做不成，那就去养鸡儿，养羊儿，养牛儿去嘛……”他把不该“儿”化的鸡、羊、牛“儿”化，讲得兴奋起来，颇有点滔滔不绝的架势。他接着说：“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女人呢？噫，有男有女才成为世界。女人，这真是妖怪、撒旦、精灵啊！她们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活，又让你死……”他说，他在他的原籍霍城县清水河子，就是为了女人的事才搞得狼狈不堪，无法再呆下去，才来到这里的。“是她们来找的我，我有什么办法呢？”他的脸上显出天真无邪的表情，“我们不能让她们伤心呀！”他继续说，自从来到毛拉圩孜公社，自从和阿丽娅结合以后，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哎，老王，你哪里知道阿丽娅的好处！与阿丽娅相比，我们在霍城相好的那些女人，只值一分钱！”
　　传来了外屋阿丽娅的咳嗽声，她声音不大，但是坚决地警告说：“不要冒傻气，马尔克哥！”
　　阿丽娅管马尔克叫“哥”，这使我不大信服。从外表看来，阿丽娅至少比马尔克大个五六岁。阿丽娅即使确是美人，也已经是迟暮了。而马尔克呢，身大力足，似乎孕藏着无限的精力，还没有释放出来。他所以这样滔滔不绝地讲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句语录加一句俚语，一句维语加一句汉语外带俄罗斯与塔塔尔语，声音忽高忽低，忽粗忽细，似乎也是一种能量的释放。这种半夜里突然举行的宴请，也含有有劲要折腾的意思，虽然，我丝毫不怀疑他们连同那位邻居姑娘的好客与友谊。
　　他和我第一次正式聚会便这样坦率，特别是这样起劲地夸赞自己的老婆，又使我不禁想起一句维吾尔谚语：“当着别人夸赞人家的老婆是第二号傻瓜，当着别人夸赞自己的老婆是第一号。”
　　后来他又向我介绍那位帮助阿丽娅做饭的邻居姑娘爱莉曼。爱莉曼是十点多钟告辞走了的，她走后，马尔克问我：
　　“您看出来了吗？”
　　“看出什么来？”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
　　“唉，可怜的姑娘，她只有一只手！她左手长疮，小时候齐着腕子把手掌割掉了……但是她非常要强，硬是一只手做两只手的工作，什么饭都会做，拉面条的时候用残肢按住面坨儿的一端，用右手甩另一端，她连馄饨都能包啊……这也是胡大的事情啊！”
　　当我和他谈到队里的生产、分配、财务、干部作风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手舞足蹈地喊叫起来：“对对对，问题就是在这里！我们是有宝贝的，我们有！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但是没有使用！”说着说着他拿起了两本《语录》，在空中挥舞，“我们队上为什么有问题呢？就是没有按照红宝书的指示办嘛，你看你看，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又连篇累牍地引用起语录来了，我不得不提醒他那些语录我都读过，也都会背诵。从他那未必准确更未必用得是地方的不断引用当中，我发现他确实是全队背得最多，用得最“活”，颇下了一番功夫的。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人怎么没有选派到讲用会上去，后来想到他原来是一个不肯到队上干活也不愿意参加会的人，觉得世界上的某些人和事情真是难以理解。
　　在这次被招待以后，我曾与一些社员谈起马尔克学语录的情况，多数人都浅浅地一笑，敷衍地说：“好！好！他学得好！”那神情却不像真心称赞。也是，语录背得多，毕竟无法不说是“好”事。只是一些队干部明确地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讥笑说：“那正是他的傻气嘛！”
　　关于他们的那位邻居姑娘爱莉曼，倒是有口皆碑。她是在五岁时候因手上生疮被截去左掌的。她非常要强，在学校上学功课出众，由于残废，家里不依靠她作劳动力，小学毕业以后每天走一个半小时到伊宁市上初中，之后又住宿读了财会学校。她的一只手比别人的两只手还灵巧，而且力气大。据说有一次她放学晚了，天黑以后在公路上行走，有两个醉汉向她调笑，她小小年纪，一点也不怕，一个嘴巴把一个醉汉打倒在路边的碱沼里，另一个醉汉吓跑了。
　　对于爱莉曼也有非议，主要是她已经２２足岁了，还没有结婚，而且拒绝了一个又一个媒人。“女孩子大了不出嫁就是妖怪。”有几个老人这样说，据说爱莉曼的爸爸为女儿的婚事都急病了，但奈何不了她，因为女儿是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经济独立，社会地位也高于一般农民。
　　桑妮亚有一次用诡秘的神情告诉我：“老王哥，你没有看出来吗？我告诉你这个秘密你可不要对任何人说。依我看爱莉曼是让马尔克傻郎迷住了，她一心要嫁马尔克哥呢。”
　　“什么，阿丽娅……”
　　桑妮亚摇摇头，“阿丽娅是我的朋友。她告诉过我，她的病已经好不了了，她要在她还在世的时候帮马尔克哥物色一个女人，她不放心，马尔克是确实有点傻气……”
　　我将信将疑。我回忆那天晚上在马尔克家里与爱莉曼和阿丽娅会面时的情形，我想着爱莉曼乌黑的眼珠，什么也判断不出来。我想，经过１９５７年以来的坎坷，我确实已经丧失了观察人和感受生活的能力了，将来重新执笔写作的心，是到了该死掉的时候了。
　　麦收期间，马尔克下地割麦五天，大致是一个顶俩，每天自己捆、自己割、完成两亩多。队上害怕分地片收麦、按完成量记工分这样做带有“三自一包”的色彩，因为当地习惯上把分片各收各的也称为“包”工，而“包”字是犯忌讳的。社员们干脆排在一起，大呼隆干活，说说笑笑，干一会儿直一会儿腰，倒也轻松。唯独马尔克绝不和大家混在一起，单找一块地干，干完了自己丈量。队上的记工员告诉他，他的丈量是不作数的，工分仍然是按群众评议而不是按完成亩数来记，他也不在乎，仍然坚持“单干”，同时谈论起来，他对穆罕默得·阿麦德一类干活吊儿郎当的人猛烈抨击、嗤之以鼻，“让我和那样的人并列在一起干活吗？我宁愿回家睡大觉。”他声明说。
　　根据公社革委会布置，麦收期间还要搞几次讲用和大批判。队长传达上级布置的时候调子很高，上纲上线，“如果不搞大批判，收了麦子也等于为刘少奇收了去了。”他传达说。但实际执行起来，他却马马虎虎，有时工间和午间或晚饭后（夏收期间我们集中住宿、吃农忙食堂），队长宣布搞“大批判”，开场白以后无人发言，然后队长谈谈生产，读读刚拿到的一份“预防霍乱”或“加强交通管理”或“认真缴纳屠宰税”的宣传材料，就宣布大批判结束。有一次又这样冷冷清清地大批判，不知谁喊了一句：“让马尔克木匠讲一讲！”马尔克便突然睁大眼睛讲了起来。天南地北，云山雾罩，最后归到正题，原来他批判开公社革委会了。革委会有个通知：凡出勤不足定额的，生产队得扣发其口粮，马尔克不赞成，他越讲越激动。队长几次想制止也没制止住，他论述这种扣发口粮的做法违背“红宝书”的教导，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的流毒，最后他竟喊起口号来：“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系列“打倒”和一系列“万岁”他一喊，不由得大家也都振臂高呼起来，竟顾不上考虑他的口号与言论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次“大批判”，算是最热烈的一次了。
　　五天以后，阿丽娅（她因为有一系列病，夏收期间也没有露一次面）托人捎话来，说是她病重，要马尔克回家看看。队长不准，说是每年夏收他都是这一套，干个五六天后以照顾病人为名便溜之大吉。他声称他在这五天已经干完了旁人２０天的活，他有权利回家照顾他貌美病多的妻子，便扬长而去，不管气得大喊大叫的队长。
　　队长真地火了，我也觉得马尔克太不像话了，如果都照他这样，生产队只能垮台，公社乃至整个国家也会不可收拾。所以当队长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建议停发马尔克两口的七八两个月的口粮以示制裁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不久之后，马尔克纠集了２０来个因各种原因被扣口粮的社员到公社闹了一阵，他又是挥舞着“红宝书”连喊带叫的。事后县公安局派人来调查，幸亏广大社员都说他自来有些傻气，他学习“红宝书”是积极和真诚的，他绝无任何反动思想反动言行，这样才大事化小，公安局的人把他叫到公社训了一顿就算了。看开头那个架势，我们还以为会把他逮捕呢。
　　这一年春节他到伊宁市我的家里给我拜年，我借这个机会劝了劝他，少犯傻气，少乱引用语录，多出工干活。他一再点头，叹了口气，问我：“老王，你告诉我，人是什么呢？”
　　我知道他有时候一阵一阵地爱谈禅论道，便引经据典地说：“人是万物之灵嘛。”
　　他摇摇头，“我看，人是沙子。风往哪里吹，你就要到哪里去。我们妈妈娜塔莎，不就是这样吗？十月革命一阵大风，把她胡里胡涂吹到中国来了。我们黄胡子爸爸呢，也是让风吹来的。我呢，阿丽娅呢，如果没有风吹，我们素不相干的两粒沙子，怎么聚到一起去了呢？”
　　我说我不同意，如果你只是一粒沙子，那么那些木器呢？
　　一粒沙子会做出那么精巧美丽、艺术品一样的木器来吗？
　　一提木器他就高兴了。他承认我说得对，因为一粒沙子是没有灵魂的，而他和他的木器都是有灵魂的，他常常做梦梦见一种新式样的木箱或者桌椅或者摇床围着他转。醒来以后，他就到木工房去，一边想着梦里的形象，一边锛、凿、刨、锯……于是一种新式样的木器就做出来了。他表示，他一定要为我做一个衣架（钉在墙上的一种），这种衣架虽然简易，但他要做出点新花样来。
　　春节过后，我应邀到马尔克的木工房去参观，房里充溢着令人愉快的木脂的香味。马尔克用那种小锛子用得非常熟练，轻松如意，不假思索地向木头胡乱砍去，三下五除二就砍去了一切他所不需要的部分。我最喜欢的还是看他刨木头，与关内木匠用的刨子完全不同，他用的是一种用一只手从外向怀里拉的刨子，沙、沙、沙，动作很洒脱。他穿着一件深蓝色背心，在拉刨子的时候，他的胸、背、肩、大臂、小臂直到手掌的肌肉都隆了起来，那样子真像一个显示男性健美，劳动酣畅的雕塑。他的动作既是强健有力的，又是颇有节奏和韵律的，特别是他的流着汗水的脸上的表情，诚挚而又自得其乐，根本不像一些个“力巴头”干活的时候那种龇牙咧嘴的样子。他那天蓝色的眼珠里，更是发射出活泼有趣的光芒，完全不像他滔滔不绝地讲话时候那样带着傻气。
　　我欣赏着他的形体和动作，带着一种自惭形秽的自卑感。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她有灿烂的文化与悠久的历史，但是在身体的素质和形象方面，她的平均水平是赶不上新疆的少数民族的，真遗憾啊！
　　同时我突然想起阿卜杜拉赫曼裁缝来了，呵，阿丽娅的第二个丈夫与第一个丈夫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是生的高扬，另一个简直是衰老和死亡的标志。虽然我完全是局外人，但我不能不为毛拉圩孜公社头号美女的初婚而扼腕顿足，也不能不为她的现在的幸福而深感欣慰。
　　“我把手里的这一批摇床交了活，下星期就给你做衣架，你还需要什么？别客气，说。”马尔克告诉我。
　　但我没能够得到马尔克的衣架，因为“多普卡”队进驻了。“多普卡”队不愧是火眼金睛，只一瞥便揪出了马尔克，罪名是：一、利用口粮事煽动闹事；二、打着红旗反红旗；三、其母是白俄贵族，本人与新老沙皇界限不清。
　　生产队开会批斗他一次，先用绳子把马尔克绑了起来，上绑的时候马尔克对绑他的民兵耳语了一句话，据事后了解，他说：“只要不怕绳子断，你就使劲勒！”
　　“多普卡”组长在会上喊了一通以后没人发言，会议出现了冷场，组长干着急没用，便让生产队长发言。生产队长走到前面。慷慨激昂地说道：
　　“马尔克，你为什么这样傻？干木匠活你倒凑合，学习毛泽东思想，你行么？你上过学么？你背那么多语录，谁承认呢？你这样学语录究竟是为了什么？说，你为什么要冒傻气？你能懂得什么叫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连我都不懂，县长说，他也不懂。你要是懂了，那你这个傻瓜岂不是比县长还高明？难道你要篡党夺权当州长吗？你这就是野心嘛！你从霍城县流浪而来，你是饿着肚子到毛拉圩孜来的，现在你有了老婆，有了房子，有了茶叶，有了馕，还有盐巴，你还要干什么？说，你为什么要冒傻气，说，你以后还傻不傻啦？”
　　“多普卡”组长是一位汉族农工，年方２０挂零，前年到新疆来看望姐夫，觉得伊犁这边生活不错，便留下了，但至今还没落上正式户口，便被匆匆忙忙派出来了。他又不懂维语，让懂汉语的社员给他翻译，换了两个人都说队长的大批判太深也太新，翻不过来，结果社员们推荐我去翻译，我便介绍说，队长发言的主旨是敦促马尔克认识自己的错误，认真改正。组长听了很满意，问马尔克：“怎么样，今后改不改？”
　　只见马尔克两眼发直，突然大吼一声：“打倒赫鲁晓夫！向江青同志致敬！”台下居然有不少人随着振臂应和，而组长呢，居然下令松绑，并说：“马尔克的态度还是比较老实的。不老实我们也不怕，帝、修、反我们都不怕，还怕一个小小的马尔克吗？”
　　他被分配去赶大车送粪，我给他跟过车，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维吾尔的谚语说，男子汉大丈夫什么事都应该亲身经验经验，导师也教导要经风雨、见世面，这回我算是也经了风雨了，也见了世面了！”
　　最妙的是这位“多普卡”组长，见我有文化，又老实，有一天找我去代他起草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吓了一跳，连忙把我的处境告诉他，他小声对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是我求你写的嘛。”我趁机进言说马尔克不是什么坏人，他的木匠手艺好，他不喜欢干大田里的活，再说，你让他干木匠，他并不是把一切收入放入自己的腰包，他是给队里缴利润的。“多普卡”组长说：“我明白了，咱们看看再说。”似乎从此对马尔克的态度好了些。
　　过了几星期，县革委会政工组的两位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来了。政工组长是一位支左的同志，圆而白净的脸，矮矮的个子，走路拼命迈大步，好像蚱蜢一跳一跳的。来到我们队以后，他一是吩咐给他做饭要多放辣椒，他是湖南人，二是要召集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座谈。据说他已经在别的几个大队视察过，对毛拉圩孜公社活学活用的情况很不满意。不知道队长是怎么考虑的，他转了转眼珠，把马尔克作为积极分子派到政工组长那里，事先还找马尔克动员了一番，并且关照我在担任临时翻译的时候要“多加注意”。马尔克果然没有辜负队长的期望，振振有词，句句都是语录，使爱吃辣椒的政工组长两眼大放光芒，并转头质问我，学得这样好的人怎么没有参加过讲用会。我解释说，可能是因为他过去在队里干活出勤率太低。组长不高兴地问马尔克：“上个月你出勤多少天？”“３１天。”马尔克回答。我一惊，因为上个月是２月，只有２８天。但是组长对马尔克的回答非常满意，对我说：“人家已经转变了嘛，这就是活学活用的效果嘛！谁也不是天生的先进嘛。”
　　为了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政工组长又找了队长，其他队干部与几个老贫农了解马尔克的情况，维吾尔农民乡亲是有成人之美的，队干部则更是乖觉，从政工组长的话锋上已经知道了他的意图，立刻隐恶扬善把马尔克赞扬了一番，除了积极学习以外还有助人为乐呀、民族团结呀、突出政治呀、又红又专呀，连他经常给别人递抽过两口的莫合烟也作为他先人后己的例证提了出来。还有一次给大渠堵口子的事，明明是队长自己干的，队长竟立即无私地推功给马尔克，把马尔克如何堵口子说得有声有色，使听的人如身临其境。最使我不理解的是曾经主持过批斗马尔克并且宣布过马尔克的罪状的“多普卡”组长也在座，却并未提出一句异议。于是政工组长确定，要马尔克参加下月举行的全县活学活用讲用会。
　　晚上回“家”喝茶，我把这事告诉了房东二老，阿依穆罕妈妈大笑说：“各人有各人的路子，傻瓜有傻瓜的路子。”穆敏老爹则微微一笑，捏着自己的长须说：“这也是塔玛霞尔嘛，马尔克弄起塔玛霞尔来，可是精于此道！”
　　塔玛霞尔是维语中常用的一个词，它包含着嬉戏、散步、看热闹、艺术欣赏等意思，既可以当动词用，也可以当动名词用，有点像英语的ｔｏｅｎｊｏｙ，但含义更宽。当维吾尔人说：“塔玛霞尔”这个词的时候，从语调到表情都透着那么轻松适意，却又包含着一点狡黠。
　　“那么，他在被批斗、被绑起来以后大喊‘向江青同志致敬’，又是怎么回事呢？也是塔玛霞尔？是装的？还是真的犯傻？”我问，我很想知道穆敏老爹的见解。
　　“当然是真的。喊一喊痛快嘛！”穆敏老爹要言不繁，不准备再做什么解释。他抬起头，用一种我以为是带几分怜悯的眼光看了看我，悠然一笑，他说：“生活是伟大的，伟大的恼怒，伟大的忧愁，还有伟大的塔玛霞尔、伟大的汉族、伟大的维吾尔、伟大的二月、三月，伟大的星期五（星期五是伊斯兰教的祈祷日），而星期六到星期四的每一天同样是伟大的，还有伟大的奶茶、伟大的瓷碗、伟大的桌子和伟大的馕……”阿依穆罕妈妈向我伸了伸上唇，把人中拉长，这是维吾尔人作鬼脸的表情。她说：“糟糕，老头子也犯起傻来了！”
　　这时队长隔着墙叫：“老王”，我把他请到屋里以后，他说明来意，是要我帮助队上的文书写一份马尔克活学活用事迹材料，再写一份他本人的讲用稿。“我写不了”，我抗议说，“简直是开玩笑，马尔克哪有什么先进事迹？差点没让公安局抓起来，２０天以前刚刚绑了一次！”
　　“有的有的，”队长很有耐心，“他割麦子一个人顶三个人干，是事实吧？”
　　“可那次堵口子是您自己堵的，您为什么说成他的？”
　　“他也堵过的嘛，您老王也堵过的嘛。如果现在是让您去开讲用会，我们也给你整理一份好好——的材料。”他把“好”字拉长的声音，拐了几个弯，以示强调。然后他向我笑笑，伸出右手，轻轻在空中抓了抓，像是一种什么舞蹈动作，同时他一赞三叹地说：“老王，我们维吾尔，是这样的一些人，性格温柔，手也是软软的，不像你们汉族那么严格。听说有些汉族小丫头，小小年纪，坚持红二司（新疆一派造反组织）观点，被打了个头破血流，还喊口号‘誓死捍卫’什么什么呢，真是坚强厉害的人们啊！这又有什么问题呢？好事情嘛。你现在去调查调查吧，你说马尔克有什么先进事迹，大家都会承认的，没有人反对。穆敏哥，阿依穆罕姐，你们说是不是？”
　　“对，队长的话是正确的。”房东二老点头称是。
　　……这可真给我出了难题，依我当时的情况，接受到这样的任务，本应感到受宠若惊。整一个先进分子的材料，加一点美好的形容词，适当拔高一点，一般说来我也是不会拒绝的。但给马尔克起草讲用稿，确实难住了我，我难以承认他是活学活用的先进分子，正像难以承认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人一样。硬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事迹”塞给他，我也实在下不去手。于是我检讨自己，是不是那一天马尔克向爱吃辣椒的政工组长汇报自己的活学活用心得的时候，我的翻译有什么问题？果然，我想起，在队长打过招呼以后，我的翻译虽无大的歪曲捏造，却做了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是把他不完整、无条理的句子在可能范围内顺了顺，一方面是他引用得过于驴唇不对马嘴的语录，有几处我“贪污”了，没有翻过去。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这个翻译的作用可真大呀！还有一条，就是我的普通话说得标准，完全有可能增加了政工组长对马尔克的好感。怪道当地的干部社员喜欢找我当“通事”呢，怪道他们与汉族同志打交道办事的吉凶成败很大程度上归功、或者归咎于翻译呢。咦，翻话翻话，能不慎哉！看来马尔克成为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我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为他整材料的难题，也是我“咎”由自取的了。
　　这个难题并没有使我为难下去，因为两天以后阿丽娅病重，马尔克赶着一辆毛驴车把妻子送到伊宁市反修医院住院去了。一去就是一个月，未见回来，当然，他也参加不成县里的讲用了。
　　房东大娘的继女桑妮亚带着小甜馕、方块糖和一包葡萄干进城去医院看望了阿丽娅一次，傍晚，她带着五个井然有序的小不点儿到我们“家”来，告诉我们，据阿丽娅自己说，她得的病是肝癌，她已经知道了，马尔克和医院的人还瞒着她，她也不打算说破。马尔克正在张罗卖房，凑盘缠送她去乌鲁木齐转院治疗。然而“医药只能治病却不能治命”，命中注定，她已经不久人世了。她不希望马尔克为她的病而搞个家败人亡、人财两空，她希望赶快出院回毛拉圩孜公社来，安安静静地死在家乡。其次，她认为一只手的粮站出纳爱莉曼偷偷爱着马尔克已经很久了，正是为了马尔克，爱莉曼才拒绝了一个又一个求婚者。到今年柠檬苹果黄熟的季节，爱莉曼就满２３岁了，在维吾尔农村，满２３岁的丫头不嫁，就会被视为妖孽，灾星。阿丽娅最大的心愿便是看到马尔克与爱莉曼成婚。如果马尔克不忍心在她还在世的时候先办理与她的离婚手续与爱莉曼结婚，那么，他们俩要向她作出保证，在她闭眼以后的三个月之内结婚，那么，她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然而马尔克犯起傻气，在这两条上都不听阿丽娅的。据说他已经找到了买主，那么好的一个院子加三间房子只卖３２０块钱（由于“文化革命”当中房屋政策不落实，伊犁城乡的房价曾畸形惨跌）而对爱莉曼呢，自从阿丽娅表示了自己的心愿后他干脆不理爱莉曼了。本来爱莉曼在阿丽娅住院以后每星期骑自行车去城里两三次（这个一只手的姑娘可真是能干！）给阿丽娅送饭的，结果由于马尔克态度生硬粗暴，一见爱莉曼转身就走，搞得爱莉曼哭哭啼啼的。现在，爱莉曼的事传遍了全公社，爱莉曼的爸爸知道了，认为奇耻大辱，不准爱莉曼再与马尔克夫妇来往，而且逼着女儿立即嫁人……
　　最后桑妮娅告诉我，是阿丽娅以垂死的人的身份，要求桑妮亚代她向我求援，希望我去劝说马尔克接受她的两点心愿。
　　我听后大吃一惊，心乱如麻。这一天临睡前穆敏老爹做乃玛孜（祈祷）的时间特别长，爱说笑的阿依穆罕大娘也变得沉默寡言。第二天我连忙进城去看望阿丽娅。找到她的病室，同房的少数民族女病号都对我投以好奇的目光，我顾不上与她们寒暄，直奔阿丽娅的病榻而去。天啊，阿丽娅已经变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婆，头发都变成了灰白色了，嘴角与脖子，更是干瘪得可怕，住院一个月，她老了３０年，我也无法不确信她已经走到她生命的尽头了。我的感觉与其说是在看望病人，不如说是来与遗体告别，我只有默哀的份儿了。而马尔克虽然愁眉双锁，气色也不好，但整个说来，从外表上看像是她的儿子。只有阿丽娅的眼睛，那长长的、长着神秘的淡灰色眼珠的眼睛，仍然是美丽的、深情的，即使在往后看到的各式各样的电影特写镜头上，我也没见过这样深情的眼睛。看来，她的最后的生命之火，只够照亮那一双淡灰色的眼珠了。
　　我和病人只交换了极简短的几个字，“请放心，我会办的。”我说。——“谢——”她说。“别多想，休息吧，会好的。”我又说。“我什么也不想了。”她说，并且闭上了眼睛。马尔克对我说：“昨天她与桑妮亚说话太多了，今天病情又恶化了。”
　　我告辞，先找内科主任问了一下阿丽娅的病情，内科主任认为确是肝癌，但这个医院没有专门的肿瘤科，因此按惯例她建议病人去乌鲁木齐转院治疗。当然，同时她也对病人的康复不抱希望。然后，我把马尔克叫到了楼下，马尔克先告诉我他的房子已经脱手，明天就可以拿到钱，他还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包括他的俄罗斯母亲留给他的一个金项链，还有我看见过的几件铜器，他准备变卖。他已托了买过他的摇床的民航站营业处的营业员买飞机票，争取乘下次班机去乌鲁木齐……
　　“当然，看到阿丽娅病成这个样子，我也很难过，不过你还要为以后的生活着想……”我开口，想执行我的游说的任务。
　　“瞎说！如果阿丽娅没有了，还有什么‘以后的生活’！”这个健壮的大汉当着来来往往看门诊的病人及家属，呜呜地哭起来了。
　　“我听说，阿丽娅的心愿是，以后，爱莉……”
　　马尔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左手手腕，他的蓝眼珠像两个死死的玻璃球，“去！离我远一点！如果你不是老王，我会扭断你的胳臂，割下你的舌头！”然后他松开了手，自己打起自己来，把我吓坏了。
　　后来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那就去治一治吧，愿胡大保佑她。”我这个虽然受委屈、但毕竟是从少年时代便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共产党人的无神论者，向一个并非真正的穆斯林的穆斯林说了一次“胡大”，而且，我当真盼望奇迹的出现，也许阿丽娅能治好的吧？
　　我知道农村换粮票手续繁杂，便把我身上带的粮票全部给了他，他没有道谢，默默地回身走了。
　　１９８１年重访毛拉圩孜公社的时候，我坐在伊宁市委派给我临时用的一辆吉普车里，沿着白杨成林的伊乌公路向毛拉圩孜公社驶去。路过原兵团农四师工程处加油站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蓄着长须、戴着小白帽、穿着无扣的长袷袢的高大的维吾尔人骑着驴迎面而来，毛驴是那样矮小而他自己的两腿是那样长，骑在驴背上的他腿是耷拉在地面上的。他的形象使我觉得十分面熟，却又想不起是谁来。伊犁这个地方比较开化，又长期受苏联的影响，即使在６０年代，也少有像喀什噶尔那样戴小帽和穿袷袢的人，骑毛驴的也只限于老人，而且主要是喀什噶尔的移民，到８０年代，自行车、的确良大普及，穿牛仔裤戴太阳镜的青年也到处可见，骑毛驴的人绝无仅有，因此，我在吉普车与毛驴瞬间交错时取得的印象使我心头一动。
　　在公社住下来以后我了解到，阿丽娅在乌鲁木齐鲤鱼山下的医学院医院住了七个月的院——她的生命力还是相当顽强的，１９７１年初死去了，就埋在乌鲁木齐东郊。直到１９７４年夏天马尔克才回到他已无家可归的毛拉圩孜公社，其时我已经彻底离开伊犁了。马尔克回来的时候蓄起了长须，有时戴着纯白的小帽，有时缠着色来（缠头巾），还带回了一匹毛驴，俨然南疆阿訇的风度。他从队部借了一间房子住，照旧做他的木匠活，与世无争，话很少，也没有任何傻气。现在没有任何人叫他“马尔克傻郎”了，相反，尊称他为马尔克阿凡提（阿凡提本意是“先生”）。
　　人们告诉我，他刚刚应邀动身到县里去，为县俱乐部做一批木器活。我惊叫起来，原来我在吉普车上看到的那位骑毛驴的大汉就是他呀！“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问。“至少两个月。”人们答。呜呼，缘悭一面，乃至于斯！
　　最令人沉重的还是爱莉曼的命运。她离开了父母，顶住了一切舆论压力，等待马尔克一直等到了１９７４年。马尔克流浪归来之后，她去找马尔克，要求嫁给他，再次遭到冷冰冰的拒绝。爱莉曼一怒之下嫁给了——阿卜杜拉赫曼裁缝。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人们告诉我这确是事实，１９７３年，老裁缝与自己的不知是第几个妻子、喜欢光脚丫走路的玛渥丽妲再次离婚了，而且是他相中了爱莉曼，早就派人去说媒了。
　　“阿卜杜拉赫曼还没有死？”我不合礼仪地问，我想起老裁缝那副肺痨三期的样子来了。“老头结实着呢，一个又一个地专娶年轻丫头！”乡亲们告诉我。
　　是的，在公社逗留期间，我见到这位老裁缝两次，他还是那副躬腰曲背的样子，没有也不可能变得更年轻；但确实，也并没有怎么显老，和十几年前，几乎没有多大区别。我惊叹，他可真有股子蔫乎劲儿。
　　我很想去看望一下爱莉曼，却又觉得诸多不便，便终于没有去看她。
　　１９７９年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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