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访友，见其沙发上一书：《千年一叹》，作者是余秋雨。

去国已久，余秋雨的名字偶尔会在网上出现，说是中国当代大散文家。好像读过他的半篇文章，顿时觉得自己太老了，作罢。余秋雨到美国做讲座，有朋友相邀，但自己实在没有时间。

翻了翻书的自序，余秋雨集学者作家领导加博导一身，实在是当代中国文坛精英。但其行文落笔，实在令人生畏。

随手翻到书中一文，《我一定复活》：

“早晨起来，在阳台上坐坐，想读几份昨天在巴特农神殿门口得到的英文资料。不想刚坐下又站起身来，原来发现巴特农神殿就在我的左前方山顶。每天早出晚归地忙碌，只是偶尔扫一眼正前方的雅典宙斯神殿石柱，竟然没有看到更显目的巴特农！

我重新坐下，久久地抬头仰望着它。”

“久久地抬头仰望着它”？余先生好纯情好可爱啊！

余先生特意指出读的是英文资料，不得了！国内有多少文人看得懂英文资料？想起一个十几年前的真实故事：一个国内的讲师公派到美国某著名学府从事社会学研究。到了系里，其英文程度和知识结构实在无法与美国学者沟通。因为这位讲师拿的是国家的钱，系里也就对她不管了。到美国两星期后她就一头扎进了一家中餐馆，打工赚钱。在午餐和晚餐之间餐馆打烊的间隙，研究起社会学。她是这样研究社会学的：把信箱里别人视为垃圾的广告收集了，平时出去玩或路经商场，门口的旅游小册子和广告她全套收集。然后她把这些英文资料意译成中文，再加上一点临时发挥的小故事，定期寄回国内发表。在她一年后回国前，她已成为名人，而国内的学校已经给她评好了副教授的职称。

余先生的抒情文章自己无缘欣赏，就看看叙事的吧。在《雅典地震》里， 他是这样描述他和许戈辉在雅典经历的一场小地震：

“这时的许戈辉与两个小时前光彩照人的主持人完全是另外一种形象了。她已换了睡衣，冲出来时顺手抓起那件淡黄色的工作服裹在身上，只穿一双袜子，但手里却拎着一双运动鞋。她急速地相我解释……

在等钥匙的空档里，我和许戈辉站到了阳台上，讨论起奔逃的方案。这主要是受星象大师的影响，觉得大地震果然来了，刚才只不过是预震而已。我的方案是：这家旅馆总共五层楼，我们在顶层，阳台又大，站在阳台上应该没问题……”

危机，美人，英雄，阳台，睡衣，香艳浓得化都化不开了。

中国文人的自大，自狂，自卑，浮躁和造作，以及深入骨髓的淫荡和自命风流，什么时候才能消失？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往往以一种文明生存者的姿态评论其它没落的文明。在《雅典地震》里，当旅馆的服务员以奚落的口气回应他们：“是啊，地震！”，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镇静可曾令他们汗颜？

在美国好点的学校都有诺贝尔奖得主，诺贝尔奖得主来做讲座是很平常的事。自己也和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聊过天。印象中，这些诺贝尔奖得主至少在公开场合都表现得很谦卑。最近现代生物学之父沃森因发言不当丢了乌纱的事反映了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对学者社会责任感的要求。什么时候，国内自称学者的文人能认真学点做学问的方法，多一点平实理性呢？

什么时候，作家在国内不再成为高人一等的身分，而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什么时候，作家能够有除了写作外的一技之长可以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