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看了潘涌关于大串联的网文后勾起了我些儿时记忆。真要提笔写时，方知我对大串联的起因一无所知。于是网上现查，这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首先是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和中学范围内引起了强力反应，那些身居外地的造反派觉得受到了压制，感觉要革命怎么就那么难？于是纷纷赴京奔北大取经，顺便还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据统计，仅1966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到了北大的就有71万人次。

而与此同时，尽管8届11中全会（1966年8月8日）的“十六条”已经造成强大的冲击，并且毛泽东也已经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复了信，但是各地党政领导对于文革仍持抵触态度。因此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因势利导，于8月18日和8月31日两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公开表明了他对红卫兵的肯定与支持，以求推动文革迅速全面地发展。

而后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外地组织高等、中等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届时交通费和食宿费由国家财政负担。

这下可热闹了，开始主要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向首都北京；然后就是北京的红卫兵不甘示弱，不甘寂寞，风风火火地北上南下地去声援。一时间真是天下大乱乾坤扭转。其实大多数人在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同时也会不自觉地用余光扫一眼自留地，因此借机免费探亲访友游山玩水也是顺风顺水的事。

（一）
文革之始我哥上小学四年级，受革命浪潮席卷也凑热闹要去串联。平时在大院儿里他爱和大孩子一起玩儿耍，有一个家住在红一楼姓王上初一的大男孩平日里与他玩得多些。当我哥听说他要与同学去串联时就打算一起去。

他回家来一说，好像我妈妈也没怎么拦着就同意了。纵观我们家对孩子的教育，基本就是无为而治大撒把，任其自然发展。大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意思，当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也不是绝口不提的。

我哥临走前那天晚上去食堂买了10个大糖三角，每个二两，红糖馅，把他的那个书包塞得满满的。我在旁边看着觉得他很奢侈，这那像是去干革命呀，分明是借题发挥假公济私嘛。

晚上临睡前妈妈给了他10块或是15块钱，让他路上放好，小心别丢了。还叮嘱挤火车要注意安全，不行就回来；好像还写了几个人的地址，说如果到了那里万一有事就找他们，但是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被揪出来了？等等。弄得我心里也跟着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就此事不记得我爸爸参与了什么，可能那时他就不怎么能回家了吧。

好像只过了一周左右，一天下午我哥突然就脏兮兮地回来了。家里保姆忙打发他去洗澡，因为院儿里的澡堂子只有周日才开。等到晚上听他跟大人们一细说才知原委。

原来是他们这帮孩子先去了北京火车站，因为人小力亏在那呆了大半天愣是挤不上火车。于是他们自作聪明，想北京站上不去那就沿着铁道走吧，到下一站去上车。可是他们走呀走呀，一直走到了石家庄也没能上了火车。想想也是啊，老潘文章里写了，连一个小小的厕所内都能挤进去了十几个人，那从北京开出的列车早就都挤得满满的了，这火车刚离京不远，连河北省都没出呢，哪里还再上得去人。再一个难处就是，他们沿着铁路走没进城，根本见不到“红卫兵接待站”，那自然也就没处去领那免费的食品。而且这些小地方据我妈妈分析也未必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到后来估计他们也醒过梦来了，思忖一下无望，眼瞅着已是粮绝钱也将尽，只得打道回府，闹了个串联未遂。

（二）
接着是我妈妈要去串联了。搞不清是学校出面组织的还是他们教师自发的行动，反正是成功地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姜还是老的辣，我妈妈他们一下子就杀到了广州。回途她去了苏州、因为她在那里学习过要顺便访友，杭州和上海自然也是要去的。她还去看望了我大姨、二舅和我姥姥。文革初期我姥姥在郑州，那时还没被哄回老家呢。再然后她又去了我爸的老家，去看望了我爷爷和奶奶。她这一大圈子绕得真值，足足有小两个月吧。反正是回来时天已经冷得要穿棉衣了。

她回来时的打扮真让我惊讶，所以至今还留有印象。一天晚间，黑灯瞎火的一个土包子进了门，我伸着小脑袋一细看原来是妈妈。样子那叫一个土，因为天冷她从我爷爷那儿穿回来一件黑色的制服大棉袄。一路风尘仆仆，黑棉衣被弄得又脏又皱，棉衣兜儿里还塞得鼓鼓囊囊的。她不仅背上背着行李，怀里还抱着一袋粮食（我家里买米买面都用那样的白布口袋），那样子就像电影里的逃荒者。

那一袋粮食原来是袋白薯干儿。妈妈说，知道带着那么沉的东西挤火车不容易，但是为了给我们小孩弄点零食回来她还是拎着它们上了路。可怜天下父母心，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这里面有个小故事。我们家保姆是河北通县一带人士（在我家呆了有10年），她儿子偶尔进京来看望她时会带来一小包红薯干儿给我们吃，但是量很少，每人也就几小块儿。那东西不仅能磨牙，还又甜又香，小孩子们都很馋那玩意儿。但是他们那儿的薯干儿是用蒸熟了的红薯晾的，而我妈妈带回来的却是用生白薯晾的，所以不怎么好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我妈这之前好像没有怎么吃过白薯干，因此搞不清生与熟、白和红的区别。就知道我们特喜欢那东西，却不知道此白薯干儿非彼白薯干儿，只是叫白薯干儿。

（三）
大串联期间我们大院儿很热闹。我们院里有11栋欧式大灰楼，虽然这些楼只有两层，但是由于高地基、高楼层，再加大斜坡高屋脊，实际高度和我们五层高的宿舍楼不相上下。这些办公楼、教学楼平时基本都空着，因为人大本校早已经搬西郊去了。故此中央和国务院9月5日的通知一发，我们院儿的这些空房马上就被征用来接待外地来京大串联的红卫兵。

那时候学校已经停课，我们整日在院子里疯玩儿。一日见院儿里运来了好几大卡车的草垫子，工人卸下它们后统统搬进了楼内空屋里，铺在了木地板地上，说这些都是睡垫。我们小孩子哪里见过这些好东西，高兴得在上面连打滚带翻跟头。严格地说那些垫子不是用草编的，而是一种芦苇，每一根都有一指多粗。很软，有弹性，正确的叫法应该是苇箔。

睡垫铺好后，呼啦一下子涌进了大量的外地红卫兵，基本都是青年学生。我们院儿有三个大食堂和一个西餐小灶。职工大食堂是永远都开伙的，而另外两个学生食堂就只有一个一年之内偶尔还开个把月。西餐小灶主要是供专家和留学生使用的，所以文革一开始就关闭了。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食堂当然都要投入使用。但是有一个大食堂却不能，因为里面已经被北京市的抄家物资添得满满的了，一时腾不出来。

院儿里的大孩子都闹革命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小小孩儿凑热闹。一开始新鲜常去灰楼看那些来京的红卫兵，他们不仅带来了被子，有的还带来了干粮。我弟曾和几个福建红卫兵混得很熟，他们离京时还和我弟去照相馆留了影。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也就是些高中生。一天我弟从衣兜里掏出两三个面做的小圆球给我吃，有玻璃弹球那么大，他说这些是福建学生带来的干粮，现在没用了，让他们几个小孩吃着玩，他抓了一把。我尝了尝，还行，有点甜味儿，就是稍微有些硬。那时候的小孩嘴很馋，只要带甜味就是好东西。

那阵子最热闹的事就是在大操场上看红卫兵练队。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头两次没经验，组织工作没做好，虽然场面很热烈，但是比较乱，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后来再要接见，就组织红卫兵从天安门城楼前列队而过，不许再一窝蜂而上将个城楼子围个水泄不通了。这样主席还可以适时地下来乘吉普车检阅一下。

红卫兵练队是由解放军战士带着练，那一溜排开的大横行还真是不易走齐了，刚开始就像是巨蟒乱舞。不过日渐成效，等练到各横行一起和练时，还真挺壮观的，反正是我们这些小孩看着觉得很棒。同时“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共产党万岁！万岁万岁万岁！”的口号喊得震天地响，那可是真的发自肺腑地群情激奋。连我们这些小孩们也都被感染了，和他们一样盼望着接见的时刻早日到来。

有一天看红卫兵练队，见操场边上有一辆平板三轮车空着，我们几个小孩就爬了上去。站着看累了我就跪在上面，跪累了我一扭身子刚要坐下，就听“呲啦”一声，结果我的裤腿儿被平板车上的钉子刮了个大三角口。想回家可又舍不得走，坐下后开始还加着小心，想着离那钉子远一点。可是看着看着就忘乎所以了，正在兴高采烈之时突然就觉得屁股下面被刮了一下，忙抬起来一摸，发现裤子又被刮了个小口子。当时很沮丧，觉得回家不好交代。不过贪玩还是舍不得走，同时心想这回算是刻骨铭心了，一定会长记性。可是孩子就是孩子，一仰脸看见眼前那热气腾腾的场面，没一会儿就又将那根钉子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最惨的一下当然是结束时从平板车上窜下来的那一刹那，随着清脆的“呲啦”一声，我的那颗欢蹦乱跳的心刷地一下就像掉进了冰窟窿，立马就冻得缩紧并僵硬了。回家后倒是也没遇什么大麻烦，一是我妈妈串联去了不在家，二是家里保姆不太爱说人，实在烦了她就去告状，可现在是状告无门。

毛主席接见的日子终于到了。前一天晚上下通知，第二天凌晨5点半开早饭，然后集合队伍六点多钟就开拔奔向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红卫兵不仅要吃早饭，好像还要带午饭。食堂人手不够，要求院儿内家属帮厨蒸馒头，所以赶上那几天我家阿姨都是晚上9、10点钟出门，要到清晨4、5点钟才回来。

一次保姆回来后很气愤，说她也见到有的红卫兵扔馒头了，而以前她都是听说。这些扔馒头的主要是南方红卫兵，理由是他们吃不惯。可是我家阿姨说了，没让你们吃窝头紧着大白馒头你们还糟踏，不爱吃你可以不拿呀，又不是你家的粮食。看来还是劳动人们的觉悟高，知识青年就是欠锻炼。

那些日子里晚上家里一没了大人，我们这帮小孩就闹翻了天。我们招一大帮孩子来家里玩捉迷藏。关上灯拉上窗帘后大家就在一间屋子里床上床下，桌上桌下，椅子旁柜子边藏起来，然后把一个小孩的眼睛蒙上让他找人，而藏好了的孩子就只允许一只脚移动，另一只脚要永远生根。蒙着眼睛的孩子摸到谁后还要猜出名字，这时候被抓住的孩子被浑身上下，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一通乱摸索后没谁能忍住不嗤嗤地闷笑，这样那孩子就能闻声辨人了。

在我家玩了两次之后就不得不转移了阵地。有一次在一个男孩家玩得正酣，咚咚有人敲门，他上前一问后回屋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原来是他哥回来了。他哥和他姐当时都是八一中学的高中生，是红卫兵里的联动分子，狂得很，和他是同母异父。他爸当时是师级军衔，而他哥姐的爸是他爸的老上级，好像是解放后在什么战场上牺牲了，这样他哥姐算烈士子女。我们一看他那样子也吓得瑟瑟的，赶紧穿鞋的穿鞋，找鞋的找鞋。不敢开灯，趁着黑大门一开在他哥还没反应过来之时就呼啦一下子都冲出去了，我估计他哥当时一定以为家里闹耗子了呢。

言归正传，院儿里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接见一拨走一拨，不许滞留。很有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意思。但是也有个别的红卫兵因为种种理由不想离京，还懒得换个地方，结果是一经发现军管处的就出面劝其离京。

家居北京的一个好处就是见得亲戚多。借着大串联我也把那些已上中学的表兄堂姐见了个遍，掐指算来有六个表哥和一位堂姐，其中有两位表哥还来了两次。他们来家时若赶上我妈妈在京，都会被带去商店买一双鞋或是新衣服，当时我就觉得妈妈可真大方。

1967年2月3日和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各地接待站陆续撤销，串联这才逐渐减少，以至结束。